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崧舟去年的树读后感锦集

天气又再次转好，明媚的阳光传递着勃勃的生机，浓浓的春意盈满校园。又是工作室成员上研究课的日子，早早地便来到练兵室。今天执教的是来自新疆的亢丽老师，上的是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的《去年的树》。
这是日本作家新美南吉的作品，这篇童话虽然故事内容简单，语言直白平叙，但其中却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内涵，非常得耐人寻味。而亢老师的行课清新、自然、流畅，巧妙的设计伴着学生和小鸟一起找寻着去年的那棵树。文中留白的地方很多，可以让学生想象的空间很大，亢老师抓住文本的这个特点，在对话上花了一些心思，试着让学生在各种形式的朗读中，走进角色。清代著名的蒙学教育家崔学古说：“得趣全在涵泳。”我想，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们更应该让学生在读书中体会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 整堂课，亢老师利用朗读把无声的文字变为自然流淌着的有生命的语言，把学生带进新美南吉淡淡讲述着的那个静静的情境中，接受情感的熏陶感染。学生在朗读中完全进入了文本，情感也得以升华。
上完课，便是王崧舟老师的评课，这是我们最为期待的"时刻，因为每次听王老师的评课都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伙围坐一圈，静静地聆听着。王老师借助亢丽的课，向我们讲述了语文课中语文特征该如何去把握，也就是我们的语文课必须上出浓浓的语文味。而《去年的树》这个文本，语文的特征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把握呢？首先，这是一个童话，当我们上童话类的课文时，就应敏锐地察觉可以从文本的读法上试着彰显语文的某些特征。读童话，最需要的是展开丰富的想象、联想乃至是幻想。这种基于文本情节，基于文本当中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联想、想象和幻想应该自觉地成为这节课的语文学习目标。其次，可以从语言的表达形式上入手。童话故事很多，学生们之前一定接触过许多的童话故事，之后他们一定还会接触童话故事。而《去年的树》这个童话文本，它拥有自己与其他童话不同的个性，那就是出现大量的对话，故事的推进基本是通过对话推进的。
鸟儿和树的对话、鸟儿和树根的对话、鸟儿和大门的对话、鸟儿和灯火的对话。这种对话既有显性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涵。在教学中，这种文本强烈的个性特色可以转化为我们语文学习的目标。第三，日本文学有自己的非常鲜明的特色，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不同的是，日本的文学带着禅味和禅境。《去年的树》这个文本，语言形式极其简约，没有任何具有感情色彩的描述。新美南吉使用的手法是彻彻底底的白描。童话故事当中所有人物角色的情感表达统统退去，统统隐到字里行间，隐到文字背后。而这样的表达方式，也可以转化为语文的学习目标。

王老师的评课，针对的是《去年的树》这个文本，但我们要做的，便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静心思考，该如何从这样的维度去解读文本，去建构我们的课堂。语文味是语文的教学之本，只有使我们的语文课堂充满了“语文味”，学生才能吸取着属于语文的精神陶冶，才能享受着文化积淀的滋养，才能真正在多姿多彩的语文天地里感受到语言的无穷魅力！
对王崧舟“诗意
其中王崧舟对肖绍国执教的《月迹》、王春燕执教的《猴王出世》、彭才华执教的《凡卡》这三节课的点评，是分别从诗意感悟、文本本位、语文知识三个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的，由这可看出王崧舟的一些所遵循的教学理念。
在《猴王出世》这节课中，虽作为第一课时，但王春燕老师并没有把过多的时间放在分析课文内容、理清课文结构这一知识点上，而是让学生通过分析文本中的句子，以此分析文中人物的形象，并让学生通过结合具体的文本、具体的语言、具体的情景，在自我实践中去思考、去感悟、去发现问题，并最终达到自我意会。如果单从课堂实录上看，也许我们对王春燕老师这节课的评价只停留在从文本出发，重视与教学文本的联系，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很明显，我们这样的"点评有点流于表层，并未深入发掘这节课的精彩之处。而王崧舟老师对其的点评分别从语言、人物形象、情感体会三个层次对课例进行点评，层次清晰、环环相扣。
王崧舟认为语文课程的本质是言语性， 而这一教学理念体现在《猴王出世》这一课中，则是把较多的时间用于品读、咀嚼、领悟、积累课文的语言和表达范式，简而言之，即是以语言表达为意图，学生的反馈也是语言表达，以文本为基础，尽可能的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
另外，王崧舟认为这节课中成功之点还在于唤醒学生的语文意识，即唤醒意会。教师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其中去警觉、去思考、去感悟，也就是我们说的充分体现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性，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王崧舟这本书所作的自序题目即是《不为点缀而为自省的评课》，评课就是评自己，是的，评课也许不能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立竿见影，但是可以为解决问题指明方向。
打着我的提灯，我找到了一个人：我。
我观察他。
从某种意义上讲，课堂教学就是一个“文本”。按照英美新批评派的观点，文本一旦完成，作者就已经死亡。在这里，对这一命题我权且做一次教学论上蹩脚的迁移：

“课堂教学一旦完成，执教者就已经死亡。”我抛出这样一个观点，意在强调“课”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存在。当课被执教者演绎完成后，课的意义已经不再为执教者本人的意图所支配，“课”用自己的存在向每一位听课者言说它自己的意义。这个时候，不管你愿意与否，执教者只能将自己转换成听课者的角色重新倾听“这一课”的言说。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有了课后的王崧舟与课中的王崧舟之间的对话：我以为，王崧舟的《长相思》一课(这样的言说总有点怪怪的，人要抽身而出看自己，难!说不定哪天你就成了神经病)是在诗(词也是诗)的“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寻求着一种“和解”之道。
诗是不可解的，但诗又是不得不解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难境地，抑或说是一种教学策略上的悖论。诗被卷入课程，既是她的幸运，更是她的不幸。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对“诗是不可解的”这一命题的艰难守望和维护。“诗”之不幸，就在语文老师漠视“诗”做为一种完形的存在。“诗”是一个极易被糟践和摧残的小生命，教学上稍不留神，我们就可能毁掉“诗”的存在。其毁灭之道，即在于将“诗”置换成另一样式的言语存在。诗是不能搬家的，做为诗栖居的言语形式就是她唯一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像“树”，一挪就死。因此，一个有智慧的语文老师，教诗的最好途径就是不教诗。让“诗”凭着自己的.言语存在说话，让学生直接贴在诗的面颊上感受她的诗意。
王崧舟的《长相思》，走的大约就是这样一个路径。保护“诗”，就是保护“诗”做为一种“完形”的存在，这种保护的最佳策略就是诵读。我们可以从“器”和“用”的层面上理解“诵读”，但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有必要从“道”和“体”的高度看到“诵读”对诗做为一种完形存在的本体论上的意义。诗活在诵读的当下，诵读保护了诗的存在，诗即诵读。于是，我们看到，在王崧舟的《长相思》上，不管学生懂与不懂，先让学生读了再说。让《长相思》在诵读中流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读正确、读流利”的问题，这是对诗做为一种完形存在的深刻尊重和理解。
诗不能诉诸理性，诗只存在于直观、直感和直觉之中，对于诗的了悟是当下的、瞬间的，这就是所谓的“意会”。《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香菱跟黛玉学诗，香菱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她举例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个‘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宝玉听了香菱的讲诗赞道：“既是这样，也用不着看诗，‘会心处不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如果说“完形”是诗之不可解的一个本体论层面上的因素的话，那么，“意会”就是主体论层面上对诗是不可解的又一注脚。在《长相思》一课中，王崧舟总是不厌其烦的让学生交流读词的感觉，前前后后不下十多次。

其实，唤醒感觉的过程，就是意会的过程，就是激活诗意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直觉内省、体验感悟的情感色彩。用维柯的话说叫“诗性逻辑”，用卡西尔的话说叫“隐喻思维”。在我看来，“意会”是一种比言传更本质、更内源、更真实的生命方式。这种意会，不光基于直感和直觉，还基于联想和想象。事实上，对诗的意会，是一个直觉和想象纠缠不清的过程。在《长相思》一课中，王崧舟前后安排了四次不同类型的想象。读词后谈印象是一种再造想象，听诵读看画面是一种表现想象，听音乐写故园是一种创造想象，多维度问作者是一种角色想象。这里的种种想象，既是对词的整体性和生命性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又是对词做为一种召唤结构、一种空白张力的主动回应。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王崧舟正试图以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式，对“诗是不可解的”这一命题进行着艰难的突围和颠覆。换言之，他努力想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达成一种互信互谅的和解。之所以尝试这样的突围和颠覆，我想个中缘由是比较复杂的：
第一、诗的学习，尤其是古诗词的学习，他不能不考虑学生的言语解读习惯和言语思维方式。
第二、在小学阶段学诗，他不能不尊重学生的生活积累、人生积淀和文化底蕴。
第三，在教学评价尚未实现革命性的转型之前，他不能不顾及仍然流行着的古诗词学习效果的检测方式和标准。
于是，他不得不冒着“诗一解就死亡”的风险，在“可解”的沼泽地上艰难的跋涉着。我们从中发现王崧舟课堂教学的两处细节，这可以成为这种尝试的标识：
一、在学生默读思考《长相思》的大意后，他设置了这样两个问题：作者的身在哪里?作者的心又在哪里?这两个问题，是对“解诗”的一种打探。这种打探有着明确的方向性，这种打探必须基于词义的初步理解，这对诗的存在而言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动作。但这种打探并不死扣词中的字眼，他不想“字字落实”，不想因此将学生的诗性思维与字词的肢解绑在一起。他想通过这种打探，让学生对其中的诗意引发一种敏感和警觉，学生对此的回答不一而足，但这无伤诗之大雅。
二、在学生沉入词境后，他采用互文印证的策略，用纳兰性德另一首词中的一句“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来引发学生对词的深层意蕴的解读。这种侧面的、迂回的解读策略，依然折射着王崧舟对诗的“可解”与“不可解”的矛盾之情。互文做为一种解读策略，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但互文策略用在这里，王崧舟是有自己的主张的。那就是借助“互文”在诗的“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达成一种谅解备忘录。诗说到底是对人生、宇宙的一种直观的洞悉，对事物的一种普遍性的了悟。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只能去“见”去“会”去“悟”。但是，诗毕竟是一种言语的存在，尽管这种言语以自足和完形存在着，她处处设防，她把自己保护的严严实实。但百密终有一疏，只要有一条缝，只要有一孔眼，我们就有窥见的机会和可能。正是这样的一条缝、一孔眼，让诗暴露了自己最隐秘的灵魂，于是，诗终于在自己的疏忽中败下阵来。

这才给了王崧舟和王崧舟们以“解诗”的可乘之机，一片中间地带在跋涉中被他们发现了。
但不知这种发现，对“诗”们而言，是幸耶?是不幸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