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读后感总汇

想要写一篇关于公共政策的
摘要：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就要求大家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把握时代、把握时代问题。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由于公共政策的失灵，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了不同的问题，但究其原因就在于权力的异化导致了公共政策的失灵。
关键词：
公共政策;社会利益;问题;研究
一、权力异化是根本原因
经济人理论认为，谋求自身利益是人类与身俱来的本能和意愿，而经济人实质就是指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作个人做事最基本出发点的人，他不惜牺牲任何别的东西，追求的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经济人内涵在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后得到成熟，在经济人适用范围上作出重大突破的是上世纪 70年代崛起的公共选择学派。传统经济学总是将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割裂开来，在分析私人活动与公共活动时使用着两套截然不同的假定：在私人经济领域里，驱使个人行为的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公共领域里，政府却是超越一切私利之上、专求社会福利的超然组织，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圣人，是以促进公共利益为唯一目的的“公共人”。[1]基于对政治和经济领域内人性的不同假设，当经济市场由于人的自利性导致失灵的时候，那么就需要大公无私的政府来介入，以矫正市场的缺陷。
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就是这种假设的产物。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对市场全面干预，结果却引发了上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现象。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政府是否真是专求社会福利的超然组织?政治家与政府官员是否真是一心为公的圣人?正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公共选择学派应运而生。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认为个人在政治活动和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的是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布坎南指出：没有理由相信，同一个人，在私人领域或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及其最大化，而到了公共领域，或政治活动中则追求公共利益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2]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组织、群体、阶层乃至每一一个个人都会有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完全不同，包括政府自身也不例外。恰如哈佛著名教授亨廷顿所言：“政府机构也有其自身的利益考量，这些利益考量不仅存在，而且还很实在。诸如：总统的利益是什么，参议院的利益是什么，众议院的利益是什么，最高法院的利益是什么?”[3]
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政府为了其效用的最大化，极有可能出现“权力自肥”和寻租的后果，这就导致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偏离，从而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作为政府机构中的行政管理人员，其具有双重属性：一面是“社会人”，一面是“经济人”。从“社会人”的属性出发，政府机构中的行政管理人员履行工作职责同样存在着基本的交换关系，他们用自身的劳动来获取个人的进步和自身价值的实现以及周围人群的认可和尊重;从“经济人”的属性来看，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履行工作职责则是同样是为了获得与自身劳动付出相匹配的经济报酬或者补偿，但是由于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往往会想方设法得到远远超出自己付出劳动甚至根本就不是自己所得的那一部分利益。
二、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
1.政策制定过程科学化不高
如上文所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群体、阶层、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在他们这些利益诉求之间，既有追求共同利益的一般，也有谋求自身利益的特殊。17、18世纪的思想家，如霍布斯等人很早就告诉我们，如果任由人们依靠自身的强力或者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分配，那么终将会出现会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毫无公平和正义可言。为了保证人类社会的有序和正常繁衍，人们必须公平、公正地将各种利益资源进行分配，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阶层和个人，都有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冲动，为了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利用各种资源，来完成与其他利益不同体的博弈、合作和竞争，最终实现利益的相对均衡。
当今时代，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叠加，信息化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现行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经常会偏离一些规范化的程序和形式，或多或少地出现凭借决策主体即领导说了算、一言堂的现象。

2.公民参与度不高
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和实质就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它也是政治文明发展与否的重要标识，“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在这个价值调整过程中， 涉及到每位公民的利益， 所以政府政策的公共性体现为政府的政策为公共服务的程度或者说是政府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4]然而我国政府政策的`公共性往往不足，强势群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能够通过自身的优势诸如经济实力、社会关系、社会舆论资源等因素来影响、左右公共政策。
3.制度的缺失或无效
公共权力能否正常行使决于决策的科学与否，而科学理性的决策的关键就在于数据信息的准确和实时以及决策程序的规范和科学。但是在实际的公共管理过程中，由于公共事务自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有时对于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都无法进行判断，也就不可能有时间按照规范化的程序来进行可行性分析，而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导致了决策主体往往会听从于自己的经验才猜测、预判事物的发展，从而做出一种有限的理性选择，最终就可能偏离政策目标。
三、公共政策失灵的防范
1.培育公民社会是基础
公民社会其实质就是促进每一个公民个体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进而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大变革、大调整，使得当下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逐渐被激发和扩大。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经常会通过政治体制来实现自身的利益的维护，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各种形式进入现代政治的运行过程之中。这一进程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使得建立在过去数千年农业文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臣民意识”(它以高度的权威和绝对依附为基本特征)转变发展成为了当下的“公民意识”(它强调独立、自主、自治能力)，通过契约、法治不断地重塑国民的政治人格，进而培育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公共精神。它强调通过规范程序让公民积极广泛地参与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维护其自身正当合理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最终希望通过对政治系统的影响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样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公民由此而形成的平等、责任、自由、民主和权利等意识终将内化成为个体心理深层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培育出自由理性、民主参与和具有公共情怀的公民意识。

公民社会中，人们对于公共权力将会采用一种理性的目光，相信公共权力来源于自身，而非天赐或者其他政治生活、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将建立在大多数人同意和契约的基础之上，而非少数人的旨意。 2.制度创新是有效途径
在各个利益群体的政策博弈中，公共政策的最终制定都将由所有参与者的互动来决定。因此，一个好的制度将很好地保证结果的最大公平性。作为防范公共政策失败的有效途径，制度创新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制度是一切公共政策实行的最低保证，没有制度作为政策 ，尤其是同基本国情、时代特点相配合的整套制度，公共政策都缺乏有力的支撑;其次，制度使公共政策的土壤，不可能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最后，公共政策的失灵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前车之鉴，可以防止新一轮的政策失灵，从而最终建立公共政策走向成功的长效机制。
3.提高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道德责任是必要手段
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化是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政府行政管理人员拥有公共权力并行使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来源的社会性决定了他们可以操控着整个社会的每个方面。行政人员和公共权力之间的职业关系，使得行政人员这个群体具备了天生的特殊性，和其他职业的人员相比，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公共权力是行使支配性权力，这样的支配是其他任何职业所不具备的。因此，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理所当然应该具备理性和道德的双重属性。因为其具有理性，因此，他们有追逐自利的动机，但是，因为理性和道德的约束，他们更应当追求最大化的公共利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才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和工作。
对于行政管理人员道德意识的培养，必须要紧急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特点，有针对性建构一种新型的现代行政文化。文化对于人及其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行政文化也不例外。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官本位、人治文化至今仍充斥于当代中国的行政文化当中。所以要重构现在的行政文化，必须从根本上破除这些腐朽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张红.政府的“经济人”特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 2003 ( 11) ： 52
[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03， 208
[3] [美] 尼考劳斯.扎哈里亚迪斯. 比较政治学： 理论与方法[ 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321.
[4] 李景鹏. 论政府公共性 [ J] . 天津社会科学， 2002( 6 ).
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
行政管理读书笔记1
一直想读一本关于人权的书，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好好读一读。这本书是将15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的论文收录到一起，从不同的维度，跨越不同的学科，对人权进行了多科学的研究。此书每篇论文的选题都十分出色，涵盖了诸多当代的重大问题，比如环境运动、劳工权利、动物福利与经社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职业病相关的健康权等等。
我相信和我一样，大多数人对于人权的理解并不是很全面，或是说只有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时才知道什么是人权，更有可能的是，当侵权发生时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去维护我们的权利，因为这个社会并不会给我们很多维权的机会。虽然法律赋予了我们很多权利，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地享受到人权。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尤其是妇女、儿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
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很感谢那些研究人权的学者，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让我感受到我们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多么的渺小，让我看到我们国家的各项制度是多么地需要完善。这其中最触动我的是农民工的职业病防治问题。从整个中国社会现状来看，农民工大多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对于自身权利维护的意识本来就比较薄弱，加之他们大多处在煤矿、金矿等高污染的工作环境下，极易患上职业病。调查显示，各类的职业病中尘肺病占80%，矽肺病又是最常见的一种尘肺病。尘肺病一旦发病治愈率极低，死亡率极高，严重威胁到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在现实真实的案例中，用人单位往往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为患病者提供申请职业病诊断所需要的资料，造成患病者得不到有效的诊断。而在卫生部发表的通知中规定了有不需要单位出具资料的情况，可由于不是中央文件，各执法部门没有对此表示重视，大多数农民工也不知道有此规定，所以对职业病诊断没有提供到有效的政策支持。

对于职业病的诊断机构，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其在社会上具有垄断地位。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权利设定的垄断往往会导致垄断机构怠于追求产品或服务的改善，所以很多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机构的资质遭到质疑。我们应该打开市场，让更多的符合资质的医疗机构参与进来，为劳动者职业病诊断带来方便。职业病的确诊到实现赔偿是一个漫长且艰苦的过程，有人算了算，如果按正常程序走，最后需要484天得到赔偿，而很多职业病人就这样从工伤被拖成了工亡。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如此漫长的等待只会使患病者错过最佳的救治时间，甚至让他们死在维权的路上。由此可见，简化职业病诊断、鉴定和求偿程序，对于一个已经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农民工有多么重要。我国的执法不严在职业病防治问题中暴露无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少缺陷，如果这些问题一直迟迟得不到解决，农民工的权利很难得到维护，这将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块大伤疤。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大学生，我只希望人们的权利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利能够得到实质性的保护，法制建设不要仅仅是纸上谈兵，人们也不仅仅是活在压力下。我相信美好社会的构想不会只是幻想，总有一天人们不会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而是真正的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现在的我能做的就是去了解这个社会，去看到它的美好与不足，从而使我更从容地面对这是世界，即使看到满目疮痍也早有准备，不会被自己的无知吓到。期待这个世界的明天会更好。
行政管理读书笔记2
在现代社会中，行政管理学，或称公共行政，既是一个新兴的社会管理领域，也是一门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学科。为什么?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代人类社会需要民主、高效的行政管理。一般说来，人类社会可以分成私人与公共两大领域。就公共领域而言，多元价值的集合使得其行政管理行为更为复杂。行政管理学，或称公共行政正是探索这一领域客观规律的实践性学科。其目的就是保障社会公共领域的公平、秩序、效率和发展。不论是教师、学生或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在步入行政管理领域时首先应该明确地认识这一基本概念的含义。

从历史发展来看，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由此揭开了西方国家行政管理研究的序幕。根据伍德罗?威尔逊观点，在现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的职能是如何保障在多元价值条件下公平地制定公共政策，而如何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和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则是行政的职能。因此，政治学应该以公共政策为研究中心，分析各种法律、政令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但是，社会政治关系包含着复杂的价值认识，无法进行科学性的研究，而作为研究政策执行的公共行政学则可以不受价值判断的影响，根据科学的方法客观地决定如何高效率地执行公共政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公共行政不断地得到新学者们的释义更新和补充，公共行政领域中所包含行政决策因素的这一特征越来越明显，这也就使得伍德罗?威尔逊所阐释的公共行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产生一些变化。
西方行政管理理论构成西方行政思想史建构的基本要素，对西方历史中形成的各种行政管理理论进行梳理，搞清楚这些行政管理理论的形成、它们和行政管理实践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各自的特点、作用和地位，是西方行政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矗。
每一种特定的行政管理理论的形成与产生，都有着它自身的时代原因和思想源流。是时代的发展、环境的改变和挑战的变化，使行政管理的实践对行政管理理论提出新的要求，而正是这种新的要求推动和促使着人们在实践中对社会中既成的行政管理模式和管理理论进行再认识、再思考，从而导致行政管理的思想与理论的内涵以及行政管理模式产生相应的变化。
行政官员应该将知识与技能同公众愿望、政治力量和常识融合起来，应该制定一套有结构的补救性行动步骤，并且应该采取具体行动确保权威的行使，这就必须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并且将行政官员引入政策过程。
在学习西方行政管理思想史时，首先要弄清以下10个方面的问题：
1、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协调思想的基本内容。第一，政治与行政是所有政府具有的两种基本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国家意志的执行。第二，政府之间的"分工具有不明确性。第三，政治与行政的协调：首先，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其次，行政的适度集权化。

2、古利克认为政府的作用有哪些?首先，政府工作的目的在于对过度的自由行为施加必要的控制并提供合作的社区服务。其次，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计划。第三，政府不应该单方面地发挥作用。第四，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
3、行政学产生的背景是什么?第一，“行政国家”的出现提出了行政学研究的要求。第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及管理实践
4、古利克是如何解决政治与行政二分的?通过测定与政治和政策的相关度，对政治家、被任命的政务类官员、行政官员和技术专家的角色作出区分。政治家的角色就是通过监控和调节专家、官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来保持整个系统的平衡;被任命的政务官员所充当的是中介人角色，他们在专家和公众之间作解释工作以幸相互的了解;而行政官员的角色则在于理解和协调政策并且向具体的行政工作机构解释和说明政策指令，不过他们对于当选官员的决策无疑是十分忠诚的。最后技术专家一般只考虑“技术问题”。
行政官员应该将知识与技能同公众愿望、政治力量和常识融合起来，应该制定一套有结构的补救性行动步骤，并且应该采取具体行动确保权威的行使，这就必须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并且将行政官员引入政策过程。
5、巴纳德的组织决策论：第一，组织中的决策种类。第二，影响组织决策的客观因素。第三，组织中管理者的决策来源。
6、福莱特思想在行政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什么?第一，为早期正统行政管理理论向行为主义行政学说的转变架起了桥梁。第二，系统深入研究了行政管理中人的问题。第三提出了全新的行政管理观念。第四，理论观点有待系统化。
7、林德布洛姆是如何批判全面理性决策模式的?第一，认为，决策者并不是面对一个既定的问题。第二，认为决策分析并不是万能的。第三，认为，决策受到价值观的影响。
8、认知资源理论的主要命题的内容。第一，领导者的智能只有在其没有受到压抑的情况下才能促进团体功效。第二，在压力不大的情况下，领导者的指导性行为越强，其智能对团体功效的贡献就越大。第三，在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团体越是支持领导，指导型领导者的智能越能提高团体功效。第四，如果领导者不具备强有力的指导行为，但团体支持他，那么团体成员的能力越强，团体功效就越好。第五，领导和团体成员的能力对团体功效起促进作用，只是相对于团体任务需要的那些能力而言的。第六，当压力很大时，出成绩靠的领导者的经验和技巧，而不是认识能力。第七，领导者的指导性行为部分地依赖权变模式中的那些因素：LPC值和情境控制程度。第六，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第七，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

厄威克是如何总结古典管理原则的?关于管理过程是根据法约尔的管理五要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来展开的。认为进行控制必然要运用指挥原则，即指导和监督下级的活动。组织职能有着等级原则、授权和确定工作任务等三种派生职能。总结了管理的间接目标，即秩序、稳定、主动性和集体精神。
9、农业社会的行政模式。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是混沌未分的，没有明确的、细致的社会分工。行政行为与诸如立法、司法、军事、经济等其他的社会行为是混杂在一起的。农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经济基础是农业生产力。第二，土地的分配和管理是政府的重要事务。第三，官僚的职位重于行政政策。第四，行政风范带有浓重的家族和亲族主义色彩。第五，流行世卿世禄的行政制度。第六，政治与行政不分，权力来源于君主，行政官吏在政治和经济上自成特殊的阶级。第七，政府与民众较少沟通，而且同一阶级成员的交往也受到空间上的限制。第八，行政活动以地域或土地为基础，行政的主要问题是维持行政的一致和统一。
10、厄威克管理的一般原则是什么?第一，目标原则。第二，人员与组织结构相适应的原则。第三，单头领导的原则。第四，专业参谋和一般参谋共存原则。第五，授权原则。第六，责权相符原则。第七，明确性原则。第八，控制幅度原则。
11、巴纳德对组织构成要素的理解。第一，协作的意愿;第二，共同的目标;第三，信息交流。
12、简述西蒙的组织平衡理论。所谓“贡献”包括组织所需要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如立法机关的拨款、服务对象团体的支持、组织成员所提供的时间和精力、顾客对其服务所付的代价增色属“贡献”之列。诱因是组织提供给成员的满足，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多种形式(4分)。组织的继续存在，有赖于确保贡献与满足的平衡。
13、福莱特认为处理冲突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整合是处理冲突的一种创造性的方法，即把冲突双方的利益和愿望结合起来，结果能够使双方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任何一方都无须牺牲任何东西。整合的办法具有许多优点：整合可以导致新思想的产生和新局面的出现。整合可以通过对问题深入系统的分析，找出真正的问题所在，进而找出使冲突双方利益结合起来的解决办法，从而彻底地解决冲突问题。认为冲突不仅仅只具有消极作用。

通过系统的学习西方行政管理思想史，我对以下几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算是这一课程的核心理论：
1、政府失败及其根源。
政府失败是指国家或政府的活动并不总是像应该的那样“有效”或像理论上所说的能够做到的那样“有效”。政府失败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政策与政府工作的低效率。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是最好的政策。从内部原因来说，由于每个政府部门或公用事业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共同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外部原因是制约政府行为方式约束机制的缺乏。
政府工作机构低效率的根源(1)缺乏竞争机制。(2)缺乏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3)政府机构自我膨胀。(4)监督信息不完备。(5)政府的寻租行为。
2、威尔逊与古德诺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的基本内容。(一)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思想：第一，行政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行政不同于政治，行政管理的并不属于政治问题。“政治是‘在重大而且带有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另一方面，行政与政治又密切相关，行政管理是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定的。第二，行政管理从本质上不同于宪政制度。(二)古德诺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第一，政治与行政是所有政府具有的两种基本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国家意志的执行。第二，政府之间的分工具有不明确性。第三，政治与行政的协调(2分)：首先，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其次，行政的适度集权化。
3、巴纳德对组织本质的认识。
巴纳德将组织界定为“有意识地协调两个以上的人或力量的一个系统”。
第一，组织是由人的活动或效力即人的行为构成的系统，即所探讨的不是组织的形式而是组织的实质—人的行为。第二，组织是一个系统，即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调整的人的活动和行为的相互关系。第三，组织是动态和发展的，即当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同其他部分的关系发生变化时，作为整体的系统也要发生变化。第四，组织是协作系统的一个组织部分，是一个子系统，但起着核心作用，把物质子系统、人员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连接成为一个复合的整体;物质子系统是机械设备、材料等物质手段的系统;人员子系统指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组织的集团;而社会子系统则是指一个协作系统同其他协作系统交换效用的系统。第五，组织工作决不仅仅限于通常所谓“组织内部”，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其“内部”协作关系和“外部”协作关系同等重要。

在巴纳德看来，组织是一个具有广泛含义的概念。组织不单以人、财、物为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将组织视为由人群间互动关系所组成的系统的组织概念，适用于政府的、军事的、学术的、宗教的以及工商业的和种形式的组织，各种组织之间的差异仅在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人员的数量和构成的不同等等。
4、德罗尔应付逆境的对策。逆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策制定本身固有的无能与克服逆境所需要的高质量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政策质量赤字。应付逆境的对策必须从消除政策制定的无能入手，它应当是一种包括改进政策制定系统在内的复杂结构。(一)改进应付逆境的基础条件。具体地说要做到：第一，对包括各种政策原则、价值观、政策制定的程序和要素在内的政策范式进行不断的反思，创造新的政策范式，为摆脱逆境创造条件。第二，发展具有学科知识和群体智慧的新型政策研究组织，培养高素质的政策研究人才，为应付逆境奠定坚实的科学和智力基矗第三，对公众进行启蒙教育，为逆境的消除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矗第四，完善元政策的制定，变革统治方式，为确保应付逆境的各项具体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提供前提条件。第五，建立政策案例库，提高政策制定系统的自学习能力，为改进政策分析、提高政策制定系统本身的政策制定水平提供必要的手段。
(二)改进政策制定过程。具体包括：第一，提高政策制定系统分析问题和作出判断的准确性，减少因分析判断的不足而造成的失误。第二，完善议程安排，确保政策问题得到恰当的处理。第三健全民主决策体制，大胆稳妥地进行政策方案的创新。第四，规范政策执行，保证既定政策目标的圆满实现。(三)变革决策观念和决策方式。集中力量，把政策资源优先投入到亟待解决的政策问题上。实行强制性干预，以便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并带动相关因素向良好方向转化，从而缓解和消除逆境。
5、目标管理的特点及成功的先决条件。
目标管理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以目标为中心。第二，重视成果管理。第三，重视人的管理。

德鲁克认为，目标管理要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以下前提条件：第一，高层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第二，下级人员的参加。第三，有充分的情报资料。第四，对实现目标的手段有控制权。第五，对为实现目标而勇于承担风险的组织成员予以激励和保护。第六，以Y理论的观点来看待组织成员，相信广大组织成员的责任心和创造性。
6、从价值与事实的区别看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分。
(1)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事实命题是关于客观世界中可观察的事物及其运作方式的陈述。事实命题可以证明是真是假。价值命题是关于偏好的表达。价值命题不能直接从经验(事实)中产生。这两种命题的区别也就相当地一般所谓“描述性陈述”与“规范性陈述”或“是然问题”与“应然问题”的区别。科学命题都是事实命题，即科学研究以事实问题为对象;而价值问题则是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处理的。
(3)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分原则西方早期行政学家自威尔逊、古德诺起，都认为政治与行政可以明确地区分开，政治是决定应该做什么，即决定政策。现代行政学家们一般认为从决策与执行的观点来区分政治与行政并不妥当。
(4)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都包括价值与事实这两种因素，但是，就政策问题而言，价值因素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地位衡量决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主要取决于立法人员的主观价值。而对于行政问题来说，事实因素则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所涉及的价值问题主要是反映社会价值，所以衡量其决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主要在于客观、实证的真实性。
(5)西蒙从价值与事实的区分以及决策理论的观点来看待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别，提出了下列区分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原则：第一，一个决策问题是应该交给立法机关还是应该交给行政机关，这取决于其中所含的事实问题和价值(伦理)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关于事实问题的纷争程度。第二，行政机关的价值判断必须反映社会价值，行政人员(机关)对这种价值判断必须向立法机关负完全责任，也就是说，立法机关对这种价值判断保留控制权。

7、西蒙决策概念的提出对行政学的影响。
概念工具是用来作为研究这一学科、建立这一学科的理论或原则工具，通常都是一组相关的概念，对一组概念的相互关系所做的说明就是一种理论。
西蒙提出以决策行为去研究行政学的理由：第一，决策与做都是遍及整个行政组织的。第二，实现行政组织目标的实际工作是由组织最基层即操作层的操作人员执行的。第三，对一个组织状况科学且恰当的描述，应该是对组织中每一个人作出什么决策以及作决策受到何种影响的描述。第四，决定效率程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行政组织中每一个人决策的理性程度。第五，行政程序也就是划分组织中每一个人应作哪一部分决策的程序。
决策概念提出的重要意义。第一，开辟了行政学科学化的新时代。第二，确立了行政学的决策研究途径。
8、沃尔多对传统行政学的总结与批判。
传统行政学的特点：第一，接受政治—行政二分法。第二，一般管理取向。第三，通过科学分析来寻求一般原则。第四，强调行政活动的集权化。第五，对“民主”的基本承诺。
批判：第一，传统行政学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无论是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描述还是作为一种对行政行为的规定都是不恰当的。第二，传统组织理论所规定的一般组织形式和组织过程很难适应具体情境或不断变化的环境。第三，传统行政学忽视了组织的非理性的方面和非正式的方面。第四，传统行政学家的那些所谓的“科学”主张，认为它的原则只不过是常识的扩展而已。第五，传统行政学家过于重视效率。
9、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的区别。
第一，政府领导者与企业领导者的行为动机不同。企业领导者的行为动机是获取利润，而政府领导者的行为动机则是再次被选上连任。第二，政府与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方式不同。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顾客，它往往是通过其顾客自由挑选购买其商品和劳务来挣得收入的;而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则来自其纳税人，政府是通过征税取得其主要收入的。第三，政府与企业的动力不同。政府的动力往往来自于种种垄断，而企业的动力则通常来自于竞争。第四，政府部门与企业组织对其成员的考核标准不同。政府部门对其成员进行考核的一条最基本的标准是看其是否能讨好当选的政客;而企业组织对其成员进行考核的根本标准则是看其是否能够出产品或获得利润。第五，政府雇员与企业雇员对风险和报酬看法不同。

政府不能像企业那样运作。但不意味着它不可能具备企业家精神。
10、官僚制。
所谓官僚制是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这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
单纯从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是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政府、军队、宗教、团体以及早期的企业都采用的是这种组织形态。
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合理的分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形式正规的决策文书。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
官僚制的优越性：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普适性。
官僚制的缺点：压抑了人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11、新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公平价值观
当一个人的所得与其付出的比值等于作为比较对象的他人的这项比值时，就存在着公平状态，如果二者的比值不等，那么就存在着不公平状态。
新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公平。实际上不仅指法律的公平，而且指事实上的公平，结果的公平，为此就需要对最少受惠者予以必要的补偿，以减少社会中的不公平。
公平理论赋予现代公共行政以伦理的内容，它将有效地指导行政官员的行为，即明确了官员及组织的行为应保障公民基本平等自由权的实现。更明确了他们有责任和义务为最少受惠者获得公共服务所进行的各种努力。
行政管理读书笔记3
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应该把行政管理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该文开行政学理论研究之先河，被认为是行政学的开山之作。
在文中威尔逊开篇便分析了行政学研究的历史，他首先阐明了现阶段美国的政治环境和遇到的困难，即发展行政学的必要性。他认为“如果在以往许多世纪中可以看到政府活动方面的困难在不断聚集起来，那么在我们所处的世纪则可以看到这些困难正在累积到顶点。”同时当时的美国“政府的职能日益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困难，在数量上也同样大大增加。行政管理部门将手伸向每一处地方以执行新的任务。”而且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市政府中气氛污浊、州行政当局幕后交易的流行，以及在华盛顿政府机构中屡见不鲜的杂乱无章、人浮于事和贪污腐化，都使得有必要出现一门专门研究行政学的学科，“它将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

紧接着威尔逊又分析欧洲国家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指出欧洲大陆国家不断地进行行政改革的本质是为了巩固统治，进而对行政学进行仔细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调整。他列举了德国和法国的例子，旨在说明强化中央集权而使行政管理更有效率，也更符合人民的利益。在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美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困境，即美国早熟的政治模式使其本应有的政治基础十分薄弱。并举出了主要的阻碍因素——泛滥的人民主权（公众舆论），即可以理解为托克维尔所称为的大多数人的暴政。同时该观点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理论具有一致性。柏拉图认为“真、善、美”这些优良品质并不是来源于多数人，而是来源于一小部分天资聪颖的饱学之士。让多数人来统治无异于摧毁人类优秀品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多数人的统治可能会导致穷人干坏事，如不尊重财产权，发动骚乱等。
麦迪逊也曾在《联邦党人》第五十一篇中有过明确的阐述，麦迪逊认为：“在一个共和国里，保护社会成员不受统治者的压迫固然重要，保护某一部分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不正当对待，同样重要。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一定存在不同的利益，如果大部分成员联合起来，那么少数群体的权利就会得不到保障。所以，虽然独立战争击败了来自英国的暴政，但独立而民主的美国社会却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而威尔逊则又更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1）人性自身的弱点；（2）思维的惯性；（3）思维的不一致性，而最后一点，他认为是移民国家特有的。
随后威尔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在分析和明确政治与行政的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政治与行政在功能上应有区别的观点。他认为：“行政管理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从经验性实验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它们深深植根于稳定的原则之上。”同时，他指出真正的自由要以真正的自由原则为基础。因为“自由并不能在远离宪法原则的情况下生存下来，而且任何一种行政管理，不管它的方法是多么完善和自由，只要它是以不自由的统治原则为基础的，那它就不可能给予人们以一种比赝品式的自由更多的东西。”

在阐述自己对权力的看法时，他提出了要扩大集权，强化公众舆论，并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观点，而这也是整篇文章的核心所在。之所以要集权，是因为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已被授予以任意处置的巨大自由权力时，那么他的权力越大，他就越不可能滥用此种权力，他就会更加受到鼓舞，更加头脑清醒和更加被这种权力所激励。而他的权力越小，他就会感到他的职位无疑是既模糊又不引人注意的，他就越容易堕落到不负责任的状态之中去。”而此时的公共舆论“将起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并使其“具有效力，而我们又免遭它的好管闲事之苦。”
在分析如何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官制度。他认为“美国行政管理必须在一切方面都对公众舆论有敏锐的反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有一支受过充分训练的、以良好行为进行服务的官员”，在这一点，他提出的理想模式是“通过某种方式建立一个有文化教养和自立精神的文官制度，它完全能够有理智有力量地展开活动，同时与公众的思想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种方式就是选举和经常性的公开协商，它可以彻底排除武断和阶级态度。”
最后威尔逊提出了行政管理的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就是要学会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并使之本土化。他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从根本原则上认识其在环境条件方面的全部根本差别，我们就能够完全和有益地引进他们的行政科学。我们仅需要用我们的宪法把它加以过滤，只需要把它放在批判的文火上烘烤，把其中的外国气体蒸馏掉。”
威尔逊的《行政学之学说》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一）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是政治与行政协调的重要基础。（二）行政的适度集权化是政治与行政实现协调的必要途径。（三）中国的公共行政实践中必须坚持政治与行政的协调关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认为党离开“为公”就会违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失去立党之基；离开“为民”就会脱离群众，丧失执政之体、力量之源，各级政府作为党实现其政治责任的工具，根本上决定了政府改革中的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只能是在职能上的分开，而不能简单的看作是国家结构性分开。行政的政治性是我们的政府成为“民享的政府”、“民有的政府”、“民治的政府”的根本保证。任何割裂“行政”的政治性，都将会使我国的行政实践偏离正确的方向。我们在借鉴西方政府治理改革经验的同时，一定要深刻研究它与本国特定国情的适用性，不能搞“一刀切”。

摘要：公共政策的本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反映，公共政策的数量和质量如何已经成为衡量现代政府公共行政能力大小的重要标准。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会形成政策收益与成本的不均衡分布，这种不均衡分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这种不均衡会导致政府权威的丧失。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中收益与成本不均衡分布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确保政府权威的持续存在，使政府的公共行政能力得到持续增强。
关键词：公共政策;收益;成本;不均衡
1.公共政策中存在收益与成本分布不均衡
从公共政策的性质和功能来说，公共政策带来的利益与公共政策支付的成本并不需要也很难集中到同一社会群体身上，公共政策中收益与成本分布的不均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1.1公共政策固有的缺陷
公共政策本身所固的缺陷也是导致政策收益与成本不均衡现象存在的一大因素。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尚未出现十全十美的决策机制。阿罗定理所揭示的循环投票现象表明了综合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可能性。
1.2有限的政策资源
资源的支持是政策制定的基础。政府制定政策时所依靠、利用的资源主要包括经济总量、技术水平、信息容量、人力资源、政府权威、主导意识形成以及民意认同，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政策资源是有限度的，其消耗不能超过社会本应支持的成本，否则导致政策的有效性弱化，政策体系的整体效率就会下滑。
1.3源源不断的政策需求
政策需求急剧增加的两个重要原因就是千变万化的政策环境和日益增多的利益团体。政策环境对政策主体提出诉求并限制政策主体的行动。当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后，政策主体仍沿用原本政策解决新的问题，就难免落入俗套，导致收益与成本的不均衡。日渐增多的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会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向政策制定机构施加压力，表达政策愿望、提出政策诉求。因此，有限的政策资源不能满足所有政策的所有需求，从而使一部分政策客体产生收益与成本的不均衡。

2.公共政策中收益与成本分布不均衡存在的主要原因
2.1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与维护公共利益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然而政策要使得社会每一个集团都获得利益是比较困难的。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是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共同诉求对象。政府必须建立一定的标准来平衡不同的政策诉求。公共政策应立足于发展的角度，着眼于社会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为了维护和追求这样的利益，不得不暂时让一部分政策客体付出更大的成本。比如当前在住房、医疗、养老、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调整，无疑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为了使政策顺利推行，应做到使政策尽量能够对大多数人有益。在公共利益的处理上，政府决策水平应集中表现在发掘相同点、平衡不同利益需求的能力上，通过一种合理的政策序列的设计和安排，既保证公众的利益一致，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大多数公众的利益需求，还能顾及少数公众的特殊利益。
2.2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扶持
无论人们多么强调社会平等，无论采取哪一种公共政策，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地位不平等现象都客观存在。由于种种原因，各种利益集团发言权的大小不同，公共政策的中所体现的利益倾斜度就大小不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因道德或其他动因，在某些场合显示出对社会中弱者的关心和扶持。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关系进行着大调整。所以，出于对政治稳定和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提倡，政府会主动采取相应政策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事实上，这会对公共政策客体的收益与成本的不平衡产生影响。
2.3政府自身利益的驱动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行为组织，政府由若干成员组成，每个成员的利益以及他们的总体利益是借政府的机构来实现的。政府中的个体也是经济人，都天生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政府机制不能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对政府及官员的物质激励非常有限，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目张胆地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这就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政府规模的最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这种人为的、主观的选择特征，必然使公共政策在分配社会利益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3.处理公共政策中的收益与成本分布的不均衡的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中收益与成本的合理适当不均衡分布是必然的，若严重失衡，则会违背公共政策的本质，因此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公共政策中收益与成本的不均衡分布处于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
3.1给予受损的社会群体合理的利益补偿由于国家宏观规划和战略选择使一部分政策客体做出巨大牺牲，政府应当注意调整政策，使获益与成本的不均衡度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应改善因战略选择而人为制造的利益成本分布不均的状况。对于政府因维护公共利益，通过政策调整利益关系而抑制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政府应对这一部分因政策而失利的受损者进行合理补偿。
3.2限制不公正的政府行为
政府受自身利益驱使而制定的收益与成本不均衡的"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的经济人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无疑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但如此不能忽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应该承认其合理的自利动机，对其应有的权益给予充分保障，这样才能调动其积极性。同时，要建立完善合理的政府利益约束机制。
第一，政治约束。主要包括宪政约束。宪政制度是确保国家能够忠实代表公共利益的关键。政府行为必须限定允许的范围内。民主约束。政府利益必须受民主约束，这是政府利益合法、合理的前提。
政府接受人大的监督和约束，既保证了政府利益的自主性质，又使自主性保持在限度内，接受社会制约，获取社会的支持。
第二，经济约束。主要包括财政约束。现代财政预算制度的建立有效地约束了政府的财政收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利益的扩张。分配约束。政府既是利益分配和调节的主体，也是客体，政府也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益分配中，坚持政务公开，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精简和优化机构和人员。
第三，建立政府自律的工作机制。一是行政责任机制。指依据政府行政职能和政府公职人员职责建立起来的行政责任和行政权力、政府利益相结合的系统。二是行政效率机制。行政效率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从事政府行政的结果的度量和评价行政效率最基本的标准。

第四，重构政府自律的行政体制。重构政府自律的行政体制的途径在于创新和改革，一方面要创新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要从计划经济取向转向市场经济取向，行政活动不能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利益不能违背和超越市场运行规则，更不能借助政府行政手段追求政府利益。行政组织改革方面，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上应以职能和效率为中心。另一方面要注重行政活动法制化。确立政府行政的权力行使规则和程序规则，保证行政权力行使不超出必要的限度，以实现保护市场经济运行和市场主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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