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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探案集——回忆录 海军协定


我结婚那年的7月,实在令人难忘,因为我有幸参与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三起重要案件,我与他一起工作的同时还研究了他的工作方法。这三起案件在我的笔记本中分别被整理成《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其中第一个案子涉及的层面太广,并且关联到这个国家的许多权贵,所以若干年内不可能公布于众。不过,福尔摩斯经手了那么多的案子,都没有该案能显示他的推理水平,也没有这个更能让人印象深刻了。时至今日,我还保留着一份谈话记录——几乎与原话一字不差是福尔摩斯与巴黎警署的杜布克先生和坦泽著名的刑案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畅谈案情真相的谈话记录。他们两个曾在这个案子上花费了不少精力,结果证明他们对那些无关紧要的枝节关注过多。然而,这个案子恐怕要等到下个世纪才能公布出来。在此,我要谈的是笔记本中的第二个案子,这个案子曾经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其中有些部分更是突出了它独一无二的特质。
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交往亲密的好朋友,名叫珀西·费尔普斯。他和我年龄相似,但比我高两个年级。他非常聪明,几乎囊括了学校颁发的一切奖项,由于成绩优异,毕业时获得的奖学金,使他能够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我记得他有很多权贵亲戚,甚至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就听说过他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声名显赫的保守党要员。
这样显赫的背景在学校里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相反,大家处处欺侮、捉弄他,在运动场上玩耍时,我们用铁环撞他的脚踝,或者伸腿绊他,引他出丑,感觉到刺激又好玩。不过大家一踏入社会,形势就完全不同了。我隐隐约约听说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和社会背景,在外交部找了一个很好职位,后来我慢慢就把他淡忘了,直到下面这封信寄到我手中,我才又想起了他。
亲爱的华生
我想,你应该还记得“蝌蚪”费尔普斯吧,当年你读三年级时我读五年级。或许你已经知道了,我通过我舅父在外交部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差事,颇受信任和器重。但是祸从天降,我的前途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可能要就此告终了。 在此我没有必要多谈这件事的相关细节问题。如果你能答应我的请求,我可以当面与你详谈。我得脑炎已经有9个星期了,现在刚见好转,但是身体还极其虚弱。你能否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来我这里一趟?虽然当局一再表示切都无可挽回,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他对案子的看法。请尽快带他前来,并且越快越好。我现在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焦虑之中,简直是度日如年。请你务必告诉他,我之所以没有及早请教他,并不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只是在受到打击之后,头脑混乱,神志不清。现在我已经重新清醒过来,但是我怕自己会旧病复发,因此不敢想得太多。我的身体还很虚弱,你可以看出,此信是我请别人代笔的。
请你务必请他前来。
你的老同学珀西·费尔普斯
沃金·布里尔布雷
读了这封信,我很受震动,他在信中反复叮咛我一定要带上福尔摩斯前往,实在令我同情。就算这件事再困难,我也会全力以赴。而且我也知道福尔摩斯非常热爱他的侦探艺术,只要委托人相信他,他向来乐意提供帮助。我妻子也同意我的看法,就是一分钟也不应耽误,马上把这件事告诉福尔摩斯。因此早餐后一个小时之内,我就回到了我在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穿着睡衣,坐在靠边的桌子旁,聚精会神地做着化学试验。一个曲颈大蒸馏瓶,,在本生灯蓝盈盈的火焰上烧得正沸,里面的蒸馏水不断汇聚,滴入一个两公升的容器中。我走进来时,我的朋友头都没抬一下,我看出他的试验肯定非常重要,于是就坐在扶手椅中等着。他看看这个瓶子,摸摸那个瓶子,然后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几滴液体,又拿出试管溶液放在桌上。右手捏着一张石蕊试纸。
“你来得正好,华生,”福尔摩斯说,“如果这张试纸仍呈蓝色,那就没什么问题。如果变成了红色,那就是说这溶液能夺人性命。”他把试纸浸入溶液,试纸立即变成了暗红色。“哈!我想的果然没错!”他喊叫道,“华生,我马上就有空招呼你了。波斯拖鞋里有烟叶,你自己拿。”他转身走到书桌旁,迅速写了几份电报,随手把它们交给了童仆,然后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双膝曲起,两手抱住他那瘦长的小腿。
“这是一桩普通的谋杀案,”他说,“我想你带来的案子要有意思得多。华生,没有麻烦你是不会来找我的,发生了什么案子?”
我将那封信递给他,他全神贯注地看着。
“信上并没有多少信息,对吧?”他把信交还给我时这样说道。
“是没有说什么。”
“但是笔迹值得注意。”
“这不是他本人的笔迹。”
“千真万确,是一个女人写的。”
“绝对是男人的。”我大声说。
“不,是女人的,而且是一个性格独特的女人的。你看。调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你的委托人和这个人关系密切,这个人无论是好是坏,性格很特别。我现在已经感觉这个案子很有趣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马上动身前往沃金,去拜访这位处境艰难的外交官,还有那位代他写信的女士。”
我们在滑铁卢火车站幸运地赶上了早班车,没用一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沃金,这里有大片的冷杉和石南树林。布里尔布雷是一幢座落在一大片空地上的独立宅院,距车站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递进名片不大会儿,就被请进一间陈设优雅的客厅里,几分钟过后,一个身材粗壮的男人客气地出来接待我们。他的年纪大概还不到40岁,他脸色红润,眼神愉快,看上去好像一个诚实爽快、稚气未脱的孩童。
“我非常高兴你们能来,”他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说,“今天早上,珀西一直在打听你们的消息。哎,那个可怜的朋友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根救命稻草的!他的父母让我来接待你们,因为他们都被这件事搅和得痛苦不堪,一个字也不愿意再提起。”
“关于这件案子,我们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啊,”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应该不是他的家人吧。”
我们这个初次见面的朋友有点惊讶,他低头往自己身上看了一下,笑了起来。
“原来你看到我链坠上的姓名缩写图案‘JH'了。”他说,“起先我还以为你真是聪明绝顶呢。”
“我叫的名字叫约瑟夫·哈里森,珀西很快就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了,因此,至少我也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我妹妹就在珀西房里,你们可以在那里见到她,这两个月来多亏她照顾着他。我们最好现在就进去吧,我知道他急着想见你们。”
我们被领进珀西的房间,它与客厅在同一层楼上。房间布置得既像起居室又像卧室,屋子的角落里摆满了雅致的鲜花。一位苍白、憔悴的年轻人斜卧在靠窗的长沙发上,窗户敞开着,整个房间都浸润在温和的夏日空气和浓郁的花香里。一个女子坐在他身旁,我们进去时她站起身来。
“需要我走开吗,珀西?”女子问道。
珀西紧握着她的手让她留下。
“你好!华生,”珀西热情地说,“你现在留着胡子,我快认不出来你了。我敢说你多半也认不出我了。这位,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简单地给他们做了一下介绍,我们一同坐下。那位粗壮的中年人已经离开,可是他妹妹的手还握在病人手里。她是一个惹人注目的漂亮女子,身材稍微有些矮胖,不太匀称,不过她面容美丽,皮肤呈细腻的橄榄色,有着一双又黑又亮的意大利姑娘的眼睛,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她容貌艳丽,这就使她的伴侣越发显得枯槁、憔悴。
“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珀西从沙发上撑起身子说,“咱们就直接谈这件事吧。我本来是一个生活快乐而且事业有成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我就要结婚了。可是这个飞来横祸,毁掉了我的大好前程。”
“华生可能跟你说过,我在外交部工作,全靠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提携,我很快就要升迁到一个重要职位了。我舅父成为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之后,交给我几项重要的任务,我都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他终于对我的聪明才智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大约10个星期以前——确切地说,是5月23日——他把我叫进他的私人办公室,先是好好表扬了我一番,说我表现良好,然后又告诉我,有一项重大的机密任务需要我去完成。”
“‘是这样的,’他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遗憾的是,报界、舆论界已经有了一些传言。这份文件极其重要,绝对不能有丝毫泄露。法国和俄国大使馆会不惜重金去搜寻这些文件的内容。如果不是需要一份副本,我肯定会把它锁紧柜子,密封保存的。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
“‘有的,先生。’”
“那好,先把协定拿去锁在你那里。我要提醒你:你可以等大家下班后,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慢慢抄写,免得被人看见。你抄好后,把原件和副本都锁到保险柜里,明天一早亲自交给我。’”
“我拿了文件以后,就…”
“对不起,我要打断一下,”福尔摩斯说道。“谈话时房间里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是的。”
“是一个大房间吗?”
“长宽有30英尺,说话时在房子中央。”
“没错,差不多就是中间位置”
“说话声音高吗?”
“我舅父的声音一向很低,我几乎没开口说话。”
“谢谢你。”福尔摩斯说着闭上了眼睛,“请继续吧。”
“我照他的吩咐,等其他同事离开后才开始工作。办公室里只有查尔斯·戈罗特还剩点公事没办完。于是我先出去吃晚餐,让他自己在办公室加班。再次回到办公室时,他已经走了。我急着想完成那件工作,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你们刚才见过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他要乘11点钟火车到沃金,我希望自己能赶上那班火车。”
“我看了协定内容,立刻发现舅父说得没错,毫不夸张,它确实非常重要。没有细看,我就可以说那份协定确立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同时预定了一但法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占据绝对优势时,英国应该采取的对策。协定涉及的全属海军方面的问题。最后是双方高级官员的签字。我大致看了一下。就坐下来开始抄写。”
“那份协定条文很长,用法文写的,总共有二十六条。我尽可能快地抄写,可是直到9点钟,才抄了九条,照这种情况,我是没有希望赶上那班11点钟的火车了。白天一天的工作让我极其疲惫,加上晚饭没吃好,我感到反应迟钝,昏昏欲睡,喝杯咖啡应该可以提提神。楼梯底下有一个小房间,门卫整夜都守在那里,按照惯例,他要给加班的工作人员用酒精灯煮咖啡喝。因此,我就打铃叫他。”
“让我奇怪的是,随声而来的是一个妇人,这个面容粗俗的高个老妇人,腰里还系着条围裙。她说自己是门卫的妻子,在这里干些杂货,我就让她去煮一杯咖啡。我继续抄了两条,越发困得不行,于是就站起身来在办公室内走动一下,活动活动腿脚。我要的咖啡还没有送来,我就奇怪怎么耽搁了这么久,于是就打开门,沿着走廊走出来看看究竟怎么回事。门外的那条笔直的走廊内,灯光昏暗,是从我办公室出来后的唯一通道。走廊尽头是一段拐弯的楼梯,门卫的小房间紧挨着楼梯下面的过道。楼梯的中间转弯处有个小平台,平台横向另有一条走廊。这条走廊尽头有一道楼梯通到旁门,专供仆人们使用,有时办公室人员为了图方便,也会通过那条捷径出入办公室。这就是我办公室的简图。”
“谢谢,你说的,我都听清楚了。”夏洛克·福尔摩斯说。
“请注意,我就要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我走下楼梯来到大厅,发现门卫在门房里睡得正香,酒精灯上的咖啡壶正滚滚沸腾,咖啡溢了一地,我取下咖啡壶,灭掉酒精灯,正要伸手摇醒那个熟睡的人,突然他头上铃声大作。一下子把他惊醒了。
“‘费尔普斯先生!’他奇怪地看着我说。”
“‘我下来看看咖啡好了没有。’”
“我煮着咖啡就睡着了,先生,’他看看我,又抬头看看那仍在震动着的电铃,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你现在就在这儿,先生。那谁在打铃呢?’他问道。”
“‘打铃!’我叫道,‘哪儿打铃?’”
“‘是你办公室的电铃啊。’”
“我的心好像突然被一把冰冷的手握住了一样,那么,一定有人进入我的办公室里了,那份绝顶机密的文件还放在桌上呢。我发疯一样跑上楼,奔进走廊,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福尔摩斯先生,真的是空无一人。跟我离开时一个样,只是那份托我保管的文件不见了,副本还在。但是原件已经不翼而飞。”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直起身,搓着手。看得出来,这件案子极大地引起了他的兴趣
“请问,接下来你怎么做的?”他低声问道。
“我首先想到盗贼必定是从旁边的楼梯上来的。如果他从正门过,一定会被我撞见。”
“你确信他没有躲在房间里,或者藏在走廊上吗?你不是说过走廊很暗吗?”
“绝对不可能,办公室和走廊上连一只老鼠都藏不住,根本无处藏身。”
“谢谢你,接着往下说吧。”
“门卫看到我脸色发白,知道出了大事,就紧跟着我上了楼。我们两人随后冲出走廊,跑下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下的旁门关着,但是没有上锁,我们推开门就冲了出去。我记得清清楚楚,这时听邻近的钟响了三下,正是9点45分。”
“这一点相当重要。”福尔摩斯说着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那天晚上夜色特别暗,天上下着毛毛雨,查尔斯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可是,街道尽头的白厅路上仍像平常一样繁忙,车马行人往来不绝。我们帽子都没顾得上戴,沿着人行道往前跑,在街对角那儿看到一个警察。
“‘发生了一起盗窃案,’我气喘吁吁地说,“外交部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被人偷走了。有人从这里过去吗?’”
“‘我在这里站了有一刻钟了,先生,’警察说,‘这段时间只有一个披着佩兹利披肩的高个子老妇人从这里经过。’”
“‘那个是我妻子,’门卫高声叫起来,‘有别的人过去吗?’”
“‘没有看见。’”
“‘这样看来,小偷一定朝另一个方向逃跑了,’门卫扯着我的袖子大声喊道。”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拉着我,试图把我引开,这更让我生疑。”
“‘那个女人朝哪个方向走的?’”
“‘不清楚。先生,我只看到她过去,可是我没有什么理由要去盯着她看。不过看她的样子很匆忙。’”
“‘过去多长时间了?’”
“‘啊,还没几分钟。’”
“‘没有5分钟吗?’”
“‘是的,不超过5分钟。’”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每一分钟都很宝贵,’门卫高声叫道,‘你要相信我,我老婆和这件事绝对没有关系,快朝这条街的那头追吧。好吧,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就朝相反方向跑去了。”
“我马上追上了他,一把抓紧他的衣袖。”
“‘你家住哪里?’我问他。”
“‘布里克斯顿,艾维巷16号,’他答道,可是你不要被假相迷惑了,费尔普斯先生。咱们去街的另一头,看看有什么情况。”
“我想想他的话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我们带上警察匆忙朝另一头跑去,可是只看见街上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们来去匆匆,都想在这个阴雨之夜赶快回到家中。没有一个闲人肯停下来告诉我们谁打那里走过。”
“我们回到外交部,仔细地搜査了楼梯和走廊,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办公室前面的走廊上铺着乳白色的油毡,如果有痕迹很容易就能发现。我们细细检査,可是根本没有找到脚印痕迹。”
“那晚一直在下雨吗?”
“雨大约从7点钟开始下了。”
“那么,那个妇人9点钟左右进来,带泥的靴子怎么会没留下任何痕迹呢?”
“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也这么想过。这个干杂伙的女工通常会在看门房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这就明白了。这么说,那天晚上下着雨,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是吧?这一系列事件的确很复杂。你们下一步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也仔细地检查了办公室。房间绝对没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至少有30英尺高。两扇窗户都从里面闩上的。地上铺着地毯,不会有地道口,天花板属于普通白灰刷的,总之,我敢用性命保证那个偷文件的只能是通过边门出入。”
“壁炉怎么样?”
“里面没有壁炉,只有个火炉。电铃就在我右手边旁的办公桌上。谁想按响它,都必须走到桌子边上去。奇怪的是那个罪犯为什么要弄响铃铛呢?真是叫人难以理解。”
“这个案子确实关系重大。你们下一步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我想你们检查房间,是想看看那个窃贼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譬如烟头、掉下的手套、发夹或者其他一些小玩意,是吗?”
“什么东西都没有。”
“没有闻到任何气味?”
“哎,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
“嗯,在调查这类案子时,哪怕是烟草气味对我们来说也很有价值。”
“我从不抽烟,因此,屋里有一丝烟味,我都能注意得到。可是那里一点线索也没有。唯一不用怀疑的就是,门卫的妻子——也就是坦盖太太——是从那里匆忙离开的,这件事,门卫也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只说他妻子向来都是这个时间回家。警察和我都认为文件在那个女人手里,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把她抓起来,以防她将文件脱手。”
“警讯传到苏格兰场后,福布斯侦探立即赶到这里,全力调查这个案子。我们叫了辆马车,半个小时之内就到了门卫说过的地方。过来开门的是一位年轻姑娘,她是坦盖太太的大女儿。她母亲不在家,她让我们带进前屋等着。”
“大约过了10分钟,响起了敲门声。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一点都怪我。因为我们没有自己去开门,而是她女儿开的门。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他们在等你。’之后我们就听到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向过道跑去。福布斯一把推开门,我们两个人跑进后面的房间,也就是厨房,那个女人抢先一步走了进去。她眼含敌意地与我们对峙,很快,她认出了我,脸上立马浮现出诧异的神情。”
“‘怎么,你不就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吗!’她高声说道。”
“‘好了,你以为我们是谁?为什么看见我们就跑?’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卖旧货的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店老板有纠纷。’”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福布斯回答道,我们有理由认为你从外交部窃取了一份重要文件,你急忙跑到这里是想把它处理掉。现在,跟我们去苏格兰场走一趟,准备接受调查。’”
“她的分辩和抗议都没有用。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一起坐了进去。临走前,我们把厨房仔细检查了一遍,特别留意了厨房里的炉灶,看她是否在那儿把文件烧掉了。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一点灰烬或者残余的纸屑。我们——到苏格兰警场就把她交给了女警察。我焦急地等待着,终于等到女检查员拿了报告出来,可是还是不知道文件的下落这时,我才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可怕处境,直到现在,我还在盲目行动着根本没时间思考。我一直坚信那份协定很快就可以失而复得,根本没有考虑过如果找不回来会怎么样。直到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我才有时间考虑一下自己面临的处境。简直太可怕了。华生肯定跟你说过,上学时我就是一个敏感、文弱的孩子,我天性如此。我想到舅父,还有他内阁的同僚们,想到我将给他们、给我自己甚至给所有亲友带来耻辱。我自己因为这件事身败名裂根本没什么,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但是现在它关乎外交大事,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差错。
我自己算是彻底毁掉了,不但毫无希望,还充满了耻辱。我不知道自己后来都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我依稀记得很多同事围着我,安慰我。一个同事把我送到滑铁卢,送我上了开往沃金的火车。我想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碰巧也乘坐了那趟火车,可能那位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一路上医生把我照顾得非常好,多亏了他的照顾,我才能安全到家,因为在车站我已经晕厥过一次了,还没到家,我差不多已经变得语无伦次,快要疯了。”
“你可以想象,医生按响门铃把我家里人从床上叫起来时,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的心几乎都碎了。费里尔医生在车站听警察说过一些情况,便把事情大致说了一下,还宽慰了大家一番,但是没有任何用处。大家都很清楚,我的病短期之内是好不了的,于是约瑟夫就匆匆忙忙地让出了这间舒适的卧室让我做病房用。福尔摩斯先生,整整九个星期,我都躺在这儿,昏迷不醒,发着高烧,说着胡话,如果没有哈里森小姐和医生的关怀照顾,我今天可能无法在这里和你们说话了。白天是安妮小姐照看我,晚上由我们雇的护士来照看我,因为我的疯病一旦发作起来,什么事可能都干得出来。慢慢地,我的神志逐渐清醒过来,也就是最近三天,我才完全恢复了记忆。有时候我想它还不如不恢复呢。我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了一封电报给负责这个案子的福布斯先生。
他来到这里跟我说,他们已尽了一切努力,想尽了一切办法,但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他们也想方设法反复审查了门卫和他的妻子,但是对案子没有一点帮助。警方后来又开始怀疑年轻的戈罗特,这个人你应该还记得,戈罗特是我的同事,那天晚上他因为加班在办公室逗留了很长时间。警方怀疑他不但走得晚,还因为他有一个法国名字。但是实际上,我是在他离开之后才开始抄写那份协定的。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新教徒,但是在感情和习惯上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典型的英国人。无论如何,从他身上找不出他与案子有任何关联。于是案子就停了下来,事情就僵在这里。福尔摩斯先生,现在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如果你也令我失望,那我这一生的尊严和荣誉都将永远丧失。”
这段长时间的谈话,让病人筋疲力尽,他无力地斜靠在枕垫上,护士过来给他倒了杯提神的药剂。福尔摩斯默默地坐在那里,后仰着头,眯着双眼。在外人看来,这好像是一副无精打彩、心不在焉的模样,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样子其实是在认真地思考着什么。
“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我要问的问题也就不多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项特殊的任务,你有没有跟别人提起过?”
“任何人都没有。”
“例如哈里森小姐,你也没有告诉她吗?”
“没有。在我接受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我没有回过沃金。”
“有没有人会碰巧去看你呢?”
“没有。”
“你的亲戚朋友有人知道怎么去你办公室吗?”
“是的,我跟他们说过。”
“当然,如果你没有对任何人提过这个协定,这些问题也就无关紧要了。”
“我什么都没说过。”
“门卫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老兵,其他的都不太清楚。”
“哪个团的?”
“啊,听说是科尔斯特里姆近卫队的。”
“谢谢你,我相信我可以从福布斯那儿了解所有的细节问题。警方搜集材料的工作贯做得很好,只是他们从来都不善于利用它们。啊,多么可爱的玫瑰花啊!”他从长沙发前走过去,走到敞开的窗户前,用手托起一支低垂的玫瑰,欣赏起翠绿娇红的花束。
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新鲜事,他这副模样我以前从未见过,因为我从没见过他对自然景物产生过如此浓烈的兴趣。
“没有任何事比宗教更需要逻辑推理了。”他斜靠着百叶窗说,“推理学家们将来可能把推理法归纳成一门精确的科学。在我看来,上帝的仁慈和尽善尽美就寄托于鲜花之中。其他的事物,如我们的权力、愿望和食物,这一切都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这些玫瑰花就不同了,它们是超然之物。它们味道芬芳、颜色艳丽,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美感。这些并不是生活的必要条件。只有仁慈的上帝才会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因此我要说,从花朵里我们会看到美好的希望。”
福尔摩斯在发表他的长篇宏论时,珀西·费尔普斯和他的护理人莫名其妙地望着他,脸上露岀惊诧和失望之情。福尔摩斯手中握着那支玫瑰花,陷人了沉思,这样持续了几分钟,那位年轻的女士打破了沉默。
“这桩案子还有希望吗,福尔摩斯先生?”她用生硬的口气问道。
“啊,这个案子!”福尔摩斯愣了一下,才醒悟过来,“嗯,这个案子确实是相当复杂,如果有谁要否认这一点,无疑很荒谬。不过我答应你们,我要详细调查这件事,有什么情况我随时会告诉你们。”
“你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你给我提供了7条线索,不过我必须先验证一下,才能断定其价值。”
“你怀疑哪个人吗?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怀疑我下结论太快了。”
“那么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
“你的建议非常好,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说着,站了起来,“我说,华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要做的了。费尔普斯先生,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这件事错综复杂,很棘手。”
“我急切盼望着能再次和你见面。”费尔普斯大声说。
“好,不管能不能给你带来好消息,明天我还是会坐这班车过来。”
“上帝保佑你一切顺利,”费尔普斯叫道,“还能为这件案子再做些什么,已经给了我新生的动力。顺便说一下,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给我来了一封信。”
“啊!他怎么说?”
“他态度冷淡,但是没有说什么严厉的话。我知道,他之所以没有苛责我,是因为我重病在身。他一再强调这次事关重大,还说我的前程已经无法挽回——当然是指我被革职——等我恢复了健康,再找机会补救过失吧。”
“嗯,合情合理,考虑得也还算周到。”福尔摩斯说道,“走吧,华生,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送我们到火车站,很快我们就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之中,在我们过克拉彭枢纽站,他几乎没有开口说话,最后他终于说:“伦敦的所有铁路线都是居高临下的,能俯瞰这些房子,真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外面的街容实在不堪入目,但他马上作出了解释:“你看那些矗立在青石之上的孤零零的大房子,好像一些砖瓦岛点缀在浅灰色的海洋上。”
“那是寄宿学校。”
“那是灯塔,老兄!未来的光亮!每一座灯塔里都孕育着成百上千颗光辉灿烂的种子,他们会让英国的未来变得更加光明富强,我猜费尔普斯不喝酒吧?”
“我想他不会。”
“我看也是,可是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可能都考虑周全。这个可怜的人已经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我们能不能把他救上岸还是一个问题。你看哈里森小姐这人怎么样?”
“她是一个个性刚强的女孩。”
是的,她人挺好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她是诺森伯兰那边一个制铁厂老板的孩子,家里就她和她哥哥两个孩子。去年冬天旅行时费尔普斯和她订了婚,她哥哥陪同她一块来见他的家人。不巧碰上这件祸事,她就留下来照看自己的爱人,她的哥哥约瑟夫·哈里森感觉这里还不错,也跟着留了下来。你看,我已经私自做了一些调查。不过今天我还得做一天的调查工作。”
“我的医务……”我刚开口。
“哦,如果你觉得你的业务比我这案件还要重要……”福尔摩斯有些尖酸、粗暴地说。
“我想说我的医务耽搁一两天没什么,因为这是一年中的淡季。”
“好极了,”福尔摩斯说着又恢复了好心情,“好了,我们一起调查这件案子吧。我想咱们最好先从福布斯那儿着手。他应该可以告诉咱们所有的细节,那样我们就知道从哪儿寻找突破口。
“你是说你已经有线索了。”
“没错,我们已经有几个了”
“不过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能确定它们的价值。犯罪动机不明的案件是最难办的。眼前这件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谁能从中得利呢?法国大使、俄国大使,出卖协定给他们的那个人,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对,可以想象一个政治家出于自己的需要,不惜毁掉这份文件,对他来说这也许不是什么坏事。”
“你认为有着光辉履历的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会这样做吗?”
“很有可能,我们不排除这一点。今天我们就去见见这位高贵的勋爵,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实际上,我的调查已经开始进行了。”
“已经开始了?”
“对,在沃金车站我已经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电报。每份报纸都将刊登这样一个启事。”
福尔摩斯递给我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铅笔这样写着:
5月23日晚9点三刻,有马车载客至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下车,知者请将马车号告知贝克街221号B,赏金10镑。
“你确信那个盗贼是坐马车来的?”
“如果不是也没什么。假如费尔普斯说得没错,无论办公室还是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处,那么盗贼一定是从外面来的。在一个如此潮湿的阴雨天从外面过来,而且几分钟后就检查了地板毡,却没有发现湿漉漉的脚印,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了,他肯定是乘坐马车过来的,这个推论应该没有一点失误。”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这是我说的线索中的一个,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发现。然而那铃声——可以说是本案最奇特的地方。为什么要弄响铃铛呢?是那个盜贼在虚张声势吗?难道是他还有同伙,按铃是为了阻止盗窃行为?或者不小心碰着了?或者……”随着思考的深入,他重新陷入紧张的思索之中,他的习惯和情绪我都颇为了解,他肯定是突然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直到3点20分,我们才到达终点站,在小饭馆匆忙吃完午饭,立即朝苏格兰场出发。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发过电报,因此他正等着我们。此人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神情狡猾,一点也不友善。尤其是听到我们的来意以后,他表现得更加冷淡、不友好。
“你的方法我早有耳闻,福尔摩斯先生,”他话中带刺地说,“你就是喜欢让警方给你提供一切情报,然后自己了结案子,让警方丢人现眼。”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说,“我过去破获了53件案子,只有4件案子归在我的名下,其余那49件案子全部荣誉都归了警方。你不了解这个情况,我也不怪你,因为你还年轻,经验不足。但是如果你想在职务中取得成绩,那你最好跟我合作,而不是跟我作对。”
“我非常愿意听从你的指教,”这位侦探立马转变了态度,“不瞒你说,到目前为止我在工作中还没有获得过荣誉呢。”
“这个案子你都采取了那些措施?”
“那个门卫,我们一直在盯他的梢,他离开近卫队时名声很好,我们也找不到一点嫌疑。可是他妻子是个坏东西,我猜这件事她肯定知道很多,不像她表面上装的那样一点也没关系”
“你派人盯过她吗?”
“派了一个女侦探盯过她。坦盖太太喜欢饮酒,女侦探趁她高兴陪她喝过两次,可是从她身上也问不出什么。”
“听说有旧货商去她家讨过债?”
“是的,可是她的债务已经还清了。”
“她哪儿来的钱呢?”
“来源没问题,门卫刚领到年金,他们并没有显出手头很有钱的样子。”
“那天,她上去应承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一事,她怎么解释这件事?”
“她说她丈夫很疲惫,她愿意代劳。”
“对,这与他后来在煮咖啡时睡着很相符。这么说,除了这女人性格不好之外,这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问她没有,那天晚上她为什么要慌慌张张地往家赶?她那个样子连警察都注意到了。”
“她说那天比平常回家晚,所以走得很急。”
“你有没有指出,你和费尔普斯先生至少比她晚出发20分钟,怎么赶在她前头了?”
“她解释说,我们乘坐的双轮马车比她搭乘的公共马车跑得快。”
“她有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她一到家就跑进后面的厨房?”
“她说她的钱就放在那里,她要去拿了付给讨债的人。”
“她倒是句句都有答案。你有没有问她离开时在查尔斯街上看见或者碰到什么人?”
“除了警察她没有看到任何人。”
“好,看来你盘问得已经很彻底了。”
“你还采取了什么行动。”
“9个星期以内,我们一直在监视戈罗特,但时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我们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还有其他的吗?”
“啊,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一点证据也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电铃为什么会响呢?
“啊,我承认这点把我弄迷糊了。这个人真是胆大包天,过来偷东西,还敢弄响电铃。”
“是的,这样做确实古怪。谢谢你给我们说了这么多情况。如果我要你去抓人,肯定发出警报通知你。走吧,华生。”
“现在去哪儿啊?”我们离开警场时,我问他。
“我们现在去拜访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这位内阁要员,未来的英国首相。”
我们赶到唐宁街时,幸运地发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还在办公室。福尔摩斯递过名片,我们立即被领进去了。这位内阁大臣按照旧式礼节接见了我们,并让我们在壁炉两旁豪华的沙发上就座,他则站在我们前面的地毯上。他身材修长,五官端正,神态尊贵,一脸的智慧,卷曲的头发早已变得灰白,他看起来仪态万千,气度不凡,果然是一位真正的贵族。
“福尔摩斯先生,久闻你的大名,”他笑着说,“当然,我不可能假装对你的来意一无所知。在这里只有一件事能引起你的关注。可否问一下,你是受谁所托前来办理此案的呢?”
“是受珀西·费尔普斯先生之托。”福尔摩斯答道。
“啊,我那不幸的外甥!你应该了解,正因为我们有亲属关系,所以我更不能包庇他。我担心这件事会严重影响他的前途。”
“如果文件能找到呢?”
“啊,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有一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我会尽我所能提供一切信息。”
“这个就是你交代他抄写文件的办公室吗?”
“是的。”
“你们的谈话不可能被外人听到吧?”
“绝对没有。”
“你有没有跟别人提起过你想找人抄写这份协定?”
“从来没有。”
“你能肯定吗?”
“绝对肯定。”
“好,既然你没说过,费尔普斯先生也从来没说过,那除了你们俩就没人知道这件事,这么说盗贼出现在办公室纯属偶然。他是碰上了这个机会,就顺手拿走了文件。”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笑了起来。“你说的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了。”他说。
福尔摩斯考虑了一会儿。“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和你商讨一下,”他说,“据我所知,你极其担心协定的内容会泄露出去,如果那样,后果会很严重。”
内阁大臣富有表情的脸上现出阴影,他说:“后果确实非常严重。”
“已经出现了吗?”
“还没有。”
“如果这份协定落到法国或俄国外交部手中,你能够听到消息吗?”
“我应该能听到。”霍尔德赫斯特皱着眉头说。
“将近10个星期了,还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咱们可以这样设想,由于某种原因,协定目前还没有落到法、俄外交部手中。”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耸耸双肩。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很难想象,盗贼偷走这份协定只是想把它锁起来,或者是裱装下挂在墙上,”
“也许他在待价而沽。”
“再等上一段时间,那份文件就一文不值了。再过几个月,这份协定根本就不是秘秘了。”
“这一点很重要,”福尔摩斯说,“另外,我们不妨设想,盗贼突然突遭不测,病倒了。”
“比如说,得了脑炎,是吗?”内阁大臣说这句话时,飞快地扫了福尔摩斯一眼。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福尔摩斯沉着冷静地回答,“好了,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我们已经耽搁了你太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我们要告辞了。”
“不管他是什么人,祝你早日找出罪犯。”这位贵族把我们送到门口时,向我们点头说道。
“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我们出来上了白厅街时,福尔摩斯说道,“但是他要想保住自己的位子,还要做出一番努力。他尊贵但不富有,而且开销很大。你应该看到了他的长统靴底是重新换上的。现在,华生,我不愿意再多耽误你的本职工作。如果我那份马车启事的还没有回音,今天我就没事干了。不过,如果明天你能陪我搭乘同一班火车去沃金,我将非常感激。”
第二天早上我们如约见了面,一同坐火车去沃金。他说那个广告没有一点回音,这件案子也没有新的线索。他说话时,脸绷得像个印第安人一样,没有丝毫表情,因此从他的面容上我根本看不去他对案子的现状是否满意。我只记得他说话时谈到了贝蒂荣测量法(贝蒂荣:1853~1914,法国资产阶级刑事侦察学家,曾提岀所谓“人身测定法”,即根据年龄、比较骨骼、结合摄影和指纹等方法鉴别罪犯,被称为“贝蒂荣测量法”),他对这位法国学者相当钦佩。
我们看到,费尔普斯还是由他的护理细心地照料着,但是他看着比以前好了很多。我们进去时,他毫不费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招呼我们。
“有什么进展吗?”他急不可耐地问。
“我要说的是,正如我昨天预料的那样,我没有消息可以奉告。”福尔摩斯说,“我找过福布斯。也拜访了你舅舅,我进行了一连串的调查,稍有一点发现,不过还需要继续深入。”
“这么说,你没有失去信心?”
“当然没有。”
“上帝保佑!你终于这样说了。”
哈里森小姐高声道,“只要我们有勇气,有耐心,事情早晚能查个水落石出。”
“这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可有事要告诉你呢。”费尔普斯说着,重新坐回到沙发上。
“我希望你们这边能有什么新消息。”
“是啊,昨晚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危险的事,还非常严重呢。”他说话时表情严肃,两眼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你知道吗,”他说,“我没有想到,自已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恶阴谋的目标了,他们不仅要毁掉我的荣誉,还要威胁我的生命。”
“啊!”福尔摩斯叫道。
“简直难以让人相信,因为我自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根本没有一个敌人。可是昨晩的经历告诉我,确实有人要想谋害我的性命,没有更加合理的解释。”
“请说给我们听听。”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第一次没让人护理,独自一人在屋里睡觉。我感觉自己好多了,就不想再麻烦别人,但是我夜里一直亮着灯。啊,谁知夜里两点,我睡得不沉,突然有一阵轻微的声音把我吵醒了。那声音听起来好像老鼠在啃木板。我躺在那里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以为真是老鼠。然而声音越来越大,后来从窗户上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声。我十分惊讶,坐了起来,这下我终于听明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是有人用东西撬窗框的声音,后来则是撬窗户销子时发出的声响。”
“接下来大约有10分钟的停歇,那人好像等了一下,看有没有把我吵醒。接着我就听到轻微的咯吱声,有人在慢慢拉窗户。我的神经已经不像往常那样坚强,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拉开百叶窗。一个人正缩在窗下。我根本看不清楚他是谁,因为他飞快地逃跑了,并且他头上还带着面巾。下半个脸都遮在里面。只有一件事我敢肯定,他手上拿有凶器。看起来是一把长刀。他转身逃跑时,我清楚地看到刀光闪动。”
“确实太可怕了,”福尔摩斯说道,“请问你接下来怎么做的?”
“如果我要是身体再好一点,我肯定要跳到窗外追他。可是我还不够硬朗,我只好按铃把屋子里的人都叫醒。这中间就耽误了一点时间,因为这铃在厨房,仆人们都睡在楼上。我高声大叫,先喊来了约瑟夫,他又去把别的人都叫醒。约瑟夫和马夫在窗外花坛上发现了一些脚印,可是近几天非常干燥,跟到草地,他们就再也没有找到脚印。但是他们告诉我,在路旁的木栅栏上。有一个地方有人翻过去的痕迹,好像有人打那儿翻过去时,把栏杆尖碰断了。现在我还没有报警,因为我想最好还是先听一下你的意见。”
费尔普斯讲述的这件事,明显给夏洛克·福尔摩斯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他从椅上站起来,激动不已,在室内兴奋地走来走去。
“真是祸不单行啊。”费尔普斯笑着说道,显然这件险事让他心有余悸。
“对你来说,确实是风险重重啊,”福尔摩斯说道,“如果可以的话,你能跟我一起去外面走走吗?”
“哦,好的,我也想晒晒太阳。约瑟夫也一起来吧。”
“我也去。”哈里森小姐说。
“恐怕你就不用去了,”福尔摩斯摇头说道,“我希望你留在屋里”
姑娘不高兴地坐回原来的椅子上,她哥哥则加入我们,我们一行四人走出房间。绕过草坪来到费尔普斯卧室的窗户外面。
就像他说的那样,花坛上的确有脚印,但是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了。福尔摩斯弯下腰看了看,然后就耸耸肩站了起来。
“这些痕迹没什么用,没人能从中看出什么,”他说,“我们不妨绕着房子走走,看一下盗贼为什么对这个房间独有兴趣。依我看,他应该对客厅和餐厅的大窗户更感兴趣才对。”
“可是站在大路上,比较容易看到窗户这里。”约瑟夫·哈里森先生解释说。
“啊,那是当然。可是这里还有一扇门,他也许从这里试过。这道门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边门,供商贩进出用的。晚上当然会上锁。”
“以前你遇到过类似的事吗?”
“从来没有。”费尔普斯说。
“你屋里有金银器皿或者其他能够吸引盗贼的贵重东西吗?”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福尔摩斯双手插进口袋,以一副以前从未有过的满不在乎的神情,在房屋周围逛了起来。
“对了,顺便问一句,”福尔摩斯对约瑟夫·哈里森说,“好像听说你在栅栏那边发现了一处地方,有人从那儿翻过去。领我们去看看吧!”
这位矮胖的青年把我们领到那里,有一根木栏杆的尖断裂着。那儿有一小段木片还挂在上面。福尔摩斯取下木片,仔细察看了一番。
“你看这像昨天夜里碰断的吗?这折口看来有些时日了,不是吗?”
“嗯,很有可能。”
“这里也没有人翻跳出去留下的痕迹,待在这儿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咱们还是回卧室再说吧。”
珀西·费尔普斯由他未来的姻亲搀扶着,慢慢地挪着步子。福尔摩斯和我快速走过草坪,提前回到开着窗户的卧室,那两人在我们身后落得很远。
“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神情严肃地说,“你白天必须守在这里。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离开,这一点非常重要。”
“福尔摩斯先生,你吩咐的我一定照办。”姑娘惊讶地说。
“晚上睡觉时,一定要在外面把门锁好,自已带好钥匙。请答应我一定要这样做。”
“那珀西呢?”
“他跟我们一起回伦教。”
“就我留在这里?”
“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你这样做帮了他的大忙。快!赶快答应我!”
她很快点了点头答应下来,这时那两个人正好走进屋来。
“你干嘛愁眉苦脸地在这儿坐着,安妮?”她哥哥叫道,“去外面晒晒太阳吧!”
“不用了,谢谢你,约瑟夫。我头有点疼,房间里凉爽舒服,我愿意在这儿待着。”
“你现在有何打算呢,福尔摩斯先生?”费尔普斯问道。
“啊,在调查这件小事的同时,我们不愿意忽略主要的调查工作。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伦敦,那将对我们很有帮助。”
“现在就走?”
“嗯,只要你方便,越快越好,最好一个小时之内。
“我感到自己好得差不多了,我真的能帮上忙吗?”
“那是绝对的。”
“这么说,你打算让我在伦敦过夜了?”
“我正打算跟你说呢。”
“哦,如果昨晚的那位朋友今天再度光临,可要扑空了。福尔摩斯先生,一切听从你的指挥,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要不要让约瑟夫跟我们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
“哦,不必了,我的朋友华生就是医生。你知道,他会照料你的。如果你答应了,我们就在这里吃午饭,然后咱们三人一起进城。”
一切都按照他的吩咐安置妥当,哈里森小姐紧遵福尔摩斯的意思。找个借口留在卧室里。我实在不知道我朋友是怎么想的。莫非他想把那位姑娘与费尔普斯隔开?费尔普斯的身体已经恢复很多。他也希望案件有大的进展,加上一直期望有所行动,所以他去餐厅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时显得非常高兴。但是,福尔摩斯出人意料地又做出了改变,陪同我们来到车站,把我们送进车厢之后。他不慌不忙地宣布,他自己不打算离开沃金。
“还有一两件小事,我要弄清楚了再走。”他说,“费尔普斯先生,你不在这里,反而对我更有帮助。华生,你们到伦敦以后,你要立即叫车把我们的朋友送到贝克街去,我回来之前你要一直陪着他。还好你们是老同学,一定有许多话要说。费尔普斯先生今天晚上可以睡在我的卧室里。明天早上我乘8点钟的火车到滑铁卢站,早餐之前我一定赶回来。”
“我们在伦敦,调查工作怎么办?”费尔普斯担心地问道。
“那个可以放到明天再做。眼下我必须留在这里。”
“见到布里尔布雷的人,记得转告他们,我想明天晚上就回来。”我们的火车缓缓驶离月台时,费尔普斯叫道。
“我可能不回布里尔布雷去。”福尔摩斯回答道,在我们的火车驶出车站时,他高兴地向我们挥手道别。
费尔普斯和我一路上都在谈论,为什么福尔摩斯会临时改变主意,可是我们俩谁也想不出令对方满意的理由。“我猜他是想留下来找出昨夜那起盗窃案的线索。我看,那肯定不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
“那么,你自己有什么看法呢?”
“真的,也许你认为我是神经错乱,可是我相信,在我周围有一项重大的政治阴谋正在进行着,不知道处于什么原因,我自己都难以理解,我竟然是这些阴谋家的目标。这听起来有点言过其实,还很荒谬,但是看看那些事实!盗贼为什么要撬开卧室的窗户?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偷,为什么他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你确定那不是撬门的撬棍。”
“啊,不,就是一把刀。我看到明晃晃的刀刃直反光。”
“他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为什么要这样凶残。”
“是啊,问题就在这里,我也不知道。”
“哦,如果福尔摩斯也是这样想的,那就是他为什么要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了。对吗?假如你的推论是正确的,他能抓住昨夜那个要加害你的人,那他就在查找偷海军协定的人这个目标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要是说你现在有两个敌人,一个偷走了你的文件,一个人要来威胁你的性命,那也太荒唐了。”
“可是福尔摩斯说了,他不去布里尔布雷。”
“我太了解他了,我俩在一起有些时日了,”我说,“我知道,他做任何一件事都有理由,没有考虑周全是不会下手的。”我们说到这里,话题就转移到了别处。
这一天把我累得不轻,我真是筋疲力尽。费尔普斯长期卧病之后仍很虚弱,他的不幸遭遇使他更加容易紧张、烦躁。我竭力想转移他的注意力。使他开心,就给他讲以前我在阿富汗、在印度的往事,讲一些社会问题以及那些能让他忘却烦恼的事,但是收效甚微。他心中一直挂念着他那丢失的协定,他忐忑不安、惊奇万分地揣测着,福尔摩斯现在在做什么,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又采取了哪些行动,明天早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消息。
随着夜色逐渐加深,他的激动演化为焦虑,让他颇感痛苦。
“你对福尔摩斯先生有信心吗?”
“我亲眼见他办过许多案子,相当出色。”
“他应该还没办过这样复杂而又没有头绪的案子吧?”
“不是,我见过比你这个线索更少的案子,他都破获了。”
“但是不像这个事关重大吧?”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我确实知道,他曾经为欧洲三家王室办过要案。”
“你很了解他,华生。他这个人实在是不可思议,我永远都无法了解他。你感觉他有把握吗?你看他能成功侦破这个案件吗?”
“他什么都没说。”
“这就预示着大事不妙了。”
“完全相反。我曾经注意到,没有线索时他通常会说出来。有的线索而又不完全确定的时候,他才会异常的沉默。好了,我亲爱的朋友,你为了这件事紧张得神经兮兮的,也于事无补,我劝你早早上床睡觉吧,那样不管明天是好是坏,我们才有精神应付。”
我好说歹说,费尔普斯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进屋去了,但是从他那兴奋的神情,我看得出来,他根本没有心思睡觉。他这样的精神状态也影响了我,半夜过去了,我还在床上辗转难眠,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奇异的案件,做出了无数个假设,可是一个比一个更难让人信服。福尔摩斯为什么留在沃金?为什么他要求哈里森小姐整天留在病房里?为什么他要秘密行事,难道是不让布里尔布雷的人知道他就在附近?我绞尽脑汁,竭力想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直到最后慢慢入睡。我醒来时已经7点了,下床就起身去了费尔普斯房里,发现他越发憔悴,显然也是,整夜没有睡觉。他张口第一句话就问福尔摩斯回来了没有。
“他答应了回来,”我说道,“肯定会准时回来的。”
我的话果然没有落空,8点刚过,一辆马车疾驰到我们门口,我的朋友从车上跳下来我们站在窗口,看到他左手上缠着绷带而且神色严肃,面孔苍白。他进屋之后,稍过一会儿才上了楼。
“看样子,他好像筋疲力尽了。”费尔普斯
叫道。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没错。“毕竟,”我说,“案子的线索可能还是在城里。”
费尔普斯长叹一声。
“我不知道事情怎么样了,”他说,“但是他回来我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的手昨天好像没有像这样用布包起来。究竞发生了什么事?”
“福尔摩斯,你怎么受伤了?”我的朋友走进房间时,我问他。
“啊,是我自己不小心擦破了点皮,”他一边回答,一边点头向我们道早安,“费尔普斯先生,你这件案子,确实比我调查过的所有案子都要曲折复杂。”
“恐怕它会超出你的能力范围。”
“不过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经历。”
“你手上的绷带说明你曾经身处险境,”我说道,“你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发生了什么事?”
“吃完早饭再说吧,我亲爱的华生。要知道今天早上我从萨里赶了30英里的路。我刊登的那份寻找马车的启事,大概还没有回音吧?算了,算了,不能期望事事顺利。”
桌子已经准备好了,我正准备按铃,赫德森太太就送来了茶点和咖啡。几分钟之后,她又端过来三份早餐。我们一起去餐桌旁就坐,福尔摩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一副饥不择食的样子,我满怀疑虑地望着他,费尔普斯则愁眉苦脸,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
“赫德森太太手脚利索,最能应急,”福尔摩斯说着掀开一盘咖喱鸡,“她会做的菜不多,可是她像苏格兰女人一样,做起早餐来很讲究。华生,你那边是什么菜。”
“火腿煎蛋。”我答道
“太好了!费尔普斯先生,你想吃什么,咖喱鸡还是火腿煎蛋?要不还是你自己来吧。“”
“谢谢你,我什么都不想吃。”费尔普斯说。
“啊,来一点吧!你面前一份,尝一尝吧。”
“谢谢你,我真的不想吃。”
“嗯?那怎么行呢,”福尔摩斯调皮地眨眨眼睛说,“我想,你不会拒绝我的一番好意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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