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中】白桦林

【预警】
#非国设
#历史要素提及
#主要人物死亡
#ooc是我的美好是他们的
序章 伊丽莎白·海德薇莉
我第一次见到王耀是在1997年，那个时候他72岁，在大兴安岭里的某片林区当护林员。第一次见他，我还是个刚毕业的实习生，因为和男友闹矛盾赌气接下到中|国出差的任务，跟着电视台进大兴安岭拍纪录片。没曾想跟丢了向导，一个人在森林里乱走，找不到来时的路。王耀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他看起来比跟他一般大的老头年纪轻些，清瘦，皱纹不是很多，背也不甚佝偻，头发虽然长而花白，但整整齐齐地束在脑后，看起来格外精神。
我当时已经冻到连话都不会讲。他将我领到他的小平房里，炕烧到最足。燃烧的炕火把被雪沾湿的棉鞋烘得噼啪作响，我就坐在床上发呆，看他忙前忙后用被子将我围成一只可笑的熊。直到他将一个雪白滚烫的搪瓷杯塞进我手里，我才像是解冻了一般，后怕和无助突然汹涌而来，沾湿了我的眼睛和鼻子。
“姑娘，诶，姑娘，别哭啊，我不是坏人。”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用中文，他后来打趣我的时候老是说起这段。但他当时被我吓住了，只能有些无措地碰碰我，我听不懂中文，所以觉得更加委屈，眼泪流得更凶了。
王耀却很快冷静了下来，他突然吐出一段英语:“您会说英语吗，小姐？”
“会的，先生。”我小声地抽抽鼻子，我在美国工作，听到熟悉的语言，总算冷静了一点。
“俄语会吗？”
“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先生。”
“那就好了！”他突然笑着起身，“我之前在英|国和苏|联待过一段时间，不过长时间不说了可能口音有点不标准，听不懂就让我多说几遍。”
“我叫王耀，是这片林区的护林员。前两天雪下得大，路全都都封死了。送补给的刚走两天，下次再来还要八天之后，等过几天雪化了我就把你送下山。你叫什么名字？从哪来的？这种天气跑到山里的小姑娘可不多见。”
他英语说得极流利，带一点点英伦口音，像是母语一样自然。
“我叫伊丽莎白.海德薇丽，匈|牙|利人。我们电视台在拍纪录片，我在山里迷路了。谢谢您，先生。”我终于止住了哭泣。
他与我的第一段对话大抵如此。
之后的几天我日日跟在王耀身边，看他喂鸡劈柴，牵着大黑（就是他养的那只像狼一样大的黑狗）巡视林子（另一只手拽着我的袖子，不然我会摔倒）。而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会帮他捶腰揉腿，像一对祖孙。
我莫名很喜欢这种生活，冻梨冻柿子晾在室外，大白菜土豆放在地窖里，有一种生活的安心感。早晚饭通常是玉米面糊糊就咸菜，中午的时候大白菜炖粉条，偶尔也会奢侈一把，放点猪肉或者当时很少见的午餐肉。电视信号尚未通进山里，固话也因为被雪压断了线打不通。我们俩每天唯一的娱乐就是抱着王耀的破收音机，听国界线那一边传来的俄|罗|斯的歌曲。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我发现王耀除了会说英语和俄语以外，看起来跟所有年迈的护林员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说他是欢迎我来的，因为之前每天只有他和大黑生活在一起，“太寂寞了。”
他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会在黄昏的时候伴着收音机里俄|罗|斯歌曲的调子哼歌，擦擦他那个并没有积什么灰的老相框。相框平时都挂在床头，里头照片不多，一张是一家六口的合照，看起来已经很有年代了，一张是王耀年轻时身军装的照片。还有一张照片被剪去了一半，上面是个年轻人，高鼻深目，黑白照片上看得出是浅色头发，明显不是亚洲人的长相。
“他们是谁？”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
“这个是我母亲，这个是我父亲”，他点点第一张照片上温和笑着的一男一女，“这个是我的两个弟弟，王嘉龙和王濠镜，这个是我。”他的手指从冰凉的玻璃上划过，下面是三个高矮不一的男孩，“这个是我妹妹，王晓梅。她是我们家最小的一个，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才三岁。”王耀的声音里带着点笑意，想必是十分疼爱这个妹妹的。
“第二张呢？”
“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我十九岁入的伍，跟着共|产|党打了五年仗。我运气好，一个连死得只剩三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建|国的那天，上面给我们发了一套新军服，让我们站在第一排看升旗。”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他腿上有一块圆形的疤，虽然没落下残疾，受凉了却总是疼，想来是那五年落下的。
“这张呢？”我问他。
王耀没回答我，他好像没想出一套说辞来面对我的好奇心。
“……是朋友。很重要的朋友。”他最终轻飘飘地吐出这个词，像梦游一般站起来。“我去把开水给灌了。”
开水壶咕噜咕噜响得大声，水明明还没烧开。
 这在我心中一直是个不解之谜，但在之后的几天，每当我试图撬开他的嘴，他总是对此避而不谈，不是匆匆忙忙地去做别的事就是陷入长久的沉默，到后来他甚至会借询问我的感情状况来岔开话题。这样的场景重复几次，我也就不再问了。
直到我马上要离开的前一个晚上，在那个白天我们终于连推带拉让电话有了信号，王耀的电话打给山外，才终于联系上我们电视台的人。那时候他们已经出山三天，差点以为我冻死在山里，甚至打了我父母和基尔的电话。基尔很快就飞到了哈尔滨，又转火车和我们电视台的人回合。但气候不佳，警察也不敢进山找人，基尔在外面闹得不可开交，却平白让我享了八天的清闲。最后的那天晚上，我跟王耀并排躺在炕上，我身上盖着他的军大衣。窗外的积雪白而亮，映得我们两个都有些睡不着。王耀的呼吸很轻，他是睡着了也不打呼噜的人，但这种呼吸声往往只在他醒着的时候才有。
“伊莎，”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我突然第一次意识到他已经是个老人了，“我人老了，也没有几年活头了，中国人说‘人到七十古来稀’，我不知道你们外国人有没有这种说法，但我今年已经七十二了。这些年……我没什么亲人，在山里住着也没有交心的朋友，你是这小二十年来难得来这里陪陪我的人，虽然只有几天，我是真心把你当闺女看的”，他叹了口气，“有些事情，我本来是要带进坟里。但我总觉得不该将它带到坟里，我跟你说了，你就当个故事听。我知道你是搞创作的，如果觉得有趣，不妨把这个记下来，当个笑话听也好。”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伤感，也许是我们晚上为了庆祝喝的一点白酒，我朝向他翻了个身，示意他继续讲。
“那是1925年的春天……”他讲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