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高兴读后感汇总

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中国著名作家。197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等职。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被誉为“鬼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商州》、《浮躁》、《废都》、《白夜》、《秦腔》、《古炉》等，曾多次获文学大奖。
贾平凹小说描写新时期西北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变革，视野开阔，具有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蕴，富于地域风土特色，格调清新隽永，明快自然。国外人士均誉他为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作品简介：
《高兴》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写进了城的农民——城市中的拾荒人的命运。作品采用口述体的第一人称，语言幽默，流畅，易于阅读，是作家近年创作的最好看的小说。 贾平凹写了刘高兴等来自农村、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命运，同时涉及了城市底层中的各种人群，有乞丐，有民工，有妓x等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而且，作品在描述他们生活困境的同时，着重关注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写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正当百事瓦裂、浮华猖獗的社会变改之际，农民刘高兴先是将自己的一颗肾卖给了城里人，随后又与同乡五富来到城里拾破烂……妓x孟夷纯的出现不但引来了城市万象之态，还带给了他门支离纷崩、始料不及的命运……
贾平凹以其一贯的慈悲连绵，一贯的继往开来，一贯的淡定笔致打开了一幅令人缀乱或战栗的城市生活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密布着冲突、错位、荒谬、伤痛、病象重重而又情切至深的当代故事。
作品赏析：
这是贾平凹写得最吃力的一部小说，他历时3年，五易其稿，把手指磨出了一个大坑，才有了这部《高兴》。现在贾平凹的右手中指已经严重变形，不仅磨出了一个大坑，皮下竟有淤血。

这是一部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是一部反映当代农民的小说，也注定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小说。
贾平凹的《高兴》为什么令人心情沉重?是农民的现实处境令人沉重。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刘高兴，刘高兴原名刘书祯，是贾平凹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后来贾平凹大学毕业留在西安当文学期刊编辑，而“刘高兴”复员后则回到家乡，并成为一个拾荒者，过起了一种艰难的生活，但他自己却对痛苦浑然不知。
如果仅刘高兴一个人是这种状况，我们只能说他不能干。但贾平凹为了更好地了解拾破烂群体的境遇，在动笔前，他曾深入大街小巷，他见到了更多像刘高兴一样拾破烂的人。这还是在省会西安，一座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大城市的贫困农民的生活状况。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2年底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的农村人口为2820万人，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为531元。但以627元这个标准来衡量，平均下来一天还不到2元。如果把这个标准提高到1000元，也就是每天消费将近3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到达六千万人。如果按照联合国规定的世界通用贫困线标准人均日消费1美元，这将是中国现行标准的4倍多，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将达到几个亿。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也是贾平凹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他与鲁迅先生一样，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
贾平凹的《高兴》为什么令人心情沉重?是城乡不和谐令人沉重。贾平凹说，“在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上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或许从这些破烂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
而就在西安，动辄花十几亿来打造什么工程的新闻也屡屡见诸报端，如西安骡马市15亿打造西北第一步行街;临潼区将斥资10亿元再造大唐华清宫;老城45万人口迁移，西安500亿打造皇城复兴计划等等。
贾平凹的《高兴》为什么令人心情沉重?是作家的忧患意识令人沉重。中国作家的忧患意识是一以贯之的，从屈原的《离骚》到司马迁的《史记》;从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中国作家关注现实，关注普通百姓命运的传统从未中断。

贾平凹说他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但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他的多数作品也是以农民为主的。《高兴》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写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命运，这事实上也是写进城农民的命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贾平凹不光写了他们的物质层面，他也写到了他们的精神层面。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正日益物质化，而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天天减少，这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所最可怕的。贾平凹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所具有的忧患意识让人感动。
贾平凹写出了一份留给历史的社会记录，他的《高兴》因此无论如何让人高兴不起来。
引导语：《高兴》与此前贾平凹的其他作品有很大不同，没有《废都》、《高老庄》的精致与浑圆，这是一部揭示底层人真实生活的作品，来看看读者对这部小说的点评。
贾平凹为什么《高兴》
作者:蔡诚
贾平凹一直是我喜欢的作家，曾经一度是我的文学偶像。他来自农村，性格内敛，在公共场所向来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这与我的性格有许多接近的地方。而且，他的文字也是我推崇的那种，特别体现在他的散文中，于朴素中体现着真挚的情感，内心深处又往往交织着淡淡的忧伤与淡然。这样的文字，我一直以为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精品，作家凭此也足以进入大师的行列。我关注贾平凹的每一篇作品，每一本书，虽然有些小说我并不喜欢，但大抵还是会网罗来收藏。贾平凹是我最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他或许中国作家中最优秀的。
《高兴》是贾平凹最新的小说。如果读者对作家之前的《秦腔》有所了解，一定会认为新作是其姊妹篇。如果说《秦腔》展开的是一群在家园中生活的农民，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挣扎的心灵故事的话，那么《高兴》无疑是在继续追寻这些开始脱离自己的土地到城里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关于乡村与农民工的小说，其实在时下并不鲜见，但贾平凹的高明在于，他不仅真诚写出了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世界，而且更要通过这些多少让人心酸的故事表象去捕捉他们的精神图像，他们的命运交错与心灵变迁。

贾平凹喜欢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故事，在《高兴》里，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对冷漠的城里人来说，刘高兴完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就算他有很悲惨的人生故事，也远远不如股票和基金让他们有谈论的兴趣。或许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缘故，这次贾平凹不像上次写《秦腔》那样，满纸地方语言，而是很注重故事性，叙述得也很流畅。作为一条重要的线索，小说还讲述了主人公刘高兴和妓孟荑纯发生的悲情故事。故事虽然有点落入俗套，也不荡气回肠，但作为一份农民工都市往事的社会记录，折射出了作家的一份底层人文情怀。
贾平凹写农民，是他文学的必然选择。作为农民出身的作家，他自己就曾写过一部《我是农民》的书。一个骨子里是农民的作家如果不写农民，而去写工人，写他并不十分熟悉的人与事，我相信大抵会是垃圾作品。任何时候，我都认为一部作品之所以优秀，完全因为作品本身反映出了作家的人生，他的时代和他的精神世界。我从不认为小说完全可以纯粹虚构，纯粹的精神世界在小说中其实并不存在。我们梳理贾平凹的写作史，在他的青年时代，或许有过效仿西方作家的迷惘，有过玩弄技巧的心计，但一路写下来，他的经得起推敲的好作品大抵还是以农村、农民为主角的作品。这其中我以为《高兴》并不是最好的，因为有一点，让我略有些遗憾，贾平凹以自己也是这个社会转型期的亲历者身份，以自己也曾是一个小人物的农民情怀，以《高兴》的人物结构和广阔的精神维度，《高兴》的篇幅其实完全可以演绎成《秦腔》一样的鸿篇巨制.
《高兴》读后简单记录
作者:令琪清
10月6日大雨中去清风湖玩，败兴而归。路过万叶书城，下车购得一本《高兴》。感觉，这是那天最大的收获了。
贾平凹的作品，初中高中那会发烧于文学的时候，我读过《满月儿》、《曳断绳》等短篇和《废都》、《白夜》两部长篇。但仅仅是阅读，没有过多的感想，毕竟我的文学修养还是太低。只是当年看《白夜》，到后来夜郎回家，颜敏留下一封信出走了时，我感觉心里裂了一个口子，久久不能愈合，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但经过高考的洗礼，我开始变得实际，作为一名工科生，我虽然还关注并时常借一些文学作品，但很少仔细读了。比如《怀念狼》很薄，我算读完了，《浮躁》翻过，没有细读，《秦腔》买了，但还在书架上放着……

倒是贾平凹那个在北京做编辑的乡党——李建军的一些评论，让我对贾平凹的语句也不信任起来。所以，这次读《高兴》，我虽然是在车上，但还是在读故事的同时，也注意了他的一些字句，也许，我也是编辑，我也有了职业病。
我是分三次看完《高兴》的，10月7日从东营回单位，4个小时的车程，我看了有三分之一，10月19日过去、回来，这一去一回就看完了。看完前100页，我对后面的内容有些失去信心，感觉贾先生还是往作品里填一些段子，特别如“扔虱子”这个，我记得他原来在散文中就多次用过，所以感觉有些老套，也有些不满意;而且，我也琢磨了一些方言的转化，比如“杏胡”，比如“胡基”。这时候，在车上嘈杂的环境中，我也时而合书，想《庄子·外物》言“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之原本无非是 “琐屑之言”、“浅识小道”。班固认为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今琢磨，确实鲜见雅致之语，只是搬在文字里的粗糙生活。
读完前400页，故事行将结束，似乎还是平平淡淡。但刘高兴他们的生活已经进入我的视野很久了。是的，文字之外的.我，却像是悬在他们生活的天空上面的见证者，一切历历在目。他们就那样生活着，似乎他们就是他们，代表不了一个群体，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高兴》中出现的人物不多，作者给予笔墨较多的有刘高兴、五富、孟亦纯、黄八、杏胡、种猪、韦达、石热闹等。但我个人认为，形象最饱满、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五富和杏胡。五富粗笨、邋遢，却卖力、拼命，他的世界很小，却很认真、执著，要说典型，其实五富最具典型性，大体代表了农村最底层、最穷苦、最无助的一个阶层。而杏胡的泼辣、豪放也是一类人的典型写照。但对于刘高兴、孟亦纯和韦达的描写，我感觉有些折中，也有些游移，不太鲜明也似乎不太真实可靠。
但最可怜的五富，却窝窝囊囊突然死了。这后面30多页的文字，确实显示了贾先生高超的功底，一下子让人平静的心低沉下来。我开始理解中国几千年来那“大团圆”结局的现实意义!他们的生活，哗啦啦间就都有了变化，曲终人散，留下一个巨大的叹号!但是，站在西安城街道上的刘高兴，还有一时都“各有归宿”的那帮人，缓过神来还要生活啊，小说却戛然而止!

读完这部小说，我重拾对贾平凹的敬仰。不仅仅因为他的小说我比较欣赏，还是因为这么几年来，我时常潜水于网络，也观察、了解过一些作家的动静，发现自我标榜的不少，但真正潜心写作又较为淡薄的很少。贾先生虽然颇具争议，他身边也有一帮吹捧家，但他自己一直还是多做事少说话，低调行事。甚至，连作品上所附“作家简介”也似乎是多年未作更新，这比起一些作家动辄一页(或半屏)的个人介绍真是落后不少。
欲哭无泪的《高兴》
作者:杨兰琴来源:大众日报
贾平凹，当代作家，作品《商州》、《浮躁》、《废都》等有广泛影响。贾平凹小说描写新时期西北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变革，视野开阔，具有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蕴，富于地域风土特色。新作《高兴》描写土地变迁后农民生存状态，受到读者的关注。
关注土地变迁后农民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高兴》，是贾平凹以其一贯的慈悲与淡定笔致打开的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画卷，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密布着冲突、错位、荒谬、伤痛、病象重重而又情切至深的当代故事。
《高兴》与此前贾平凹的其他作品有很大不同，没有《废都》、《高老庄》的精致与浑圆，没有《怀念狼》、《秦腔》的深沉和凝重，贾平凹的《高兴》一改以前的“玄秘”风格，非常直白、直接，现实主义色彩浓厚。
这是一部揭示底层人真实生活的作品，贾平凹以自己中学同学为原型，其主角刘高兴真有其人。贾平凹为了更好地了解拾破烂群体的境遇，在动笔前，他曾深入大街小巷，他见到了更多像刘高兴一样拾破烂的人。作者坦言，他写《高兴》的想法比《秦腔》还早，只因条件不成熟而搁浅，“为写这部小说，我多次到西安郊区的‘拾荒村’探访，和那些‘破烂王’们拉家常、同吃同喝，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创作期间五易其稿，是创作以来修改次数最多、最费劲的一部长篇。”
正当百事裂变、社会浮华的变革之际，农民刘高兴先是将自己的一颗肾卖给了城里人，随后又与同乡五富来到城里拾破烂……妓孟夷纯的出现不但引来了城市万象之态，还带给了他们始料不及的命运……刘高兴虽然与妓孟夷纯产生了感情，但他们注定不可能走到一块，这是一个结局悲剧的故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了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虽给主人公起了一个“高兴”的名字，然而小说却令人心情沉重。
《高兴》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写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命运，这事实上也是写进城农民的命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作家揭开城市灯红酒绿的面纱，直视他们的生活状态。这些人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活着，即便如此，竟也无比艰难。他们被生活的艰辛压得无暇反思自己命运的悲剧本质，甚至还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高兴，这样的快乐的内心里实际却隐藏着深深的悲凉。
贾平凹不光写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他也写到了他们的精神生活。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正日益物质化，而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天天减少，这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可怕的。贾平凹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品中也反映了作者这种忧患意识。
《高兴》之所以令人心情沉重，是农民的现实处境令人沉重;是城乡的不和谐令人沉重。这也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的原因。鲁迅先生说，希望作品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贾平凹则说：“在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上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或许从这些破烂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
贾平凹近年来一直关注底层人的生存状态，《高兴》是一份留给历史的社会记录，是透过小说中故事、人物、命运，照射给读者的一方欲哭无泪、唏嘘不已的人间舞台。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反映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它提醒我们停留下来思考，提醒我们应该关注那些进城人的精神困境。
近年来，在贾平凹进入古朴而本真的创作状态的同时，他的襟怀如同涨墨，彻底吃进了字里行间———这也是为什么用工笔写实的手法写就的《高兴》，看起来让人如此揪心，如此对人物寄予无限同情的原因所在。
《高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心血之作，也是一部蕴蓄丰富含义的长篇意象小说。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试验着意象主义的表现方法,最近的新作《高兴》仍然是这种思路的继续延伸。”《高兴》是贾平凹花费两年多的时间,精心构思,五易其稿得以完成的心血之作,是他迄今为止创作最吃力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刘高兴进了西安城拾荒的故事。虽然是写城市最底层的小人物,但是整部小说充满了丰富的意象,可以说小说中具有丰富意蕴的意象的创作追求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成功之处。惟其如此,这部长篇小说可以称作是一部意象小说或意象主义小说。

所谓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早在《周易系辞》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小说《高兴》亦是“立象以尽意”,但小说中之“象”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寄托了作者贾平凹情思的客观物象。简言之,意象是所谓托物言物、托象言意,往往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
小说《高兴》中的意象数不胜数,比如:拾荒者、草根、大唐芙蓉园、锁骨菩萨塔、小说的命名“高兴”等等。本文以细读作品的方法,仅就《高兴》中的“肾、高跟鞋、箫”三个主要意象进行解析。
一、肾――城市欲望
主人公刘高兴的肾是小说中的一个“表意之象”。肾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发动机,也是此故事的原发点。
乡下人刘高兴把肾捐给了西安,从此就与城市有了亲缘关系。在城市里,他一直试图找到移植了自己肾脏的“亲人”,但是最终也没有找到。刘高兴只知道自己的肾捐给了西安一个老板,他到了西安之后的“寻亲”似乎有些大海捞针,也有些盲目。进了西安城,刘高兴除了看风景,也留意过往的人群,企图能碰上移植过他的肾的人。茫茫人海“谁和我有缘呢?”刘高兴相信感觉面熟的生人,莫名其妙产生好感的人,或许是前世的亲属或朋友所托生,就是有缘。他相信“那个移植肾的人,肯定是和我有缘的。”他一见如故、疑似移植了他的肾脏的城市“亲人”韦达并没有和他有任何的亲缘关系,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
实际上刘高兴的肾在小说中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刘高兴骨子里是向往都市文明的,“肾”是他城市欲望的象征,是他亲近城市、拥抱城市,内心欲望的外化体现。
刘高兴的城市生活因为有了这颗捐献给城市的肾,而倍觉亲切、倍感踏实。他不仅为城市拾垃圾,还为城市献出了自己的真诚和亲情。当他挺身而出不顾性命抓逃逸司机时,他想到的是“我来西安,原本也是西安人,就应该为西安做我该做的事呀。”当瘦猴说出:“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的事实时刘高兴不仅不爱听,甚至气愤至极。
刘高兴初次见到丢钱包的大老板时就觉得面熟,“这么大的西安城里,有一个人会和我有缘?!”突然间脑子里“闪现了一个极大胆的判断:这是不是移植了我肾的人?判断是那么强烈。是这个人,肯定是这个人!”这里实际上也是刘高兴骨子里向往城市、认同城市的强烈的欲望的体现。五富说的有道理,他在做梦。刘高兴在做着城市梦,他希望梦想和现实吻合。刘高兴一厢情愿地认为“终于寻到另一个我了”“另一个我原来是那么体面,长得文静而又有钱。”这是刘高兴的城市梦想,是作者通过刘高兴之嘴说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城市人的标准。

刘高兴坦荡地在西安城里寻找着“另一个的我”。那是一个城市寻梦者的不倦的追寻,是富裕的文明的城市欲望的期盼与张扬。
当刘高兴再次遇到丢钱包的大老板时,他竟毫不犹豫地判断“他肯定换过肾!”“就是我要寻找的另一个的我”,他为自己的发现激动之极。因为他为自己的城市欲望找到了一个可以感知的、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着的具体对象。刘高兴终于与大老板韦达正式见面了,在两人握手时,“我感到我们的脉搏跳动的节奏一致。在那一瞬间,我产生了奇妙的想法:冥冥之中,我是一直寻找着他,他肯定也一直在寻找着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分为两半”。刘高兴身为农村人,心里却自认是城市人,刘高兴的灵魂更愿意靠近城市,他的肾交给了城市,就是他的一半交给了城市,他的梦想也交给了城市。
刘高兴在西安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处于这种亢奋的“寻亲”状态,整部小说有五分之四的部分都是写刘高兴追逐城市、靠近城市、试图融进城市的寻梦过程。小说在前一部分越是这么渲染刘高兴的“寻亲”的兴奋与激动,前世有缘、今世奇缘,越是反衬了刘高兴最后的失落与沮丧。在小说第五十一章,韦达请刘高兴吃饭,席间老板们无意间说出韦总换的是肝。刘高兴“一下子耳脸灼烧”双眼模糊,“韦达换的不是肾,怎么换的不是肾呢?我之所以信心百倍我是城里人,就是韦达移植了我的肾,而压根儿不是!”“遇见韦达并不是奇缘,我和韦达完全没有干系!?”刘高兴失态了,失衡了!他再看韦达竟是“那么陌生!”“那么丑陋”!刘高兴浑身发冷,他担心他的亲缘被割断,他担心他的城市梦被阻隔。无奈与失望至极,刘高兴终于不那么优雅地不那么文明地泛出农民的劣性,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安慰:
“反正我的肾还在这个城市里!”刘高兴多么想自己的另一半是一个俊朗的、体面的、有钱的老板啊。可现实难尽人意、甚至更加糟糕。刘高兴清醒了一些,他意识到城市以及城市人并不是像他希冀和预期的那样高尚并且无私。韦达遇到麻烦、关乎自己的利益时是那么的自私与虚伪;韦达竟然会对孟夷纯见死不救、撇开干系。刘高兴失魂落魄。

贾平凹说:“刘高兴的城市生活是不断寻找想融进去的过程,是与农民意识挣扎的过程。作为他们故事发生的背景舞台,城市向他们展示了好与不好的两面,而他们都在承受并顽强地存活着,我想写的就是这种生命的悲壮。”
刘高兴的捐肾与寻肾的寻亲过程,正是他在城市生活中不断寻找自我价值并希望融入城市体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刘高兴试图摆脱自己身上的农民意识,也试图用城市文明人要求自己,希冀最终成为一个优雅富足的城市人。
“肾”是刘高兴城市欲望的外化“意象”,是他真心亲近和热情拥抱城市的原动力,是他需要城市人认同的客观物象。可惜捐了肾的刘高兴并不能被城市尊重,欲望找到了搁置的地方,却并不一定有一个融入的圆满结局。事与愿违,最终他也不过是火车站、广场上游荡的未被城市理解的尴尬的边缘人。
二、高跟鞋――爱情寄托
“高跟鞋”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是小说中的托象言意,寄托了刘高兴对爱情的憧憬和联想。
刘高兴的爱情是与众不同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在农村的刘高兴,用钱把新房盖了起来,相好亲的女人却嫁了别人。他自我宽慰地“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农村的女人是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
进了城的刘高兴发现西安城里美女如云,紧张得不敢看她们的脸,只“看见了一双双高跟皮鞋和高跟皮鞋里精致的脚”。刘高兴认为美女如同那些有成就的政治家、哲学家、艺术家一样都是天人,“她们集中在城里,所以城里才这么好。”刘高兴的追逐城市的梦想里还有一个追逐美丽爱情的梦想。
在刘高兴的城市拾垃圾生涯中,高跟鞋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东西。在他“床上的墙上钉着一个架板,架板上放着一双女式的高跟尖头皮鞋,灯照得皮鞋光亮。”五富说:“一双鞋放得那么高,是毛主席像呀?”可见它在刘高兴心目中的地位。高跟尖头皮鞋是刘高兴为城市女人准备的,是为美女的秀脚准备的,是生活高品质的追求,是刘高兴追逐城市美好爱情的寄托,粗鄙的五富怎么能知道鸿鹄之大志。
“如果我不来城里,我没有那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没有见过美容美发店的女人,翠花是不能弹嫌的。可现在,我是刘高兴,刘高兴在城里有了经验,有了那一双高跟尖头皮鞋,见过了美容美发店的女人和无数的女人的脚,刘高兴就无法接受翠花了。”刘高兴进了城,就看不起农村人了,他庆幸自己没有娶农村老婆。他要做城市人,他抵挡不住城市的温柔诱惑,美丽的城市渐渐销蚀着刘高兴的心。

“每晚擦拭高跟尖头皮鞋是我要做的工作,这有点像庙里的小和尚每日敲木鱼诵经。”高跟尖头皮鞋承载着刘高兴过去的屈辱的经历,更提醒着刘高兴未竟的愿望。每擦拭一次,刘高兴的心灵便得到一次慰藉。高跟尖头皮鞋是他爱情的寄托,维系着刘高兴对女性温暖慈悲的理解与向往,也是他城市梦的一个载体。
无巧不成书,一个女人“穿着和我买的一模一样的高跟皮鞋”。刘高兴终于结识了梦寐以求的城市里的漂亮女人孟夷纯。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么漂亮的孟夷纯居然是小姐,这对刘高兴的“打击太大了!”刘高兴灵魂出窍,百思不得其解。
高跟尖头皮鞋还在,美丽的梦想还在。“小孟的影子就像鬼一样钻在了心里”,赶也赶不走。刘高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小姐孟夷纯,这都是城市惹的祸。刘高兴无助之下像阿Q似的自欺欺人:“有这么漂亮善良的小姐?小孟不是小姐!”一个拾破烂的终于在城市里恋爱了,他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城里的漂亮女人。
高跟鞋是爱情的桥梁,它给了刘高兴一次救美的机会,给了他们一个互相呵护的近距离接触。一个拾破烂的用力蹬着一辆拾垃圾的三轮车,载着一个崴了脚的漂亮女人冲向医院。“眼睛那么纯净的会是小姐?”刘高兴不能面对现实,小孟是那么美丽,但现实是那么的残酷。孟夷纯是为了筹款替兄寻凶才作小姐,她绝对不是坏人!刘高兴无法抗拒美的魅力与诱惑,他坚信美的事物一定有美的根源和内容。
高跟尖头皮鞋是刘高兴和孟夷纯爱情的见证,它见证了他们非交易性质的男欢女爱,见证了刘高兴无能的爱和执迷不悟的执著之爱。刘高兴用新鞋换了孟夷纯的旧鞋,为的是寄托互相的牵挂与思念。刘高兴的城市生活因为有了高跟鞋――爱情而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锁骨菩萨塔是刘高兴解开心结的宽慰。“只有锁骨菩萨在这时能宽慰我”“这塔叫锁骨菩萨塔――她是污秽里的圣洁”。锁骨菩萨是观音的化身,为慈悲普度众生,专门从事佛妓的凡世之职。锁骨菩萨塔的故事为孟夷纯的故事做了最好的注脚或说诠释,也为高跟尖头皮鞋里寄托的物欲的城市爱情赋予了升华的灵魂。刘高兴一厢情愿地把孟夷纯想象成锁骨菩萨,为的是慰藉自己苦涩难言的痛苦。孟夷纯的职业与其品格形成了巨大反差,也是污秽里的圣洁。刘高兴与孟夷纯的城市爱情注定是美丽而凄楚的。

作者在试图揭示城市底层农民工无法抗拒物欲与情欲的诱惑时,也藉此超脱了世俗,在高跟皮鞋物质外壳之上升腾起的是精神的升华,污秽里的圣洁,指向了一个拾垃圾者与一个漂亮小姐之间的出污泥而不染的爱情,指向了在肮脏的世界里干干净净的活着的品格。
三、箫――精神写照
如果说高跟鞋是刘高兴物欲与情欲的象征,那么箫就是刘高兴精神的写照。
这是小说象征意象的基本表现手段。通常,意象的哲理性并不直接说出,而是通过形象的象征或暗喻来达到的。“箫”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实际上是含有某种精神意义的载体。这是小说文学意象的审美特征。箫是高雅的“意象”,是精神品格的象征。
作为普通人的刘高兴也是有精神追求的。在清风镇,他是特立独行的,会吹箫的就他一个。为娶媳妇,他吹了三天三夜箫,媳妇跑了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
开始了城市生活的刘高兴,对未来充满了期盼,心情一好就喜欢吹吹箫。“吹箫的时候常常有鸟飞到槐树上”叫做吹箫引凤。五富是乡巴佬、傻实,又没有文化,说不是凤是灰灰雀,不懂得刘高兴的优美的比喻和想象。刘高兴是有情调的,有诗意的,把树冠叫绿云。刘高兴是要做有文化有涵养的城市人,不要做只会出力出汗挣钱攒钱养家的乡村人。
刘高兴是吹箫行家、吹笛能手,一吹就不由得要吹经典名曲《二泉映月》。一吹起《二泉映月》就又把什么都忘记了。在音乐里的刘高兴只需要掌声和叫好声,轻蔑了金钱忘记了烦忧。
快乐的刘高兴出门拾破烂,就把箫带上。“把箫别在了后衣领里,就像戏台上秀才别的扇子。”在没有拾到破烂或者休息的时候,他就吹箫。这使得城里街巷里的人对他刮目相看。而刘高兴并不是为了引人同情,完全是自娱自乐。
刘高兴可以放下拾破烂的活计,专门为了城里同样寂寞的交警而吹箫。刘高兴可以在恋爱中没人倾诉,就以箫自娱自诉。刘高兴还可以忘却了时间和空间,自己给自己吹箫。刘高兴最终吹箫引凤――用箫声打动了孟夷纯,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无疑吹箫对于刘高兴是一种精神需求,是其对拾垃圾生活的一种超越性手段。吹箫能使刘高兴忘却清风镇的贫瘠与落后,忘却城市生活的单调乏味,在最肮脏的生活底层寻求自我精神上的愉悦。吹箫不仅仅是刘高兴精神的需求,也是一种超脱的方式。

这里实际上也寄予了刘高兴希冀成为有文化有素养的城市人的高境界的理想的追求。别人误以为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因变故才出来拾破烂,而他也乐得保持神秘,表现出很有文化的样子。正是因为这些文化质素的加入,使得刘高兴的艰难地生存的城市欲望得以精神的升华,吹箫也就不仅仅是吹箫,而是对生活困境与生存平庸的超越;这是一种生活的诗化和诗化生活境界的获得,进而将拾垃圾者从维持生存的形而下的意义拓展至“出污泥而不染”的形而上境界。
评论家孟繁华认为《高兴》超越了众多写作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家拘于表现苦难的局限{4},对能观照到这一群体从生活自救到精神自救的乐观与顽强韧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孟繁华的评价很有道理。刘高兴吹箫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作者对刘高兴精神自救的乐观以及生命顽强的韧性显然是赞赏有加的。
作者将拾垃圾和吹箫两个似乎不相干的事物连接在一起,作为刘高兴的不同层面的需求体现出来,并将两者进行了一种有意味的对照与反衬。一个粗鄙龌龊的行当,一个高雅文明的举止,其反差之大,其意图之明显,让读者不得不承认,即使是一个拾垃圾的城市最底层的边缘人,也是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还要有精神的需求。拾垃圾是在城市里艰难生存的物质需要,吹箫是追求文化追求文明的精神需求,两者构成了城市拾垃圾者的具有强烈反差的生命现实性的整体存在,共同塑造出一个具体可感的带有作者所思所想的立体的刘高兴。
《高兴》中的主人公确实是不同流俗的。刘高兴虽然是个进城的农民,但身上却有着类似“文人”式的特质与理想,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精神情感在小说中的投影。箫是刘高兴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以及对物质、现实世界的超越的写照。一个拾垃圾者并没有如同他的工作和生存环境一样粗鄙与肮脏,而是不忘精神层面的追求与愉悦,是对其辛酸苦难的城市生活的超越,是对精神自由的获求。
刘高兴既拾垃圾,又吹箫,污秽与高洁同在。“拾破烂的带个箫,滑稽!”垃圾和箫的对照与反衬的安排具有多重含蕴,即可是“物质生存”和“精神写照”,也可是“粗俗”与“高雅”,残酷的客观现实与美好的主观愿望等等的象征,耐人寻味,内涵复杂而丰富。

总之,上述三个意象从不同的维度反映了进城农民工或说城市最底层人物的精神风貌:“肾”是农民工的城市欲望或说城市底层市民需要城市认同的代言物,代表了刘高兴们底层市民的志趣;“高跟鞋”寄托了城市底层市民的物欲与情欲,是向往物质文明、企盼富裕,渴望和追逐美丽爱情的象征物;“箫”是普通人超越世俗和物质世界的精神写照,是作者精神追求和寻求心灵宁静的审美物。这几个意象里蕴含的意味,似乎已经模糊了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界限,几乎是所有人共有的丰富的多元的精神需要。因而,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仅是描绘了一个浮华的城市生活和真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边缘人群的生命存在状态,而且是在深入地思考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
长篇小说《高兴》中的意象丰富多彩,无论是肾,高跟鞋,还是箫,都是“立象以尽意”,是小说艺术的表现,归根结底,还是作者贾平凹的创作意念在起支配作用。而这种意念,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他们,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我只能写作,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迷茫的东西写出来。”{5}因此,小说中的这些意象不仅具有象征性、求解性,还具有丰富性和多义性。荣格说得好:“永恒的理念是在超天界的地方蓄积起来的原始形象,只是这些形象在此被赋予了永恒的、超验的形式。”小说《高兴》也正因此具有了某种艺术审美的永恒性和超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