答李翊书观后感800集合

引导语：韩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韩愈《答李翊书》就是一篇关于文章写作教育文章，读完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感想?
韩愈《答李翊书》读后感
最近读韩愈的《答李翊书》，感慨良多。
文学史上提到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韩愈的文学思想，但我觉得，从人生修养的角度来看，这篇宏文也值得后人好好琢磨。
韩愈在这篇写给李翊的信中，高扬儒家崇古思想的旗帜，要求青年儒生能够把学习的目标确定为“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刻苦钻研，不求速成，“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有别于后世一些文人，韩愈的崇古不是泥古，而是法古，所以他在追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重点强调了自己在研读古籍时“惟陈言之务去”、致力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的精细工夫。更为可贵的是，他指出自己在学问上已达到很高境界(“浩乎其沛然”)后，仍不废怀疑精神，“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终得到淳一的道学。治学与修身从孔孟以来就是二而一的问题，治学就是自觉修身，修身就是涵养学问，孟子说“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这个意思。韩愈也说，学问之道“不可以不养”，要活到老学到老，也养到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经过这样一番涵养工夫，就可以成为一位有道君子。孔子说过：“君子不器。”有道君子并不刻意追求闻达，而是“处心有道，行己有方”，达可以兼济天下，造福黎民;穷可以垂诸文章，嘉惠后学。“如是者，其亦足以乐乎?其无足乐乎?”
一个人学习古人、专心修身往往要失去一些现实的利益，让别人看来这似乎是很大的损失，(“志乎古必遗乎今”)但是，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是别人能作出回答的。因为，一位真正的有道君子有自己的追求，所以能自得其乐，要是在乎普通人的价值判断，他又算什么君子呢?因此“如是者，其亦足以乐乎?其无足乐乎?”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答案。
韩愈一生，命途多舛。他幼年失怙，由兄嫂养大成人。虽然好学深思，却屡试不第。后来好不容易获得功名，却又因直言进谏多次被贬。面对命运的不公，他依然钻研道学，不改其乐，最终成为一代大家。这篇《答李翊书》可以说是韩愈的一份人生自白，从中可以窥见他的伟大人格。

读着这篇文章，我仿佛看见在遥远的古代，一位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在儒家文献里孜孜以求，追寻着人生的意义，在命运的歧路上，渐渐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和归依。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今后的一生中秉持这些深邃的道德，正道直行，把它发扬光大。
当他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同时也把自己放到了绵延中国古代历史数千年的道统里，因此，从他的人生里我们隐约看见了中国古代文明坚强挺拔的脊梁。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样一个信息交流过分发达、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逐渐分离的时代，我们反而不能接上我们伟大的先人那富有生机的神经。我们也许有太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但我想，属于信仰的"知识，从来都只有一种。我们自然不必像韩愈那样去皓首穷经，但我们不能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去寻找一种达到心灵平静的哲学。一次次读着那些因为过度贪婪而迷失了自己的人的忏悔，我常常生出深深的怜悯，很多人说，这些人失去了自我约束能力，我觉得，他们是失去了学习的能力。
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学习，那就是人格的学习，任何知识如不能有益于人格的增进，那就不是好的知识，这也正是韩愈在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们的方法。
附
《答李翊书》原文
韩 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答顾东桥书》读后感1
先生在《答顾东桥书》中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知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合一统一观。
知行本就是不可分离，如今中学生心理问题屡见不鲜，如唯我独尊心理，厌学心理、早恋问题、网络迷恋问题等，表现出诚信缺失、性格怪癖、目中无人等现象。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道德伦理，关键是能认知却不能笃行，以至于知行分离，日积月累，甚至造成人格的分裂。所以要强调“行”，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践。在实践中学会成长，在“行”中习得优良的道德品质，因为长期的实践不断强化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是不轻易改变的。
修文一中不断的创设条件组织学生“行”。一是开展生活教育，如：学生自主洗碗，这个小小的举动有大大的功效，积少成多，学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高尚的品质。二是学校开展实践活动，如：“远足”，在这次活动中，培养了学生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和集体精神。三是充分利用周末及假期，指导学生“行”，每次返校，“遍询诸生”在家是否行到温凊定省之仪，是否有爱亲敬长？经过长期实践，使学生对伦理道德的认识不断加深，亲情更加融合。
总之，道路且阻长，还需坚持和探索。相信用“知行合一”思想把我们学校打造成“修文第一、贵阳卓越”的目标指日可待。

《答顾东桥书》读后感2
朱熹在理与气、太极与阴阳、道与器、知与行、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等范畴所持的二分法，导致了他哲学逻辑结构内部出现裂缝。出现了有人虽然知道“天理”，在日常生活中却并不依“天理”行事的“假道学”。所以，由“知”如何必然导出“行”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王阳明此文落重墨来讨论知与行，心与理的关系。他极力反对朱熹的二分法，文中力斥“析心理为二之非”，试图弥补知、行，心、理等相关范畴间的缝隙。
朱熹根据《大学》首章，提出要先格物致知，然后才能正心诚意。因此便要“即物穷理”，去格一件件物之中的理。但此法甚为繁琐，而其结果是，按照王阳明说法，“博而寡要”。王阳明早年亦曾依朱熹所言去格物，然而格竹失败的经验才促使他抛弃朱子的格物之说，转向心学。
就此文范围来看，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理不在物上，而在人心中。所以脱离本心，去繁琐的在万事万物上求理无异于缘木求鱼，劳而无功。这样看来，王朱二者的差别在于为学近路的不同：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外而内。朱熹以格物为本，主张先去格身外万物之理，然后才能正心诚意致知；而王阳明却以诚意为本，意诚则本心明，本心明则万理自然通晓。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方法是务外遗内，舍本逐末，是“道在迩而求诸远”。
但是有人会觉得朱熹的“格万物”虽然繁难，但毕竟操作性更强。王阳明的方法太玄，容易流于佛教“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功夫。对此王阳明在此文一开头便申明了自己的学问与佛教的区别在于：自己的学问要求每日用功，而不像佛教那样凭空冥想。他通过引入他的知行关系理论，为自己的学说在实践上提供一种可操作的步骤，从而减轻了其理论的空洞玄虚。
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为“知行合一”。他认为必须“知”后才能清楚明白的去“行”；而只有“行”后，才能将“知”落到实处。“知”就一定要“行”，只有在“行”了之后“知”才完整，否则不是“真知”。用文中的"原话来说就是：“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这样，王阳明就将“知”“行”二者联系起来，修补了朱熹“知先行后”的说法所导致的理论裂缝。“知行合一”理论，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很好的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知行问题，也即如何在道德判断和相应的道德实践之间建立必然联系的问题。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建立在他的“万物一体”的说法上的。也就是说他从根本上就把“知”与“行”看作同体一物（而不像朱熹把“知”与“行”看作不同的两物）。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做法是相当聪明，或者说相当狡猾的。毕竟看作一物，要比看作两物要更容易完成从“知”到“行”的跳跃。
“知行一体”的说法还解决了文中一开始顾东桥提出的“功夫次第”问题。倘若把知行看作两物，那么诚如顾东桥所说，它们之间“不能无先后之差”；但既知行一体，那么肯定是并进无先后了。顾氏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
这篇文章可算是整个王阳明思想的缩影，就我体会到的来说，可以总结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
另外我想补充说一下王阳明和叔本华思想的一点联系，以及我对他们理论的一点看法。
他们两个人都试图通过理论证明：由道德规范必然可以导出相应的道德实践。并且他们的理论基础都在于“万物一体”。有所不同的是王阳明更注重实践效用，因此对在实际中如何致知笃行的方法谈得更多一些；而叔本华更注重于道德合理性的证明。
但是，诚如叔本华所说，“道德，鼓吹易，证明难”。想跨越知与行之间的鸿沟实在不易。虽然王阳明与叔本华自认为自己的理论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理论全都基于一些玄学的假设，并不能使人信服。对于解释不道德现象，他们怎么说呢？当然，他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本心或者同情心受到蒙蔽了。那么，应该怎么样解除蒙蔽呢？他们给出的方法恐怕并不太奏效，否则现在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不道德现象呢？
道德是不能由它本身被证明的。玄学式假设更加不可靠。我觉得应该更实际一些：难道暴力不是道德可靠的保证吗？暴力可以“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虽然，我不能证明暴力和道德之间有因果联系，但是暴力和道德的相关关系（这可以观察得到）绝对比玄学和道德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在我看来，喜欢一篇文章不外乎两种理由：一是由于文章本身的魅力，二是出于对作者的仰慕。而于文天祥，无疑是两者兼而有之。
知道文天祥其人，其实早于他的诗文，并一度惊讶于在暗弱的南宋，曾有过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文人。

当元军的铁骑南下，国家危在旦夕时，他变卖家财，毁家纾难；在宋朝风雨飘零之际，他率军转战四方，奈何不遂人愿。而最为人所折服的，是在被捕之后，面对威逼与利诱，犹能坚守节操，毫不屈服。与众多降元甚至转而为元灭宋的南宋官员相比，愈加让人感佩。
我们不必深究他的坚持是出于什么的影响，一个能坚持自己信念与理想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人，无疑是一盏明灯，照彻了昏暗历史的一角。斯千百世以下，犹能振奋人心。
文天祥在诗文中提过骂贼而死的颜杲卿，可见一个榜样的力量。而自宋以降，无人不知文天祥，至明末转战中原的张苍水，
犹比之于文天祥。正是他们，塑造了中国人的脊梁。其一人之行，胜过立万言书，功莫大焉。
文天祥的风骨与信念，于其诗文中可见一斑。《正气歌》写于他被元军羁押狱中三年之后，而于其中，我们仍能看到他的不屈服。在序中他描述了狱中生活环境的恶劣，而胸中自有正气可凭。而后历数先贤，以明心迹，“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是他的真实写照。
譬如莲生淤泥中，取莲华而勿观于淤泥。不必看那卑微，那软弱，那屈服，那残忍，只需看这黯淡却永久的灯火，而心慕之向往之行效之，便足矣。
于今之世，我们虽不必如文天祥一般以生命来坚持，然而，存养胸中一段正气，塑造自己的信念，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王阳明临死前对弟子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对于学习文天祥，我们只要做到这般，便足矣。
斯人已远，留下的是充塞苍冥的正气，而正要我辈中人发扬光大，教这《正气歌》传承，千百世降，犹不衰绝。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孟子·公孙丑上》中一句话。对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我的理解是：浩者，白也，纯洁也，如天之气也。浩者，广袤无边也，胸襟广阔，大公无私也；然者，自发，油然而生，自然而然发于真心。孟子所讲浩然之气是义与道的集合体，集合了义与道的浩然之气，便与天地合一，有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据此，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我体会孟子之浩然之气具有以下性质：纯洁之气；无私之气；出于真心即信念之气；正义之气；真理之气。浩然之气合于天地就是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相符合，按客观规律办事。

而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是指人的仁义道德修养达到很高水平时所具有的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所以说这种"浩然之气"是"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无是，馁矣。"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能具备一种崇高的精神美、人格美。……所谓"善养浩然之气"，也即是要培养自己这种"美"、"大"、"圣"、"神"的崇高品格。孟子认为一个人具有了这样崇高的品格，在精神上就会体现出浩然正气，就能"知言"：不仅自己言辞理直气壮，而且善于辨别各种错误的言辞。可见，志、气、言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志"，指心，即指人的内在的人格与品质，"气"就是这种"志"在精神状态上的体现，而"言"是具体表现"气"的特点的。所以，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然后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首先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然后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
孟子所说的"气"是仁义道德修养的结果，是可以学而后至的，而非先天个性气质特征之表现，因此与后来曹丕所论之"气"不同，韩愈《答李翊书》中所说之"气"与孟子较为一致。
钱逊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说过：“一部四千年中国史，正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中国史，不断有正气人物、正气故事。故使中国屡仆屡起，屹然常在。”中华民族有这么一种正气支撑着整个民族的发展。虽然中华民族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和苦难，但是民族正气最终能够战胜困难，发展壮大”在历史上，不断有正气的故事、正气的人物出现。我想举文天祥的例子来说明。文天祥在历史上代表着我们的爱国传统和民族主义精神。他坚持抗元，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他写的《正气歌》很好的体现了他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做，也能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民族精神。
我们怎么样才能保持这样的品格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去计较个人物质生活是怎么样的美好，而是要符合个人的理想，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保持独立的高尚的人格。像齐国的史官，他秉笔直书，不为了权势而放弃自己，把道德和人格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精神生命的价值高于物质生命，物质生命并不是最高的价值。实际上，古今中外一切先进人物，都是把精神生命、理想追求放在第一位；如果所有的人都把物质生命放在第一位，我们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这一点，把精神的追求，人格理想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是中华民族一个突出的精神，是我们爱国主义的根源所在。

文天祥死后在自己的腰带上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反映了他的思想。他所有这些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先贤传统中得到，另一方面就是从孔孟传统文化中得来的。“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他一辈子都在追求这一点。孟子讲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就是要不断积累，才能达到浩然之气。文天祥就是这样做的。这说明民族精神的根源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反过来，这些事迹是怎么流传下来被后代继承的呢？靠文化的积累，靠我们的史书，靠文学以及其他的发展。他们的思想体现在他们的诗文之中，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正是这些，让民族精神不断的延续发展，被后人所传承。如果我们把这些都丢掉，不学历史了，或者历史不去讲这些东西，只记载生产力怎么发展，阶级斗争怎样进行，这些就都不为人知了。我们也应该认清我们现在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进行的，要充分看到它的`困难所在。现在要从头做起，要告诉人们传统讲的是什么，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帮他理解，让他去选择，这是个非常非常艰巨的事情。
在今天，这句话就具有了及其丰富的政治色彩，教育色彩和各种丰富的内涵，当然，我们所说的大气同孟子的“浩然之气”不尽相同的但读书的过程无疑是境界宏大的阶梯。如果说文章是社会生活、人类情感的载体，那么它自然是作者见解、才智、素养的反映。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的胸襟，第一等的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阅读的视野决定写作的视野，阅读的品位决定写作的品位。读书的过程是吸纳，也是接受心灵的沐浴。读屈原，我们怎能不为他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志向感染？读司马迁，我们怎能不为他的多舛遭遇扼腕，不为他的非凡成就赞叹？读霍金，我们读出了蕴藏在他那枯槁躯体里的生命之光，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读林则徐，我们读懂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真正内涵。有了这种广泛阅读的积淀，释放的文字怎能不是晶莹澄澈、视野开阔呢？
我善以自然养吾浩然之气。大自然赋予了人们生命，更赋予了人们对美的感情，以及心灵的纯净。站在高山之巅领略天空的浩渺，站在与天最接近的地方，感受天高任我飞的壮志，有一种想驰骋的感觉。听大海波涛拍岸的声音，体验大海的无所不容和那一片蔚然。我想自然界的美感是真正需要人们的品味的，这是一种原始的干净的美。在这个大都市里我们总是忙碌着，却很少停下脚步来想一想，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东山魁来的正义所以著名，巴金的作品这所以受人爱戴，是因为一种原始的真实。这种真实与清澈可以让人细细品味，回归自然。

我们要学会以天为尺，放开辽阔的胸襟去接纳多彩的生命。学会用飞鸟的标准去读飞鸟，读出一首动人的飞鸟之歌；学会以海为度，张开宽广的臂膀去拥抱平凡的世界；学会以少年的情怀去读少年，读出一则风花雪月的吟唱；学会以老年的情怀去读老年，读出一则睿智达观的情怀。我愿以天为尺，将生命丈量成辽阔的苍穹；我愿以海为度，将生命稀释成浩瀚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