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社会理论研究读后感集锦

一爷之孙
《一爷之孙》是通过对北京一个大家庭（六代百余人源自同一位祖先）的研究
李银河先生所做的正如所说的一样。她所写的这部书读来确实如故事，仿佛在向你娓娓道来这个家族的历史轶事。所谓“一爷之孙”就是这个大家族源于一个祖先，这个祖先姓林。
在本书中，对于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采用以下定义：核心家庭是指一对夫妇及他们的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扩大家庭是指“任何通过血统、婚姻或收养联系起来的比核心家庭的范围更宽广的群体”。扩大家庭又可以被划分为：传统的扩大家庭和变形的扩大家庭。传统的扩大家庭是指“一个建立在有亲戚关系的核心家庭的地理的邻近、经济的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扩大团体的权威高于核心家庭，重点在超核心亲属关系上的家庭系统”；变形的扩大家庭则是指“核心家庭间的一套松散的亲属关系，核心家庭间虽然地球上分散并且各自独立，但重视和维护超核心亲属关系”。
这一切都是由帕森斯的假说引出。帕森斯是社会学界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他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会经历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也可以把这个转变过程概括为从亲子轴为主的家庭向夫妻轴为主的家庭的转变。
帕森斯理论认为：家庭向现代性的转变就是亲属关系的团体的分解和核心家庭体制的体现。在核心家庭体制下，核心家庭的成员摆脱了对远亲属的义务，配偶间的义务得到强调。他认为，工业经济的规则和价值观与大家庭的义务、忠诚和价值观是不相容的。工业经济强调公正、公平和公开竞争；而传统家庭强调亲情、照顾和亲属关系网。前者强调普通标准；后者强调特殊标准。帕森斯说：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在经济上是独立于其他亲属而存在的，它组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家庭生活单位，按照明确规定的血统准则，这个核心家庭对父亲的家庭和母亲的家庭没有任何义务关系。由于对亲属的义务收到限制，核心家庭成员同时也失去了亲属对自己的帮助，并因此使彼此将变得更加相互依赖。
这正如书中所描述的林氏家族一样，从文字辈的老人到第五代子孙，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与之相伴的是，每个小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都是家庭式的。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家庭伦理的扩大。譬如，佛教在印度本是没有家庭色彩的，然而其传入中国后，就形成了浓重的家庭色彩：等级高的要有大的寺庙，寺庙下还要管狭小的庵堂。可见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意识的沉重。
然而，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工作与家庭孰轻孰重的问题上虽然人们的价值观变化的不太大，但是仍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工作其实代表了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当我们让人们比较工作与家庭的重要性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表明，回答者以家庭之外的目标为主要价值，还是以家庭为主要价值。从林家的成员看，多数人仍然认为家庭重要于其他价值，只有少数人认为工作和社会价值重要于家庭价值。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一般还会认为工作与家庭两者分不开，以工作为手段，以家庭为目的，但可以看出，他们还是以家庭为主要的价值。
在林家人中，只有宏妹的观点是认为工作比家庭重要，其他老一辈和小一辈的人都更看重家庭。
潘光旦说过：“中国是一个家族主义的国家；婚姻原是比较个人的功能，但是在家族主义很浓厚的空气里，个人的地位很小；个人既为了家族才存在，所以婚姻便为了家族才举行了。婚姻的家族效用有二：一是父母的侍奉，二是宗族的`承继。”
实话实说，林氏家族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大家族。我也在北京生活过，传统意义的大家族要比林氏的大得多。就像《红楼梦》中的家族，现实中也还是存在的。林氏家族的典型性就在于它的时代性。它处在变更的时代，所以它典型。
个人、家庭和社会是三种并立而又相互区别的价值。这三种价值所涉及的范围是从小到大排列的。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这三种价值重要性的排列是不同的。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的价值最重要，个人和社会较轻；在现代中国社会中，这三种价值的轻重排序在一些人那里正在发生变化。
潘光旦先生论述过中国文化中只有家庭价值、没有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一观点，他说：“我们以前有‘人’，有‘己’，有‘身’，而没有‘个人’，有‘自私’‘利己’的思想与‘为我’的学说，而没有‘个人主义’。我们以前也没有‘社会’。‘个人’和‘社会’不知是两个新名词，而是两个新概念。”“理论上家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东西，但事实上却变作了一种左右兼并的势力，把个人与群或社会都给吞没了。”

潘光旦在这里提出了与家庭价值相比较的两种价值，一个是社会，另一个是个人。他认为，我们中国人只看重家庭这一价值，而忽视社会和个人这两种价值。从书中的调查结果来看，人们的价值观已经有了一些改变。
正如李银河先生在书的最后所说：“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和文化急剧变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传统的超核心家庭关系正在不可挽回的逝去，核心家庭化的过程将在今后的几代人中完成。到那时，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图景将完成我们在本书前言中所论述的那个‘转变’：中国社会将完成帕森斯假说中从变形的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从以亲子轴为主的家庭向以夫妻轴为主的家庭的转变；从仅仅看重家庭价值的观念模式向个人、家庭、社会三种价值并重的观念模式转变。到那时，家庭主义将不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祖先崇拜、父权制家庭中的权威与服从模式、以及超核心家庭关系所带来的痛苦与烦恼，全都会渐渐远去。中国的家庭与西方家庭之间的区别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二者最终将趋于一致。
一爷之孙读后感（二）
李银河、郑宏霞所著的《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通过对北京一林姓大家庭的个案研究，对帕森斯的著名假说：“家庭会经历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同时也可以把这个转变过程概括为从亲子轴为主的家庭向夫妻轴为主的家庭的转变。”做出了说明。并根据对这个大家庭的研究，作者对帕森斯的假设作出了一个补充假设，也正是本次研究的理论假设，即：“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关系从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或许没有发全在西方社会，但这一转变却在中国发生了。换言之，在现代化之前，中国的家庭关系是一种以扩大家庭为主的家庭义系；在现代化之后，它变成了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家庭关系。”
通过对这一家庭深入的研究调查，作者对我国的家庭发展做出了一个推论：“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和文化急剧变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传统的超核心家庭关系正在不可挽回的逝去，核心家庭化的过程将在今后的几代人中完成。到那时，中国社会将完成帕森斯假说中从变形的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从以亲子轴为主的家庭向以夫妻轴为主的家庭的转变；从仅仅看重家庭价值的观念模式向个人、家庭、社会三种价值并重的观念模式转变。到那时，家庭主义将不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祖先崇拜、父权制家庭中的权威与服从模式、以及超核心家庭关系所带来的痛苦与烦恼，全都会渐渐远去。中国的家庭与西方家庭之间的区别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二者最终将趋于一致。”

对于这一推论，我总觉得有些绝对化，似有不妥的地方。我认为作者对于中国家庭模式转变的结论是比较合理的，也是必然发生的。但作者认为“家庭主义将不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会渐渐远去，中国的家庭与西方家庭之间的区别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二者最终将趋于一致。”这点，我是不完全赞同的。
作者通过研究推出中国家庭的一种发展趋势，那就是家庭小型化即核心家庭化的趋势。所有的超核心家庭关系，都正在变得越来趋疏远，趋来趋淡漠。要说清楚这种趋势，首先要了解几个概念：核心家庭、扩大家庭、以及传统的扩大家庭和变形的扩大家庭。“核心家庭”是指一对夫妇及他们的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扩大家庭”是指任何通过血统、婚姻或收养联系起来的比核心家庭的范围更宽广的群体。扩大家庭又可以被划分为：传统的扩大家庭和变形的扩大家庭。“传统的扩大家庭”是指一个建立在有亲戚关系的核心家庭的地理的邻近、经济的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扩大团体的权威高于核心家庭，重点在超核心亲属关系上的家庭系统；“变形的扩大家庭”则是指核心家庭间的一套松散的亲属关系，核心家庭间虽然地理上分散并且各自独立，但重视和维护超核心亲属关系。
知道了这几个概念，对照我们中国，就可以发现：所谓扩大家庭并不是传统的扩大家庭，而是“变形的扩大家庭”，即一套松散的亲属网络，它虽然是由分散和各自独立的小家庭组成，但却重视和维护超核心亲属关系。
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
《我的哈佛岁月》读书笔记篇1
李欧梵先生是我敬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读大学，第一次捧读《铁屋中的呐喊》时的震动和愉悦，及至读到他的《狐狸洞呓语》，始在语言的轻松机智和见解的独到深刻背后了解到欧梵先生“狐狸型”的治学方式和为人的性情，更添了一份学术之外的亲切。我耳闻后忙找来一睹为快，同时也在关注网上报端的书评；其间有两则评论、商榷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先是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徐慈威的一篇《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评李欧梵的新著〈我的哈佛岁月〉》，其后半月余，《新京报》“书评版”又登出了一则与徐文商榷的文章（9月23日，《“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兼与徐慈威先生商榷》），署名“舒平”。读完《我的哈佛岁月》，我原本想写点什么，一时没有下笔，正巧看到这两篇评论，还是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
这两篇文章的名字放在一起有点绕，先要解释一通。徐文题为“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在文中有一段关于“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的论述，坦言“我宁愿相信，事实上李先生也是一流学者”，同时他认为“李先生的这本《我的哈佛岁月》，即使不用学术的眼光审视它，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而题中的引号一方面表明引自原作，另一方面也隐隐体现了徐先生的善意。舒文名“‘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一看即知化自徐文，舒平先生坚持称《我的哈佛岁月》是“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其实是以退为进的法子，说到底还是想让人承认《我》是“一流”学者的“一流”著述。
舒平就这个问题首先向徐文发难：李先生在书中明确地说过自己只是“二流学者，三流作家”，（书中欧梵先生说的是和“西方传统中的名家”相比，“以世界大师级的尺度来衡量”，“有时自嘲”，以此自况，这其实是看似自谦实则自负的说法），你非把他归入一流之列，莫不是想“借批判的对象来抬高自己”？进而以此猜测竟得出结论：“国内的批评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批评家专门喜欢拿名人开刀，借此打通自己的成名之路，即使批评的对象不够一流，也非要把他说成一流，否则自己的批评便会显得缺乏分量”。看完这段话我大吃一惊，徐慈威的文章写得很是平和中肯，（相形之下倒是舒平的文章到处显得尖酸），我竟没有看出包藏了这样的祸心，忙按图索骥地把徐文又读了一遍，除了读出诸如“由于李先生骨子里是位学者，所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还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蕴含的或者说内敛的学术价值”等句子和为文的坦率真诚外还是没有其它——似乎是舒平虚惊了一常其实舒先生的话也并不新鲜，是文坛上的故伎了，前几年有个沪上文人就惯用此术，把一切批评者都看作“攀援的凌霄花”，这种话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以自己已获得的话语权力而制止别人开口，幸而不是欧梵先生本人；

我看到这类话一向有些愤懑不平，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发此旧论，让人不免惊讶，不过听来既颇为耳熟，就不会如小儿女羞赧而退，还要照做凌霄花。
舒平的文章存在两大问题，剖辨清楚，许多问题自然水落石出。舒文的第一类问题在于往往把一个问题推向极端，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歪曲了徐文的原意往往导致谬误，他再紧抓不放加以发挥，结果讨论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无暇指出文中无数的逻辑漏洞，仅举两例。
一例是徐慈威先生认为“以一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而与哈佛女孩的妈妈去比试，去打擂，起点就不高”，舒平先生则说出这样一番话，“如果一个人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是思想有问题了”，“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人家能把女儿培养成才难道没有资格将自己的
另有一处，徐慈威举“罄竹难书”一例称《我的哈佛岁月》文字水平未免有些粗制滥造。至少在大陆一般的用法中，欧梵先生确实把这个词一连两次用错了。应该说徐慈威所指的“文字水平”就是指单纯的遣字用词，到了舒平的笔下，却颇为高调地称“我辈喜爱李先生文章，恰恰是喜欢李先生那种随意、潇洒，挥洒自然，天马行空的文风”，由“文字”到“文风”，舒先生偷换的概念可谓大矣！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舒平在文中提出，“徐先生认为李欧梵水平粗制滥造（看官注意，这里‘文字’又被置换成了‘水平’），我也想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一句公道话’，仅从徐先生的这篇文章来看，徐先生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未必堪称‘一流’，至少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都没能被说服！”云云，且不说这里的“文字水平”又不知何时变作了论理的水平，也不说徐慈威先生论理的水平到底怎样，批评对象和批评者之间有无可比，需不需要比，这大概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
请舒平先生恕我言语稍有不逊，因为这里实在有些离谱了，“商榷”到最后却质问起批评者的水平以壮声势，实在有些不妥；我其实想说明的还是，当一个概念反复被置换时，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舒文的第二大类问题，也是根本的问题在于舒平本人对于价值的评判缺少一种内在的尺度，这才导致了形形色色的不一致和整个文章的“格调不高”。舒文中至少出现了三种类型的著述：回忆录、畅销书和学术著作，对于它们评判显然不能执行同一标准：回忆录有自身的精神维度，畅销书要符合的是市场的准则，学术著作也自有一套学术的规范，当然回忆录也可能是畅销书，但总是要遵循最“本己”的价值尺度。舒平本人意识中这种尺度的缺席造成了文章的混乱和可笑，一方面质问“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假借正义之名批判所谓“所谓的学术著作”；尺度的混乱导致对所提及的诸种著述都缺少应有的尊重（误读也是一种不尊重）还是很表面的问题，我说的“内在”是指一本好的回忆录应是一部优秀的精神传记和心灵自传，而不只是身体和经历的纪录，欧梵先生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研究者，作为“中国公共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实践者，作为海外“芝加哥大学中国思想者部落”的酋长，欧梵先生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和价值立场值得、也引起了无数的关注，人们有理由对欧梵先生的思想和精神高度提出更高的期待。
舒平试图否定这种期待不仅没有抬高反而降低了这本书应有的品格。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以西方精神为背景、在俄罗斯思想烛照下的真正的“狐狸”，而不是一个在多元文化中栖身或逃避的供人玩赏的画了大花脸的波斯猫——难怪舒平先生那么津津乐道。
最后还是回到欧梵先生的这本新书。为写这篇文章，我把《我的哈佛岁月》又仔细读了一遍，无论是知识还是情感，在这本随性的小书中都很丰富，我认为其中写得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是几篇回忆老师的文字，如《史华慈教授》、《普实克》，《退休记事》也颇为感人，然而毕竟《我的哈佛岁月》是本匆促写成的书，没有来得及耐心地打磨，里面确实存在正如徐慈威先生所指出的一些不妥之处；至于书中“每每津津乐道的男女情爱之事”，徐慈威认为“未免不够恰当”（作为知识性的回忆录），舒平则认为是“率真”，是“真性情”的流露（作为个人的自传），我不作判断，而更愿意把它看作“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地”。不过舒文中说“今年终于读到了一本真正值得一读的书”，我还是觉得有些夸张了，如果舒先生真得这么以为，那实在是井中之论；而在其文末还有一段近似挑衅的话，我看后触目惊心，真真无言以对，其实舒先生多看几遍《我的哈佛岁月》中所论的书与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东汉马援在《戒兄子严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深以为是，并同样以此为戒，愿与舒平先生共勉：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重之爱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饱学之士大多周慎守礼，肤浅之辈大多腾嚣猖狂。这里我绝无嘲讽舒平先生的这篇文章“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意思，我只是私下里觉得徐慈威先生一番寓褒于“贬”的平和之论可能恰恰是对欧梵先生的理解和尊重，不由让人想起书中写普实克教授和夏志清教授笔战的一段，一对朋友间的“笔墨官司”不但没有损害友情，反而见出了双方的学术风度和风范；而舒平先生以剑拔弩张姿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徐文的原意，自说自话近乎无理，更为令人遗憾的是与欧梵先生书中所透露的宽容平和亲切的人文气息相背离，同时也冲淡了回忆所弥散出来的可贵的温情。
《我的哈佛岁月》读书笔记篇2
作为“他者”的李欧梵
如果要完整地了解李欧梵，藉由《我的哈佛岁月》这本自传，他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作品便有明晰脉络可寻，进而对他的学术生命及个人旨趣当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读书如坐地铁，到达终点之前必要一站一站地经过。李欧梵对我而言，也是一个站点。一度迷恋李欧梵，未曾谋面的老友绿茶故而寄来小说《范柳原忏情录》。在老家书房那硬木沙发上，曾为这本小书的文字倾心不已。如今在千里以外的寓所遥想那段可以静心读书的岁月，竟恍如隔世。虽然那不过是2001年的事。
后来，只要见到这一作者的书便会不由分说地买下，包括《铁屋中的呐喊》、《狐狸洞呓语》、《东方猎手》、《上海摩登》等等，学术论文、文化随笔、小说无所不包。那本《狐狸洞呓语》还多买了好几本送人。所谓FANS也不过如此。
这也算是与李欧梵老先生的一段书缘吧。于今想来，却有点儿莫名其妙的。到底自己喜欢这老头儿什么？买的他的第一本书是《现代性的追求》，这才代表他的正业——现代文学研究。但说老实话，这本书也是最近才嘱咐家人寄来，且匆匆一翻而过。也许是因着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才慕名拜读《范柳原忏情录》这本续貂之作？找出当时读书笔记，《范柳原忏情录》写得再好，与他自嘲为票房毒药的第二本小说《东方猎手》一样，不过都是他的“玩物”而已。可见，从一开始自己就没有正儿八经了解过李欧梵。

想来许多人也是如此。李欧梵得以确立其学术地位以及在美国大学里安身立命的现代文学研究，除非专业人士，想必许多读者都兴趣不大。试问，他那本研究鲁迅的大著《铁屋中的呐喊》有几人认真读过？而他的文化随笔倒是在内地大行其道，出了一本又一本。他自己也是一点儿都没有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的派头，一会儿出书（《过平常日子》）大曝个人隐私，一会儿对话无厘头影星周星驰，乃至被称为“小资偶像”、“时髦教授”。即便是这本新书《我的哈佛岁月》，一开章就摆开要学《哈佛女孩刘亦婷》写畅销书架势，让人苦笑不已。
之所以花了那么多笔墨来描述作为“他者”的李欧梵，无外想说明其人其文某种程度上被“简单化”了。如果要完整地了解李欧梵，藉由《我的哈佛岁月》这本自传，他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作品便有明晰脉络可寻，进而对他的学术生命及个人旨趣当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放荡不羁者”与“狐狸教授”
先有李欧梵性格上的“狐狸”式之多变，才有其学术上的“狐狸”式之研究。李欧梵大半生经历与治学与此休戚相关。
《我的哈佛岁月》既以哈佛为题，自然撷取与哈佛有关的人生经历。故而书分两部分，一谈其哈佛八年
作为学者的一生，研究成果才是生命之花，灿烂无比，而人生经历或如缓流之江水，表面平静、方向明确，偶有暗流潜底、激荡不已。李欧梵从赴美求学至哈佛退休（2004年）的大半生历程，大抵也是如此。他出生于1942年，随后赴美，先是在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国际关系学，而后转学哈佛在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现代文学，1970年获博士学位。1969年始，李欧梵先后就教于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后一站是哈佛大学，历时三十余年。看似平淡无奇，却又十分精彩。
或曰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李欧梵身上再恰当不过。李欧梵十分服膺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与狐狸之说。（有兴趣者可查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俄国思想家》26页）狐狸狡猾多变，刺猬专一精深。李欧梵常以“狐狸”自喻，所以在学术上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

实际上，应该是先有李欧梵性格上的“狐狸”式之多变，才有其学术上的“狐狸”式之研究。李欧梵大半生经历与治学与此休戚相关。从本书“序曲”一节便可看到，李欧梵大学毕业之时，决定他前往美国留学的原因并非有明确目的，而是“当时到美国读书是一种风气”，以至于到美国后究竟该学什么，他自己都迷惘不已。于是，也才有先到芝大读国际关系学，尔后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转哈佛大学学历史，再转而随史华慈教授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最后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却又兼顾思想史与文学的这么一连串“变数”。
把握此一关键，于李欧梵的求学、教学、治学等等一系列问题，便可了然于胸、无所滞碍。就连他在学生时代，为什么会上午到一图书馆，下午到另一图书馆，晚上再换一图书馆这样的小细节，都可以此观之。而他为什么前前后后就教的大学达七家以上，也不难理解了。
李欧梵的哈佛求学生涯，一言以蔽之，可以用费正清教授对他的称呼——freespirit（放荡不羁者）来形容。这指的是他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所以，在博士资格口试的时候，费正清狠狠地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破天荒地考他历史的具体日期这一类细节问题——据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把他考得个丢盔弃甲，斗志全失。不过，费正清还是让他通过口试，并反过来安慰他“男人考博士口试，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生前有阵痛，痛完了生下来就好了云云。
让人艳羡不已的是，伴随李欧梵整个求学生涯的，是一位又一位的大师、名家。从就读于台大时的英美文学著名学者夏济安，到进哈佛后的费正清、史华慈、杨联升，乃至对他产生实质影响的普实克教授（该书附录有专文介绍）等等，大多是一代学术巨擘。这还不提他当年旁听时遭遇的如社会学家帕森斯等人。这在一般人眼里，却是想也不敢想象的。不过，所谓名师出高徒，李欧梵却似乎并未追从上述诸大师的脚步，却拐到另一条路上去了。当年他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时候，美国这方面的专家屈指可数。

至于李欧梵的教学生涯，该书亦有详细介绍。总体来讲，在具体教学上，李欧梵并非十分出色。特别是教本科生班，自己也承认失败。惟有五六人的小班，他得以因材施教（又是“狐狸式”的教法），故有“狐狸教授”美名。
二流学者与一流作家
现代性理论是李欧梵的“手术刀”（当然不止于这一把，“狐狸型”学者的一大特征就是理论之“刀”又多又快），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
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这话的确精当，与李欧梵自承为“狐狸型”学者可谓款曲暗通，遥相呼应。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李欧梵的著作更是纷繁芜杂，极尽“狐狸”之所能。
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鲁迅打回“人形”。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虽然有人说毛尖女士译得不好，并挑出毛病不下五十处。但至少在我当年读来，依旧让人心潮澎湃，茅塞顿开。特别是将《子夜》里的小资成分“揭发”出来，以及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为之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凡此种种，可以参见他的新著《清水湾畔的臆语》。
现代性理论是李欧梵的“手术刀”（当然不止于这一把，“狐狸型”学者的一大特征就是理论之“刀”又多又快），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现在有转为“正业”的趋势）。对此，俨然已是老“狐狸”的他，当然深自明了。

所以，如果对李欧梵这大半辈子作反思，径直可以参见《我的哈佛岁月》“结语”一节。我对此节几乎全部赞同，除了有人说他是“二流学者”，而他却变本加厉地自嘲为“二流学者、三流作家”这一点有不同看法之外。我的意思是，我只同意前半句，不同意后半句。就目前来看，如果将李欧梵与他的业师们比起来，“二流学者”他是当定了（这就是吃了“狐狸”的亏）。然而，就写作水准来说，李欧梵不遑多让，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流作家，包括他的情书在内。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
《社会学的邀请》读书笔记1
这本书的作者JonWitt认为：社会学旨在对这两个问题提供答案。尽管其他学科也试图做出回答，但社会学提供的分析视角，既有更大的包容性，又有更大的密切性。
这本《社会学的邀请》面向普罗大众，提供了全景看社会和聚焦于社会上的人的视角，进而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差异化的后果进行细致的分析，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行为如何塑造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我们又是如何被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所塑造的。
他期望我们接触过社会学之后，不再以以前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并期望它能改变我们关于我是谁及应如何去做的认识。进一步说，这本书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工具，让我们走出原来的生活世界，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而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三点：
1、现代社会里，相互依赖性比个人主义更重要，仅有个人是不够的，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我们彼此互相需要。
电影《美国丽人》中，郊区后现代中产阶级家庭中，母亲对女儿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应该学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你不能指望人和人，除了你自己。”我们想要相信我们是自己的救世主，这会赋予我们所渴望的控制力，会让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但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每个人都很脆弱，都需要依赖他人，都很贫困。每个人除了依靠他人别无选择。想一想，我们真的仅仅是我吗？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朋友，我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

在社会学意义上，“自我”这一概念超出了人的身体所包含的东西。它包括社会纽带关系。我们的性别、出身地、毕业的学校，认识的人，拥有的技能，性情，等等，把我从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是很困难的。我们的行动不仅仅受自我意愿的影响，还受“我们假想的他人的一组态度”的影响。甚至我们从孩童发展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中，就是用社会规则来限制我们的行为。我们身处的阶级（即物质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的分配情况）决定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会这样做。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去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
2、文化和结构对机会和选择有重要影响。
这本书从家庭、教育、宗教三个维度来阐述文化和结构对我们的影响。
对于家庭而言，现代社会最大的改变就是，工作已经脱离家庭转入公共经济领域，学校取代了家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化角色作用。现在，家庭正在变得日益私人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更关注家庭的功能而不是家庭是什么来定义家庭。建立在爱情和情感基础上的后现代家庭，有别于历史上的制度家庭、伙伴家庭，承载着两个主要的功能：社会联络功能和个人需要功能。社会联络功能涉及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我们通过家庭传承社会地位，和谁组建新的家庭，在家庭中学会语言、与人交往甚至基础的生活技能。例如，不同家庭类型的人，对于“长大后我想成为怎样的人”而不同。非洲酋长家的孩子也许是做个好的酋长，家族企业的继承人更大概率去考虑如何运营企业，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则是在思考“如何找个好工作”。
而个人需要功能包括家庭成员的生理需要和情感需要。历史上，存在过通过多生孩子来提高家庭生产力，从而得到更多的生活用品。而现代，家庭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基础需要，并且生孩子在时间和金钱上的花费，越来越高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越来越低。
像我们父母一辈的，很少将家庭事务如带孩子、清洁卫生、收拾屋子外包，家庭甚至通过像一起聚餐、一起打扫卫生来实现家庭情感的沟通。而后现代社会，由于工作日益影响家庭生活的投入，我们不得不面临很多的问题：如何兼顾工作和家庭。因此，我们看到组织家庭的方式都在发生剧变，而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

教育更是影响我们的机会和选择。作者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直言不讳的指出：教育能力可以克制资源获取上的差异，同时也掩盖了我们丧失机会的程度，并由此帮助维持了现状。简单的说，从小沉浸在大学教授家庭的孩子比普通家庭里的孩子更容易理解认知策略中的概率论。
3、我们有改变文化和结构的责任。
作者认为，社会学要求我们放眼全世界的同时，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行动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主张用实践智慧的视角，从社会方面去阐释价值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一旦我们对差异性的后果，不平等的模式和原则与实践有所了解，我们有责任有所作为。
我们可以用社会学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和我们身处的世界展开对话，求同存异，看到我们的盲点。虽然在这里包含了很多我们不想面对的现实，例如由物资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分配而形成的社会阶级将影响我们的行动、机会和选择。但是，拒不承认生活的污点，就是一种掩耳盗铃，将我们的社会现实隐藏在虚伪的共性之下。
《社会学的邀请》读书笔记2
今天把社会学的邀请看完了，200多页的书，深受启发。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差异性结果的系统性研究。针对我们个人能够解释我为什么按照我做的这样做，我为什么按照我想的这样想的问题。
作者第一章抛出了对于社会地位的讨论，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对于个人的发展，和能够取得的成就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地位能够决定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持有的信念、我们所获得的资源。处于相似社会地位的人，倾向于做出相似的选择。
社会地位决定了我们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包括物质和经济资源、社会关系资源、文化资源。
通过对于社会地位的讨论，作者对社会学做出了定义，并分别讨论了个人、群体和系统性定义的作用。第一章，描述了社会学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演绎法和归纳法。演绎法先通过预测，做出假设，再通过采集数据对假设进行验证。归纳法通过实地采集大量数据，在分析获得的数据，得出结论。

从第四章开始，作者分别介绍了社会学三巨头：涂尔干、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并对比三者理论的异同点。这些大理论倾向于从宏大的社会场景中去分析群体和社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
最后作者转向分析个人的观念和行为，通过个人的行为，去分析整个社会，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最后作者提出了很多针对个人行动的建议，通过这些建议去践行社会学，发展自己，贡献社会。
《社会学的邀请》读书笔记3
在现今这个我们所生活的后现代时代，关于现实的基本性质的困境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生活以及“是”什么的一个核心要素。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社会结构的体现，后现代性强调的是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多元性、相互联结性和全球性特征。
后现代主义则是关于现实的哲学和理论思维，他质疑现实的单一性质，并怀疑我们能用绝对术语去认识有关的现实。他把现实看成是多元的和被社会建构的。
我们关于“真实”的"
从字面上讲，超现实的意思就是在真是智商，超越真实和在真实之外。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因为我们总是倾向于把我们看到的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换言之，就是我们假设在现实和认识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当提到超现实时，我们所认为的真实并非真正的真实。或者，也可进一步说，没有事物是真实的，除非我们认定它是真实的，尽管我们很快就会忘记现实的非真实性。
从积极的方面看，后现代的视角开拓了我们的思维，让我们以一种新的、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但它也对我们所依赖的、能提供给我们确定性和目标的文化提出了疑问。
消费主义就是后现代性的核心。在后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是强制选择：选择不仅仅是一种取舍，更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并且我们选择不限于食宿的东西，我们甚至要选择伙伴，信仰，身份。
通过预测一个被经济而不是国家身份结合起来的全球社会，人口统计学家韦斯预言：“随着国家边界的逐渐消失，地球村将最终成为一个簇群的世界。”处在相同经济簇但却是在不同城市或国家的人们，将比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却处在不同经济簇中的人们又更多的共同点。那些拥有充足资源来投资以增进他们的物质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人，其资源使得他们与在同一群体的其他人而不是那些他们当地社区的人联系更紧密。

作为赛博人，不仅仅是一个人机合成体；它还使自我和非自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孤立的自我让路于网络化的自我。
我们是灰色的。罗德里格斯用这个隐喻来描述在民族、性特征和文化方面交叉的边界：“灰色，并不必然具有一种颜色上的意义，但却只有灰色是必然的，因为它是混合的、困惑的、结块的、不纯的、未经高温消毒的。”
后现代生活的一个经验就是，生活中并没有单一的历史和单一的经验。可能对于在后现代时代现实发展的最好比喻，就是一个可以使我们从常常对立的现实中跳出去的舞蹈。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舞蹈的本质，实际上也只有这样做，社会学才能引导我们走向更加积极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