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全传读后感合集

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两个人都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文学大家。范仲淹以他凛然的大义，在十一世纪的官场上树立了一座风范之碑。而王安石则因为变法的失败，成为一个官场上的失意者。原因何在？
据《宋史?范仲淹传》介绍；范仲淹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日夜思虑和策划着怎样实现一个太平的政治局面。每到一处做官，他裁抑侥幸，削减冗滥，调查并审理各路官吏。他待人十分亲热敦厚，并乐于替人家办好事，使民众得到最大的实惠。在当时，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
由此可见，范仲淹属于对人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处处考虑周全，又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他是性格虽然刚正不阿，但并不执拗。为了自己认为的正义与理想，他可以不要前途，甚至是生命。特别是主持政务期间，他廉节简约，克己奉公，直言尽职，利则生民。在致力于改革社会的同时，不断地提高自身品格的修养。当时的贤士，很多在他的指导和提拔下成长起来的。他死时，各地的人听到噩耗，都深为叹息；羌族首领数百人聚众举哀，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斋戒三天才散去。
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个开风气的人物。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砥砺了一代士风。虽说有点庙堂之词之嫌，但是弘扬了华夏古典文明的优秀传统，被后世广为流传。范仲淹晚年时，给兄仲温写过一封信：“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生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是主宰？既然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正因为他在当时和后世，都被奉为天下第一流的楷模，他的`品格和思想，固然不可能不带着时代的烙印，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誉。
据《宋史?王安石传》介绍；王安石性格刚愎自用，遇到事情不管对错，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改变。在议论变法时，他附会儒家经义，提出自己的主张，辩论起来动不动就是好几百字。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向很有交情，依据朋友之间相互督促行善的道理，司马光三次给他写信，反复进行规劝，王安石很不高兴。
在用人上，王安石多用自己门下轻薄而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几乎把朝廷内外老成持重的人罢黜殆尽。像吕公著、韩维这些王安石曾凭借而树立自己声誉的人；像欧阳修、文彦博这些推荐他的人；像富弼、韩琦这些重用他担任皇帝侍从的人；像司马光、范镇这些好朋友，王安石对他们不遗余力地加以排斥，以达到顺利实现变法的目的。

对于王安石来说，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是能造福子孙后代的。他在基层时曾亲自实施过，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当他把这些政策推广到全国时，问题出现了，他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者，而是一个指挥者，他指挥不了大佬，只能选那些热情的有冲劲的年轻人。但遗憾的是，正直的人无法理解他的思路，理解他思路的人不正直。当他的手下告诉他政策多么的好，推行得多么顺利，国库多么充盈时，他却不知道这些钱是怎样从老百姓的嘴巴里抠出来的。
变法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从一开始，就遭到主流社会的反对，王安石的理论是，只要方法对头，想要发财，没有不可能。但按司马光的观点，天下钱就那么多，国库充盈了，老百姓的钱就少了，不过取之于民罢了。那些政治大佬们的担心终于出现了：为了逃避保甲法，许多人进行自残；国库充盈的同时，大批中小商贩纷纷破产，市场前所未有的萧条；青苗法让贫苦的农民彻底走上卖房卖地卖儿卖女的境地；灾荒、民变、枯骨……这些都让有良知的官员无法坐视不理。
尽管王安石的变法出发点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但新颁布的法令一实行就开始走样，广大的百姓成了新法的直接受害者。试想，这样的法令能行吗？以至于新法推行不久，受到全国各地的普遍抵制，半途而废。
范仲淹、王安石两人知识渊博，通晓古今。范仲淹的外和内刚，他代表着当时士大夫阶层推崇的主流性格，既有坚定不移的理想追求，不谓权贵的正义凛然，又豪迈慷慨，不拘小节，有广泛的社交圈与人际关系网，以一种领袖的姿态引领改革潮流。王安石特立独行，他从不妥协，从不关注与考虑别人的意见，果敢自信、生机勃勃。他们最后的政治结局不一样，其中最为关键的恐怕就是能不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范仲淹在自己的任期内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尊重；而王安石没做到这一点，甚至还给处于财政危机的仁宗政权带来更大的危机，因此变法不可能得到成功。
《王安石传》读后感1
时间真快啊，一转眼就到了旅游的最后一天。
做了大概25分钟的地铁，终于到了目的地——锦江乐园。
进入乐园，映入眼帘的是上海大转盘、过山车和摩托过山车。
我和爸爸先玩了单轨脚踏车。进入车内，我和爸爸用力踏踏板，车子马上前进。行驶时，我们看到了过山车。这辆车停稳后，竟有一个人吓得头也抬不起来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爸爸对我说：“这座椅一定是湿的。”我笑得停不下来了。

接着我就玩了碰碰车。我用我很高的车技，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是那些要撞我的车子撞在一起，让他们又好气又好笑。正玩在兴头上时，时间到了，我只好下了车。
接着，我和爸爸去坐了溜溜船，观光列车，饱览了所有项目。
接着，我和爸爸去坐了旋转小过山车。
“嘟！嘟！嘟！”车子发动了，顺着铁链爬上了坡。爬上坡后，轰地一下冲了过去，把我们吓了一跳。这速度也太快了，在转弯时都要觉得脱轨了，十分吓人。在下坡时又来一个紧急刹车，轰地一下冲下了坡，紧接着又来两个大波浪，之后快到终点的地方一个紧急刹车。太好玩了！太刺激了！
最后我玩了快乐秋千。我坐在了秋千上，那转盘越转越快，人就像被甩出去一样，特别好玩。迎面吹来的风十分凉爽，满身大汗很快就散发完了。三分钟后，转盘慢慢停下来了。
离开了乐园，就要去火车站了，我愉快的上海之旅结束了！
《王安石传》读后感2
读完这本传记会感觉到自我和圣人无限的差距，非常有幸能拥有梁启超这样明事理，探本源的学者，在一片谣言中为我们重新讲述一个“圣人，伟人"的故事。
本来想写很多，后来还是觉得不太配得上过多评价王荆公，从以前对他一个诗人的印象，转移成了圣人伟人，无论做人做事做官，荆公都深明大义，有着自己的气节。
唯一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新法最终没有完全成功，否着荆公和神宗这对君臣关系，也会像秦孝公商鞅，齐桓公管仲，唐太宗魏征…一样名垂千史。而荆公的.谥号也不会只是“文”，能真正被那个时代的人认可的“文正”。
说到这个难以不抨击司马光“文正”的谥号，治国无才能，拱手送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西夏，毫无逻辑全盘否定王安石新法，司马光就是保守派的究极形态，死后还能获得“文正”的谥号，简直难以理解。
最后用一段话表达整个的读后感，非常契合此刻的心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北宋时期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斗争已经散去，孰对孰错，孰善孰恶，留于后人评判。古语说：“榖既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叹息，其云益乎？”是说事情的败坏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即使再努力，再惋惜，亦是无补于事的。北宋的积弊确实是到了一定的地步，不过历史又不能假设，我们也不敢设想王安石或彼时某个人的变法成功会如何，但是单就王安石变法过程来看，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今天我们再看这场惊心动魄的变法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变法，实为变人，变人心。法由人定，变法易，变人难，变人心更难。历代变法更制者，成功如商鞅、吴起，也终难逃身死名灭的命运，而在反对派如此众多而势力雄厚的北宋时期，王安石的失败却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变法更制、革故鼎新的第一要义其实是人，“人和”是功业成败的第一要务。在法制草创时期，人的作用是要远远大于法，而在法制建立并稳定下来之后，人的作用便弱化，坚强而公正的法制能够承担大量的社会治理成本，无论贤愚，若依法制，定能将社会治理好，这便是法制的基本功效，也是变法的基本路径。但是王安石的变法首先忽略的就是这一点，其固执的性格和短浅的见识导致其将对变法持异议的大臣全部打成反对派，为自己增加了无数的敌人，而事实上这些敌人中的大多数恰恰本可以成为变法派最亲密的战友。而诸如吕惠卿、曾布之流却借变法之机谋求个人政治上的擢升，最终也令变法派内部矛盾重重，以致相互攻讦，终至分崩离析，变法失败。
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齤命的首要问题。”我们也可以借用来说，这是变法改革的首要问题。这是其一。第二个涉及到人的因素就是主持变法者并不是北宋的最高统治者，神宗仅仅是变法的支持者，在家天下的朝代，变法的风险却要神宗来承担。这就难怪神宗总是在变法的关键时刻犹犹豫豫，不能坚定，终至反对变法派得以贬黜而不失实权，对于变法形成依旧强劲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反对力量。因此如果变法改革者不是最高权力的执掌者，或者最高权力的执掌者对于变法改革没有迫切的希望，对于变法的风险没有明确的认识的话，变法事业的主持者与支持者之间就有隙可乘，变法集团内部的分裂会导致变法的最终失败。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例子，张居正的改革也是。
反对派批评王安石的变法过于激烈，他们认为北宋“积弊不可遁除”，这首先是一个变法的方式问题，是变法的速度快慢问题，是暴风骤雨式的改革，还是渐进式的改革？毫无疑问，王安石选择了前者。各项法度在仅仅几年之内便颁布施行，虽采用先试点然后推广的方式，但是推广后发现的`大量问题在试点时并未发现并得到更正。新法在实施过程出所产生的大量问题被反对派借以作为阻碍变法、攻击王安石的证据，这一方面使新法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更正和完善的政治环境丧失，导致新法日益僵化，问题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使变法派集中于对反对派的斗争，彼是我即非，彼非我即是，意气用事，忽略了对新法本身问题的发现和及时更正，降低了新法的生命力。

另一问题也属变法的方式问题，即变法纯属从上而下的主动变革，既缺少自下而上的动力，也缺少上下的互动。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无为而又无往而不胜，他说的是一个身先和身后的问题。在变法的问题上，很多新法确实是来源于基层的经验，但是主张强力推广的却是中央的变法派，这样就把新法的责任主体全部集中到中央的变法派上来，目标明确，一旦有任何问题，所有的斗争矛头便全部对准中央变法派，所谓“有的放矢”，不败是不可能的。设想一下，如果王安石能够多思变通，做好政策与思想的引导，舆论的宣传，氛围的制造，做变法的强力支持者，充分发挥地方变革和创新的积极性，让他们充当变法的排头兵，而中央变法派仅仅是居于幕后、运筹帷幄之中，做好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工作，做好变法人才的选拔工作和培育工作，并且做好长久变法的打算。或许变法大业不会在十几年间艰难建立而又一朝遭变而轰然倒塌，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此之谓也。
温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引用过这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未必全是王安石的话，但是展现了王安石这类变法者的精神，积极进取而又充满自信。我们说莫以成败论英雄，王安石的功业在当下的时代或许仅仅是在争议中存在着，但是在中国通过不间断的改革过程中，在广大人民对公正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无数利益既得者对改革推进百般阻挠的博弈中，明智的政治家会重新选择王安石的变革精神，保证中国这架庞然大车向着历史和未来的最深最远处隆隆而又稳稳地驶去。
斯人已去，其神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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