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摇滚的光
后现代摇滚的光
张趋明
阿松这样的孩子是不允许去听音乐节的。
歌手和乐队来往于钢筋搭建的舞台上，如同一座小小的工厂。
在阿松眼里，那些歌手，那些音乐家有着同样的诗意的脸庞，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着自由的灵魂。
大连有很多livehouse，有很多舞台，有很多体育场。但阿松一个都没有去过，高中时代的阿松像隔着一层青纱帐一样，看着视频里的演出直播。好像那不是这个世界所在发生的事情一样。那无法接近的人，是多么的神秘，阿松无法想象，将自己笨拙的手放在键盘上，怎么能演奏出那么动听的乐曲。在这个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的时代，阿松幸而还能去了解他们。
通过网络所能发现的不多，但也足以使他感到兴奋，但在兴奋之余，又会有一股惶恐涌上心头。
自己能否去现场听一次呢？那些乐队还会回到大连吗？自己的内心在害怕错过。
距离期末考试还有2天的时候。
穿着white jeans，深夜书房的台灯的暖色黄光照在阿松的五三上。插上耳机，用手中精致的机器播放下一首歌曲，在音乐的环绕下，阿松开始默写文言文。笔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即使隔着耳机，耳机里放着摇滚，阿松还是能敏锐地听见。
手机亮起，四川那边又发生地震了，从20日到今天，那个地方已经发生十几次余震了。四川的龙门山地震带在21世纪初活跃了几十年然后又归于沉寂，然而最近又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就像轮回一般。
三分钟前，阿松感受到了震感，停下笔，看向四周，衣柜门上挂的毛绒小猴微微晃动着，偏转角不超过5°。看来又是一次大震。阿松不由得开始担心起来，耳机还在放着The cranberries的wake me when it`s over.
看着新闻里冰冷的数字，6.2级别的地震是个怎样的感觉，阿松并不知道，只是希望不要有人受伤就好了。
又做了两道的阅读题，阿松玩起了手机，父母已经睡了，虽不能说是肆无忌惮，但也是毫无顾虑地开始放松了。
不太对劲，阿松突然意识到，大连离四川那么远，如果是六级的地震的话，这里应该是感受不到震感的。
阿松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推开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雨，雨后凉爽的风涌入书房，吹动翻开的笔记的边角。漆黑的夜空下，天边有着一条短短的，近似缩于一个点的红光。阿松5.0的视力好像能看到那不知道几十公里外的场景，瞳孔渐渐放大，极目远眺着。
阿松切到一首文雀的彩虹山，听着彩虹山，站在窗前，看着山的那一边的红光消失。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没有一家媒体有说昨晚的红光是什么。网络上只有地震的消息，阿松进到大连本地的一些论坛，敲了几个字：你们有人看到昨晚的红光吗？所有的回复都是没有。
在班级的闲聊群里，阿松敲了一些字，犹豫了一会儿，又全部删掉了。约自己同住一个小区的哥们小曈出来，在小区门口见面。胖胖的小曈极不情愿地拿着一杯奶茶出现在阿松面前，阿松请他吃了一个手抓饼，然后问他。
“你昨晚有看到天边的那道红光吗？”
“没有啊。”小曈的嘴巴里塞满了手抓饼。
平日里没有父母允许，连同学聚会都不能去的阿松，这次没有告知父母便踏出了小区。
戴着鸭舌帽，将帽檐稍稍压低，双手插在宽松的聚酯纤维大衣口袋里，混入人群，搭乘扶梯下到地铁站。
买票进站，却发现，开往那个方向的地铁停运了。候车大厅里，阿松躲避穿行的人流，躲到了角落，滚动的电子屏上显示着终季之歌乐队的演出信息。虽然没有听过他们的任何一首歌，但阿松还是迫切地渴望去现场聆听。日期就是今天，就在不到3个小时后开场，就在城市的另一边的一家livehouse里。
搭上地铁，幸运地找到一个位置，在距离密不透风的人墙不到十公分的地方，如同猫一样蜷缩在位置上。
从地铁站挤出后，天边的晚霞已经开始暗去，这时候，父母可能会叫自己去吃饭了吧。拿起手机，没有一条未接来电。
轻舒一口气，跑到导航所指向的livehouse，livehouse的门口贴着一张张乐队的演出的海报，靠近门的一端便是终季之歌乐队的海报。在门口买了一张票，所幸票还没有售罄。穿过过道，来到演出厅，站在人群的最后一排往舞台上看去，舞台上摆放着架子鼓和电子琴，效果器的线散乱在地上。距离开场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但现场已经有不少人了，他们在交谈着关于终季之歌乐队的话题。阿松站在其中有点尴尬，于是便走到livehouse里的一家咖啡屋里坐下，咖啡厅里面基本都是年轻人，店员穿着干净的围裙，理着清爽的发型。穿着印着标语或者基督教油画的T恤的年轻人围坐在一起，好像在探讨艺术，又好像在闲聊着没什么实质内容的话题。点了一杯全糖的卡布奇诺，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抽象派的画，色彩丰富而且交杂在一起，阿松感觉有一种中世纪彩色玻璃窗的既视感。
这据说是某个画家来这里吃慕斯的时候，即兴创作的。
咖啡厅放着花伦的音乐，在人们那并不嘈杂的交谈声中，伴随着温暖的黄色灯光，营造着一种蓄势待发的气氛。可惜的是，阿松没有听到自己很喜欢的那首记忆隧道。
没等两分钟，卡布奇诺便被一个帅气的小哥哥送到桌前，身边的有些人看上去已经等了挺久了，阿松的心中有一点小窃喜。
在形形色色的顾客里，有一伙顾客最吸引阿松的注意。那是五个人，其中有的背着硬壳的吉他包，有一个插着耳机，闭着眼睛听着什么，有一个可以看出带着的是贝斯，还有一个用指关节轻轻在桌上敲着节奏。
他们是终季之歌乐队吗？不对啊。如果确实是的话，怎么没人搭理他们呢？今晚不就只有这一个乐队的演出吗？
将吸管伸下去，喝了一口最底下的咖啡，一点也不苦，阿松搅动杯子里的冰块，看着吧台上的挂钟走过一格。一个穿着衬衫的男人走进咖啡厅，看上去好像就是livehouse的经理或者老板。他在店内左右摆头看了一下，走向了那五个人，那五个人中有一个人站了起来，看起来大概二十来岁，留着胡子，而且只留嘴唇下面的胡子，胡子并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一厘米左右，但被打理的不错。他和经理低声下气地交谈着什么，脸上写满了小心翼翼。
在距离开场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阿松离开座位，来到演出厅。暗淡的灯光下，阿松可以看见，那五个人站在舞台旁边的阶梯下，他们在犹豫着什么，拎着电吉他，连背带都还没背上。
那个下巴留胡子青年，整理好自己的领子，走向舞台，他的伙伴还没准备好似的，像是被突然吓了一下，吞了一口口水，跟在他的身后。
不出所料，他们上台演出了。自我介绍后，他们开始了暖场演出。有些人听罢自我介绍便又返回到咖啡馆里。
他们叫做妄闻，是一个大连孕育出的乐队。
那个胡子青年是吉他手，好像也是主唱，站在中间的位置，他叫作何贻琦。他的目光闪躲着，不敢直视台下的任何一人，但他的目光也是自信的，就像整整复习了好几个晚上的孩子，从容地走进考场。
随着鼓棒相敲三下，电吉他的第一声响起。那一刻，台上的射灯打开，如同太阳的第一束光突破地平线。琴弓在弦上拉出如同孩童一般哀怨的声音，电子琴上放着一把修长的螺丝刀。
阿松所在的位置刚刚好，回音和音量大小都是绝佳。干冰的白雾在台上弥漫，阿松看不见他们的脚，他们好像腾云驾雾一般，将现场的人都带去了另一个世界。音乐的五线谱，如蚕丝一般，牵起了阿松的心。这是他第一次听现场演奏的音乐，第一次和那些艺术家这么近距离。他们演奏的是他们的原创曲，
“kiss me on the sidewalk on your cigarette break.”
这是一首整整十分钟的曲子。阿松可以听出，这首歌里带着一丝a song for starlit beaches的影子，但这首歌有他们自己的灵魂。开头如悲伤的妇人的低语，低沉而苦涩，中间就像灵动的少女，悠扬而婉转，之后，小号声响起，阿松的眼中，好像有一轮象征理想的明月从海上落下，逐渐暗淡，躲到天幕之后。在停了几十秒的空白后，又是像重新燃起希望一样的渐进，最后平和得如同坐在藤椅上，摇着草扇子，看着树梢上的白头鹎，结束，声音渐渐变小，如同走向远方。
从2058年到现在，没有一个乐队能创作出这么优秀的后现代摇滚曲了。阿松不知不觉间已经泪流满面了。
十分钟终毕的那一刻，突然间，阿松重心不稳，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地震怒，地板如同雷行一般出现细细的裂缝，然后开始扩大，缝中泻出红光，和阿松那天晚上见到的一模一样。
地震？怎么可能？大连怎么可能会地震？
只见周围的人，站在原地，木然地好像变成了一尊化石，对天崩地裂一点反应都没有。
阿松想要开口，却又不知道说什么，阿松站起身来，地板就恢复了原状。
这究竟是？阿松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吾之所见，究竟为何物？阿松能盯着最细小的毛发，然后给它打结，但他却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
妄闻下台，有不少人围了上去。阿松也凑上前，拉开大衣，让何贻琦在自己的T恤上签了一个妄闻，妄字的亡和女离得有点远，看上去像是两个字。
还记得坂本龙一说过，将各种不同的元素混合起来，而不是去建立界限是一项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事。
从新世纪以来，后摇的发展愈发地扭曲，其一便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音乐人标榜自己的音乐为后摇，哪怕它本该归属于其他的乐种，垃圾摇滚，另类摇滚，迷幻摇滚，实验性音乐，甚至连阿松也很喜欢的当代古典，都有不少“误入”后摇。后摇音乐人陷入了迷茫，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音乐的界限其实也很难划分，管它是什么，做有心的音乐就对了。
但后摇变得不再是后摇，阿松喜欢后摇，喜欢2058年以前的后摇，而不是之后面目全非的后摇。如何在无可逆转的融合下，不丧失自己的文化与风骨，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妄闻做到了。
坐着深夜的地铁，与白天别无二致的，毕竟都在地下，但阿松能感到夜的寒冷。阿松回到家，母亲质问他去了哪里，阿松如实的回答了，换来的是，期末考后5天的禁足。
禁足结束的那一天，阿松就背上书包，搭乘有些落后于时代的公交车，来到大连理工大学的回声图书馆。
回声图书馆坐落在北山脚下，在燕知街和燕南街的交汇处。回声图书馆早在世纪初的时候就建成了，不过才过了几年就因为各种原因拆掉了。现在的是最近几年前重建的，基本上和当年一样，算上天台，是小小的三层。
阿松来到二楼的咖啡厅，点了一杯焦糖卡布奇诺，坐在椅子上，拿出教科书开始预习，一坐便是一个下午。
正是在这里，阿松邂逅了后摇。阿松还记得那一天，咖啡厅里放的是花伦的my diamond star。阿松的破手机识别半天都识别不出来，热心的店长围着棕色的围裙走了过来，带着一股咖啡的醇香，店长告诉了他名字。
店长说，在回声图书馆的“前世”，也就是世纪初的那段时间里，有个中年人很喜欢来这里，他留着长长的披肩的头发，眼里好像有列侬一般的亮光。
后摇对自己而言，意味着什么呢？父母吵架的时候，阿松常常会这样想。后摇不是一种用来矫情的工具，更不是一块标榜什么的告示牌。对阿松来说，后摇的魅力，在于它能够将阿松心里所沉积的那些情绪，如同一涓溪流，缓缓地释放出来。后摇能够令阿松反省自己的过去，令阿松展望自己的未来。就如同其他类型的歌曲一样，这是音乐普遍具有的力量。
谢玉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听后摇的青年们的那种自怜自艾的状态我特别看不了，你不要觉得音乐是你的庇护所，音乐就是音乐，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音乐可能会给你一些想法和感染，但音乐什么也不是，后摇更不是，狗屁不是，它不是你的庇护所，都是扯淡，你要去过自己的生活，要不去死。”
阿松走上三楼，也就是天台。天台上支着几把巨大的太阳伞，一些人坐在椅子上，端着精致的瓷杯，喝着拉花的咖啡，神色颇像两百年前的英国贵族。阿松上来不是为了看他们，而是天台上的这一架架天文望远镜，望远镜并不大，也就比人的手臂稍粗了一些。每当天气良好的时候，图书馆的人就会把望远镜摆出来，供人晚上观星使用。望远镜是集资买的，学生也很爱护。
虽然天色还算明亮，阿松将眼睛凑上一架望远镜，天空中一片淡蓝，什么也看不见。但阿松看得不是天，而是天边的那座山的背后，果不其然，还是什么也没看见。
回到家中，电视里在播着一条新闻，七天前的地铁塌方终于抢修完成的新闻。母亲看了阿松一眼，就进到厨房去做菜了。
打开电脑，在音乐软件里输入妄闻。居然还能搜得到，阿松有一点小兴奋，只不过，他们仅有的七首歌都是灰色的，因为不知道什么的原因下架了。
可没过多久，也就过了那么二十几天，他们的歌就又亮起来了。随着何贻琦带着乐队不辞辛劳地到各地的livehouse蹭暖场表演，妄闻的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他们，不仅有2058以前出生的长辈，还有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孩子。
一年过去，妄闻在圈里变得知名起来，就像一颗耀眼的新星，无论是老牌的后摇迷还是新晋的乐迷都无法忽视他们。那一年，阿松升上大学，很遗憾的是，即便舍弃所有课余活动，他还是没有考上心心念念的大工DUT。阿松离开大连，来到帝都北京，在北京工业大学读数学与应用数学。阿松喜欢数学严密的推导，喜欢数学精确且简洁的美。但阿松也喜欢那些模糊的，复杂的文学，那是阿松怎么也写不出来的文字。阿松依然会在晚上默写文言文，在自习室里插着耳机，听着后摇。回到宿舍的时候，阿松一般都会看一集京阿尼的动漫。最近京阿尼又出了很多新作，依然秉持着当年的匠心和精神。
阿松在食堂吃饭时刷着手机，发现妄闻开始开音乐会了。一开始是最多50个人的livehouse，到最后到万人的体育场，阿松在手机里看了好几场演出的剪辑片段，何贻琦站在舞台上，每一场的表情都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这样说，妄闻成功了，确确实实地成功了，妄闻的成功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人会相信，还有人会做真正的后摇，还会有那么多人和自己一样，等着后摇的复兴。
妄闻带着第一张专辑开始了全球巡演，巡演10个国家，共计24个城市，26场演出，历时2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刚出道不久的乐队，这是何等的自信，但何贻琦赌赢了，除了一两个地方销量惨淡外，其他地方的票都很快售罄。在演出的间隙，他们一起写下了第二张专辑，这其实也是他们当初所打算好的，借着环球巡演，在世界各地旅行，在世界各地创作并录制第二张专辑。第二张专辑受到了学院派的广泛认可，被授予年度最佳摇滚专辑。在颁奖典礼上，何贻琦写下了他们第三张专辑的唯一一首曲子。
即便如此，阿松却一次也没有去听过妄闻的音乐会，大学四年里，阿松离开了父母身边，却在每一次踏出房门时，都好像会听到母亲的声音。所幸的是，阿松认识了一些同样喜欢后摇的伙伴。直到他们初遇那天的五年后，阿松回到大连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着考研。而妄闻在2089年，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
2089年是一个奇迹般的一年。那一年，摄星计划宣布成功，美国白宫公布了伽顿星的照片，拉格朗日号宇宙飞船开始动工。那一年，惘闻的八匹马回来了，阿松终于可以在bilibili上看attack on titan。
那一年，妄闻回到最初的起点，在大连的那家livehouse里举行了倒数第二次音乐会，而最后一次是在体育场。何贻琦可能是这样想的吧，既想回到最初的起点，也想要和尽可能多的人告别。
回到那个咖啡馆里，咖啡馆的墙壁上高高挂起了一幅约翰·伯基的作品。咖啡馆里放着逃离母宇宙，何贻琦和妄闻的其他成员，倚坐在靠椅上，和粉丝平等的交流着。
今年也才29岁的何贻琦，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说起他在德国的那些日子。他只说了一些，他说他打街头篮球的那些日子，有一个德国女人突然闯进他的生活。她是个上流阶级的人，有时候她会戴着墨镜，穿着高跟鞋和束身长裙，站在篮球场边，等他打完比赛。然后带他去高级酒店一起用餐，然后让他在昂贵的客房里住一个晚上。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明白她的意思。他自觉自己配不上她，无法给她任何东西，于是离开了她。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会插着耳机，迷迷糊糊地坐在窗边，坐到了天亮。医生给他开了阿普唑仑，他一粒也没有吃。妄闻的第一张专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他的心中写完了。
何贻琦转过头来看了看墙上的画，有些无奈地说道。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到我成年之后，我都坚定不移地认为，我能成为一名画家，成为一名Banksy或者Malevich那样的画家。
阿松看着何贻琦，就像看着一个孤独的孩子。我们对他了解的太少，我们不知道他的痛苦和哀伤，本以为我们能听出歌的背后所蕴含的情感，但其实我们从未感同身受过。
一名高中生问道：“你们为什么要解散了呢？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
何贻琦说：“我们的职责已经尽到了，我们的目标也已经达成了。我们自认为没有为此做出多少贡献，但我们满足了，我们相信，没有我们，后摇还能继续走下去。开放包容的伟大中国一定能够培育出更多鲜活的思想，更多自由的灵魂。中国后摇的未来也许就在你们的手上。”
“我们舍不得离开你们。”那名高中生眼里噙着泪水。
“我也舍不得你们啊。在我们可以一起一起等得到的未来，我们妄闻可能不会一直在你们身边，但我希望，有些自私的希望，妄闻能留在你们的心里。”
阿松的心里很难受，也许长大就是要看着自己熟悉的人，喜欢的人，一个个离开自己的世界。阿松本以为能够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乐队，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居然就要说再见了。阿松的心里压着一本厚厚的词典，里面写满了不要离开。
演出开始了，地板没有出现五年前那样的裂缝，那样的红光，因为红光已经在阿松的瞳孔里闪耀。
阿松看到那个高中生，就好像看到五年前遇见妄闻的自己。阿松走上前去，问他。
“你叫什么呀？”
“我叫谢铎，从天津来的。很高兴认识你。”谢铎的脸上没有世故的风霜，但难以想象他的内心都藏了些什么。
“嗯，我也很高兴与你相见。我叫王嵩松，大连人。你听妄闻多久了？”
“也就一年，我听后摇是从妄闻开始的。我是不是来的太迟了？”
“不迟。”阿松舒心地笑着。
“不是还有未来的未来嘛。”
那一夜，阿松彻夜未眠，不知道谢铎也是不是如此。阿松坐起身来，奇怪的是，阿松没有一丝的倦意和疲惫。天是亮着的，这个点的城市还没什么人，站在高楼的落地窗前，也就一些早餐店的人开始忙碌。阿松拿起自己的吉他，接下来要做一些什么呢？也许去楼下的自动贩卖机买一个瓶装的咖啡，或许去桥上看马栏河的江水东流。走在黑白分明的道路上，被正在醒来的城市所特有的微凉所笼罩。阿松是追求精确的人，打开一瓶雪碧，他能告诉你，这瓶和昨天那瓶在味道上的区别。但往往，最令阿松欲罢不能的，还是那些模糊的东西，文言文也好，音乐也好，米兰·昆德拉的那些混乱芜杂的小说也好，都令阿松如痴如醉。艺术是无法量化来衡量的，从听到第一首后摇起，阿松便这样认为着。
烤肉店内，鲜美的牛肉在铁板上滋滋作响，泛着诱人的油光。阿松用小刷子细心刷上烤肉酱，阿乙有些心急地想要去夹。还没熟呢，阿城用筷子碰了一下阿乙的筷子尖，挡住了他去夹肉肉的路。
阿乙只能用筷子蘸了下碟子里的黑胡椒酱，放到嘴里哔了一下，安抚肚子里的小馋虫。
“阿松啊，这次怎么突然请我们吃饭？”
“想你们了呗。”阿松用夹子翻动着柔嫩的牛肉。阿松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无论做什么都要找到一个目的，找到这件事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否则他便不会去做。
“你的眼睛可不是这么说的。”阿乙说着，用筷子捅了捅牛肉，试探可不可以享用了。
“钱的事情，直接和我们提，没有关系的。我们兄弟都会帮助你的。”阿城喝了一口冰镇的可乐。
“不是钱的事情。”阿松放下夹子。
“我想组一个乐队，后现代摇滚的乐队。”阿松夹了一块肉放到阿城的碗里。
阿乙也停下了咀嚼，像是看到了陈睿一样，抬起头来。眼中充满着不可思议。
“人到中年，就想去完成年轻时的梦想吗？”阿城年轻的时候可是一名优秀的鼓手。
“其实也不是。就是昨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在那之后，我的胸膛就被未知的混沌所贯穿，虽然能够弥补，但它给我平凡的生活破拆出了一个洞，一个虽然没有什么大碍，但看着很不顺眼的洞。”阿松微微皱起了眉头，听力超群的他，觉得此时隔壁桌的小声交谈也甚是刺耳。
阿乙和阿城想都不用想就知道那个新闻是什么。
“所以你就想用做乐队来弥补？”阿乙放下几片五花肉。
“其实也不是弥补，而是给自己打开新的一扇窗户。”阿松一直渴望着妄闻的光能够再次照进自己的世界里，可是等了这么多年，妄闻一直没有回来。得不到希望的阿松，就将自己的窗子一个一个地封了起来。
“我们乐队就叫meteor shower吧。”阿松提议道，虽然阿乙和阿城都还没表态。
“就像当初一样。”阿乙撒了一把葱花在碗里的肥牛上。
“我赞同你的想法。”阿城把培根裹上辣椒酱。
“那时候的你，弹吉他弹得出神入化。每一个和弦都能准确快速地按到，就像机器一样。”阿乙看着阿松的脸说道。
“现在现在可能都变得迟钝了吧？”阿松有些不好意思。
“变得迟钝没有关系，你眼里的光还在就好。”阿城将手放在阿松的肩头。
Meteor shower成立的前一天，拉格朗日号宇宙飞船出现在火星上。那一刻，真正强大的失落笼罩着阿松。自己本该高兴的，不是吗？他们回来了，可妄闻真的成为了过去，阿松无法忍受这样的事实，辞职去考研究生也好，搬离大连也好，都是为了让自己不再沉湎过去。都是为了自己能够向着前方，去追逐光。
阿松决定了，决定要组建自己的乐队，要去做不敢做的事情，将眼里的光释放出来。要将光传给更多的人。
周星驰曾经在访谈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万年确实太久了，所以就别等那么久了，就有什么事情就马上要做。
哪怕阿松不是和他一个时代的人，但阿松从那些电影，资料，文章中，看出了他身上的悲剧色彩，懂得了最痛苦的人往往都是脸上常带笑容的人。看着他那张背影的照片，阿松总会想起昏暗隧道里，住在隧道旁的门里的那个线路工人大爷。想起大爷骑着颤颤巍巍的吱呀吱呀响的自行车，拎着铁皮水壶，向隧道一头的白光骑去。
阿松登门拜访去找乐坛的前辈，把何贻琦的手机号要到了，约他过两天来烤肉店。阿松下定决心，一定要说服他，让妄闻在拉格朗日号归来之际，在大连港的那艘退役的航母上，复活一次。
最后推荐十首我很喜欢的后摇曲（不分先后）
文雀《她》
惘闻《大连，勿语》
花伦《记忆隧道》（其实也想选my diamond star，不过还是要一个乐队一首，不然mono也有两首要加进来）
Mono《kanata》
Yndi halda《a song for starlit beaches》
Bark psychosis《absent friend》
Lander configurations《nostalgic》
I am no hero《sunny days》
Explosions in the sky《wilderness》
I hear sirens《pale moon,guide us ashore》
张趋明
阿松这样的孩子是不允许去听音乐节的。
歌手和乐队来往于钢筋搭建的舞台上，如同一座小小的工厂。
在阿松眼里，那些歌手，那些音乐家有着同样的诗意的脸庞，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着自由的灵魂。
大连有很多livehouse，有很多舞台，有很多体育场。但阿松一个都没有去过，高中时代的阿松像隔着一层青纱帐一样，看着视频里的演出直播。好像那不是这个世界所在发生的事情一样。那无法接近的人，是多么的神秘，阿松无法想象，将自己笨拙的手放在键盘上，怎么能演奏出那么动听的乐曲。在这个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的时代，阿松幸而还能去了解他们。
通过网络所能发现的不多，但也足以使他感到兴奋，但在兴奋之余，又会有一股惶恐涌上心头。
自己能否去现场听一次呢？那些乐队还会回到大连吗？自己的内心在害怕错过。
距离期末考试还有2天的时候。
穿着white jeans，深夜书房的台灯的暖色黄光照在阿松的五三上。插上耳机，用手中精致的机器播放下一首歌曲，在音乐的环绕下，阿松开始默写文言文。笔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即使隔着耳机，耳机里放着摇滚，阿松还是能敏锐地听见。
手机亮起，四川那边又发生地震了，从20日到今天，那个地方已经发生十几次余震了。四川的龙门山地震带在21世纪初活跃了几十年然后又归于沉寂，然而最近又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就像轮回一般。
三分钟前，阿松感受到了震感，停下笔，看向四周，衣柜门上挂的毛绒小猴微微晃动着，偏转角不超过5°。看来又是一次大震。阿松不由得开始担心起来，耳机还在放着The cranberries的wake me when it`s over.
看着新闻里冰冷的数字，6.2级别的地震是个怎样的感觉，阿松并不知道，只是希望不要有人受伤就好了。
又做了两道的阅读题，阿松玩起了手机，父母已经睡了，虽不能说是肆无忌惮，但也是毫无顾虑地开始放松了。
不太对劲，阿松突然意识到，大连离四川那么远，如果是六级的地震的话，这里应该是感受不到震感的。
阿松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推开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雨，雨后凉爽的风涌入书房，吹动翻开的笔记的边角。漆黑的夜空下，天边有着一条短短的，近似缩于一个点的红光。阿松5.0的视力好像能看到那不知道几十公里外的场景，瞳孔渐渐放大，极目远眺着。
阿松切到一首文雀的彩虹山，听着彩虹山，站在窗前，看着山的那一边的红光消失。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没有一家媒体有说昨晚的红光是什么。网络上只有地震的消息，阿松进到大连本地的一些论坛，敲了几个字：你们有人看到昨晚的红光吗？所有的回复都是没有。
在班级的闲聊群里，阿松敲了一些字，犹豫了一会儿，又全部删掉了。约自己同住一个小区的哥们小曈出来，在小区门口见面。胖胖的小曈极不情愿地拿着一杯奶茶出现在阿松面前，阿松请他吃了一个手抓饼，然后问他。
“你昨晚有看到天边的那道红光吗？”
“没有啊。”小曈的嘴巴里塞满了手抓饼。
平日里没有父母允许，连同学聚会都不能去的阿松，这次没有告知父母便踏出了小区。
戴着鸭舌帽，将帽檐稍稍压低，双手插在宽松的聚酯纤维大衣口袋里，混入人群，搭乘扶梯下到地铁站。
买票进站，却发现，开往那个方向的地铁停运了。候车大厅里，阿松躲避穿行的人流，躲到了角落，滚动的电子屏上显示着终季之歌乐队的演出信息。虽然没有听过他们的任何一首歌，但阿松还是迫切地渴望去现场聆听。日期就是今天，就在不到3个小时后开场，就在城市的另一边的一家livehouse里。
搭上地铁，幸运地找到一个位置，在距离密不透风的人墙不到十公分的地方，如同猫一样蜷缩在位置上。
从地铁站挤出后，天边的晚霞已经开始暗去，这时候，父母可能会叫自己去吃饭了吧。拿起手机，没有一条未接来电。
轻舒一口气，跑到导航所指向的livehouse，livehouse的门口贴着一张张乐队的演出的海报，靠近门的一端便是终季之歌乐队的海报。在门口买了一张票，所幸票还没有售罄。穿过过道，来到演出厅，站在人群的最后一排往舞台上看去，舞台上摆放着架子鼓和电子琴，效果器的线散乱在地上。距离开场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但现场已经有不少人了，他们在交谈着关于终季之歌乐队的话题。阿松站在其中有点尴尬，于是便走到livehouse里的一家咖啡屋里坐下，咖啡厅里面基本都是年轻人，店员穿着干净的围裙，理着清爽的发型。穿着印着标语或者基督教油画的T恤的年轻人围坐在一起，好像在探讨艺术，又好像在闲聊着没什么实质内容的话题。点了一杯全糖的卡布奇诺，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抽象派的画，色彩丰富而且交杂在一起，阿松感觉有一种中世纪彩色玻璃窗的既视感。
这据说是某个画家来这里吃慕斯的时候，即兴创作的。
咖啡厅放着花伦的音乐，在人们那并不嘈杂的交谈声中，伴随着温暖的黄色灯光，营造着一种蓄势待发的气氛。可惜的是，阿松没有听到自己很喜欢的那首记忆隧道。
没等两分钟，卡布奇诺便被一个帅气的小哥哥送到桌前，身边的有些人看上去已经等了挺久了，阿松的心中有一点小窃喜。
在形形色色的顾客里，有一伙顾客最吸引阿松的注意。那是五个人，其中有的背着硬壳的吉他包，有一个插着耳机，闭着眼睛听着什么，有一个可以看出带着的是贝斯，还有一个用指关节轻轻在桌上敲着节奏。
他们是终季之歌乐队吗？不对啊。如果确实是的话，怎么没人搭理他们呢？今晚不就只有这一个乐队的演出吗？
将吸管伸下去，喝了一口最底下的咖啡，一点也不苦，阿松搅动杯子里的冰块，看着吧台上的挂钟走过一格。一个穿着衬衫的男人走进咖啡厅，看上去好像就是livehouse的经理或者老板。他在店内左右摆头看了一下，走向了那五个人，那五个人中有一个人站了起来，看起来大概二十来岁，留着胡子，而且只留嘴唇下面的胡子，胡子并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一厘米左右，但被打理的不错。他和经理低声下气地交谈着什么，脸上写满了小心翼翼。
在距离开场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阿松离开座位，来到演出厅。暗淡的灯光下，阿松可以看见，那五个人站在舞台旁边的阶梯下，他们在犹豫着什么，拎着电吉他，连背带都还没背上。
那个下巴留胡子青年，整理好自己的领子，走向舞台，他的伙伴还没准备好似的，像是被突然吓了一下，吞了一口口水，跟在他的身后。
不出所料，他们上台演出了。自我介绍后，他们开始了暖场演出。有些人听罢自我介绍便又返回到咖啡馆里。
他们叫做妄闻，是一个大连孕育出的乐队。
那个胡子青年是吉他手，好像也是主唱，站在中间的位置，他叫作何贻琦。他的目光闪躲着，不敢直视台下的任何一人，但他的目光也是自信的，就像整整复习了好几个晚上的孩子，从容地走进考场。
随着鼓棒相敲三下，电吉他的第一声响起。那一刻，台上的射灯打开，如同太阳的第一束光突破地平线。琴弓在弦上拉出如同孩童一般哀怨的声音，电子琴上放着一把修长的螺丝刀。
阿松所在的位置刚刚好，回音和音量大小都是绝佳。干冰的白雾在台上弥漫，阿松看不见他们的脚，他们好像腾云驾雾一般，将现场的人都带去了另一个世界。音乐的五线谱，如蚕丝一般，牵起了阿松的心。这是他第一次听现场演奏的音乐，第一次和那些艺术家这么近距离。他们演奏的是他们的原创曲，
“kiss me on the sidewalk on your cigarette break.”
这是一首整整十分钟的曲子。阿松可以听出，这首歌里带着一丝a song for starlit beaches的影子，但这首歌有他们自己的灵魂。开头如悲伤的妇人的低语，低沉而苦涩，中间就像灵动的少女，悠扬而婉转，之后，小号声响起，阿松的眼中，好像有一轮象征理想的明月从海上落下，逐渐暗淡，躲到天幕之后。在停了几十秒的空白后，又是像重新燃起希望一样的渐进，最后平和得如同坐在藤椅上，摇着草扇子，看着树梢上的白头鹎，结束，声音渐渐变小，如同走向远方。
从2058年到现在，没有一个乐队能创作出这么优秀的后现代摇滚曲了。阿松不知不觉间已经泪流满面了。
十分钟终毕的那一刻，突然间，阿松重心不稳，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地震怒，地板如同雷行一般出现细细的裂缝，然后开始扩大，缝中泻出红光，和阿松那天晚上见到的一模一样。
地震？怎么可能？大连怎么可能会地震？
只见周围的人，站在原地，木然地好像变成了一尊化石，对天崩地裂一点反应都没有。
阿松想要开口，却又不知道说什么，阿松站起身来，地板就恢复了原状。
这究竟是？阿松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吾之所见，究竟为何物？阿松能盯着最细小的毛发，然后给它打结，但他却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
妄闻下台，有不少人围了上去。阿松也凑上前，拉开大衣，让何贻琦在自己的T恤上签了一个妄闻，妄字的亡和女离得有点远，看上去像是两个字。
还记得坂本龙一说过，将各种不同的元素混合起来，而不是去建立界限是一项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事。
从新世纪以来，后摇的发展愈发地扭曲，其一便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音乐人标榜自己的音乐为后摇，哪怕它本该归属于其他的乐种，垃圾摇滚，另类摇滚，迷幻摇滚，实验性音乐，甚至连阿松也很喜欢的当代古典，都有不少“误入”后摇。后摇音乐人陷入了迷茫，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音乐的界限其实也很难划分，管它是什么，做有心的音乐就对了。
但后摇变得不再是后摇，阿松喜欢后摇，喜欢2058年以前的后摇，而不是之后面目全非的后摇。如何在无可逆转的融合下，不丧失自己的文化与风骨，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妄闻做到了。
坐着深夜的地铁，与白天别无二致的，毕竟都在地下，但阿松能感到夜的寒冷。阿松回到家，母亲质问他去了哪里，阿松如实的回答了，换来的是，期末考后5天的禁足。
禁足结束的那一天，阿松就背上书包，搭乘有些落后于时代的公交车，来到大连理工大学的回声图书馆。
回声图书馆坐落在北山脚下，在燕知街和燕南街的交汇处。回声图书馆早在世纪初的时候就建成了，不过才过了几年就因为各种原因拆掉了。现在的是最近几年前重建的，基本上和当年一样，算上天台，是小小的三层。
阿松来到二楼的咖啡厅，点了一杯焦糖卡布奇诺，坐在椅子上，拿出教科书开始预习，一坐便是一个下午。
正是在这里，阿松邂逅了后摇。阿松还记得那一天，咖啡厅里放的是花伦的my diamond star。阿松的破手机识别半天都识别不出来，热心的店长围着棕色的围裙走了过来，带着一股咖啡的醇香，店长告诉了他名字。
店长说，在回声图书馆的“前世”，也就是世纪初的那段时间里，有个中年人很喜欢来这里，他留着长长的披肩的头发，眼里好像有列侬一般的亮光。
后摇对自己而言，意味着什么呢？父母吵架的时候，阿松常常会这样想。后摇不是一种用来矫情的工具，更不是一块标榜什么的告示牌。对阿松来说，后摇的魅力，在于它能够将阿松心里所沉积的那些情绪，如同一涓溪流，缓缓地释放出来。后摇能够令阿松反省自己的过去，令阿松展望自己的未来。就如同其他类型的歌曲一样，这是音乐普遍具有的力量。
谢玉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听后摇的青年们的那种自怜自艾的状态我特别看不了，你不要觉得音乐是你的庇护所，音乐就是音乐，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音乐可能会给你一些想法和感染，但音乐什么也不是，后摇更不是，狗屁不是，它不是你的庇护所，都是扯淡，你要去过自己的生活，要不去死。”
阿松走上三楼，也就是天台。天台上支着几把巨大的太阳伞，一些人坐在椅子上，端着精致的瓷杯，喝着拉花的咖啡，神色颇像两百年前的英国贵族。阿松上来不是为了看他们，而是天台上的这一架架天文望远镜，望远镜并不大，也就比人的手臂稍粗了一些。每当天气良好的时候，图书馆的人就会把望远镜摆出来，供人晚上观星使用。望远镜是集资买的，学生也很爱护。
虽然天色还算明亮，阿松将眼睛凑上一架望远镜，天空中一片淡蓝，什么也看不见。但阿松看得不是天，而是天边的那座山的背后，果不其然，还是什么也没看见。
回到家中，电视里在播着一条新闻，七天前的地铁塌方终于抢修完成的新闻。母亲看了阿松一眼，就进到厨房去做菜了。
打开电脑，在音乐软件里输入妄闻。居然还能搜得到，阿松有一点小兴奋，只不过，他们仅有的七首歌都是灰色的，因为不知道什么的原因下架了。
可没过多久，也就过了那么二十几天，他们的歌就又亮起来了。随着何贻琦带着乐队不辞辛劳地到各地的livehouse蹭暖场表演，妄闻的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他们，不仅有2058以前出生的长辈，还有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孩子。
一年过去，妄闻在圈里变得知名起来，就像一颗耀眼的新星，无论是老牌的后摇迷还是新晋的乐迷都无法忽视他们。那一年，阿松升上大学，很遗憾的是，即便舍弃所有课余活动，他还是没有考上心心念念的大工DUT。阿松离开大连，来到帝都北京，在北京工业大学读数学与应用数学。阿松喜欢数学严密的推导，喜欢数学精确且简洁的美。但阿松也喜欢那些模糊的，复杂的文学，那是阿松怎么也写不出来的文字。阿松依然会在晚上默写文言文，在自习室里插着耳机，听着后摇。回到宿舍的时候，阿松一般都会看一集京阿尼的动漫。最近京阿尼又出了很多新作，依然秉持着当年的匠心和精神。
阿松在食堂吃饭时刷着手机，发现妄闻开始开音乐会了。一开始是最多50个人的livehouse，到最后到万人的体育场，阿松在手机里看了好几场演出的剪辑片段，何贻琦站在舞台上，每一场的表情都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这样说，妄闻成功了，确确实实地成功了，妄闻的成功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人会相信，还有人会做真正的后摇，还会有那么多人和自己一样，等着后摇的复兴。
妄闻带着第一张专辑开始了全球巡演，巡演10个国家，共计24个城市，26场演出，历时2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刚出道不久的乐队，这是何等的自信，但何贻琦赌赢了，除了一两个地方销量惨淡外，其他地方的票都很快售罄。在演出的间隙，他们一起写下了第二张专辑，这其实也是他们当初所打算好的，借着环球巡演，在世界各地旅行，在世界各地创作并录制第二张专辑。第二张专辑受到了学院派的广泛认可，被授予年度最佳摇滚专辑。在颁奖典礼上，何贻琦写下了他们第三张专辑的唯一一首曲子。
即便如此，阿松却一次也没有去听过妄闻的音乐会，大学四年里，阿松离开了父母身边，却在每一次踏出房门时，都好像会听到母亲的声音。所幸的是，阿松认识了一些同样喜欢后摇的伙伴。直到他们初遇那天的五年后，阿松回到大连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着考研。而妄闻在2089年，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
2089年是一个奇迹般的一年。那一年，摄星计划宣布成功，美国白宫公布了伽顿星的照片，拉格朗日号宇宙飞船开始动工。那一年，惘闻的八匹马回来了，阿松终于可以在bilibili上看attack on titan。
那一年，妄闻回到最初的起点，在大连的那家livehouse里举行了倒数第二次音乐会，而最后一次是在体育场。何贻琦可能是这样想的吧，既想回到最初的起点，也想要和尽可能多的人告别。
回到那个咖啡馆里，咖啡馆的墙壁上高高挂起了一幅约翰·伯基的作品。咖啡馆里放着逃离母宇宙，何贻琦和妄闻的其他成员，倚坐在靠椅上，和粉丝平等的交流着。
今年也才29岁的何贻琦，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说起他在德国的那些日子。他只说了一些，他说他打街头篮球的那些日子，有一个德国女人突然闯进他的生活。她是个上流阶级的人，有时候她会戴着墨镜，穿着高跟鞋和束身长裙，站在篮球场边，等他打完比赛。然后带他去高级酒店一起用餐，然后让他在昂贵的客房里住一个晚上。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明白她的意思。他自觉自己配不上她，无法给她任何东西，于是离开了她。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会插着耳机，迷迷糊糊地坐在窗边，坐到了天亮。医生给他开了阿普唑仑，他一粒也没有吃。妄闻的第一张专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他的心中写完了。
何贻琦转过头来看了看墙上的画，有些无奈地说道。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到我成年之后，我都坚定不移地认为，我能成为一名画家，成为一名Banksy或者Malevich那样的画家。
阿松看着何贻琦，就像看着一个孤独的孩子。我们对他了解的太少，我们不知道他的痛苦和哀伤，本以为我们能听出歌的背后所蕴含的情感，但其实我们从未感同身受过。
一名高中生问道：“你们为什么要解散了呢？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
何贻琦说：“我们的职责已经尽到了，我们的目标也已经达成了。我们自认为没有为此做出多少贡献，但我们满足了，我们相信，没有我们，后摇还能继续走下去。开放包容的伟大中国一定能够培育出更多鲜活的思想，更多自由的灵魂。中国后摇的未来也许就在你们的手上。”
“我们舍不得离开你们。”那名高中生眼里噙着泪水。
“我也舍不得你们啊。在我们可以一起一起等得到的未来，我们妄闻可能不会一直在你们身边，但我希望，有些自私的希望，妄闻能留在你们的心里。”
阿松的心里很难受，也许长大就是要看着自己熟悉的人，喜欢的人，一个个离开自己的世界。阿松本以为能够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乐队，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居然就要说再见了。阿松的心里压着一本厚厚的词典，里面写满了不要离开。
演出开始了，地板没有出现五年前那样的裂缝，那样的红光，因为红光已经在阿松的瞳孔里闪耀。
阿松看到那个高中生，就好像看到五年前遇见妄闻的自己。阿松走上前去，问他。
“你叫什么呀？”
“我叫谢铎，从天津来的。很高兴认识你。”谢铎的脸上没有世故的风霜，但难以想象他的内心都藏了些什么。
“嗯，我也很高兴与你相见。我叫王嵩松，大连人。你听妄闻多久了？”
“也就一年，我听后摇是从妄闻开始的。我是不是来的太迟了？”
“不迟。”阿松舒心地笑着。
“不是还有未来的未来嘛。”
那一夜，阿松彻夜未眠，不知道谢铎也是不是如此。阿松坐起身来，奇怪的是，阿松没有一丝的倦意和疲惫。天是亮着的，这个点的城市还没什么人，站在高楼的落地窗前，也就一些早餐店的人开始忙碌。阿松拿起自己的吉他，接下来要做一些什么呢？也许去楼下的自动贩卖机买一个瓶装的咖啡，或许去桥上看马栏河的江水东流。走在黑白分明的道路上，被正在醒来的城市所特有的微凉所笼罩。阿松是追求精确的人，打开一瓶雪碧，他能告诉你，这瓶和昨天那瓶在味道上的区别。但往往，最令阿松欲罢不能的，还是那些模糊的东西，文言文也好，音乐也好，米兰·昆德拉的那些混乱芜杂的小说也好，都令阿松如痴如醉。艺术是无法量化来衡量的，从听到第一首后摇起，阿松便这样认为着。
烤肉店内，鲜美的牛肉在铁板上滋滋作响，泛着诱人的油光。阿松用小刷子细心刷上烤肉酱，阿乙有些心急地想要去夹。还没熟呢，阿城用筷子碰了一下阿乙的筷子尖，挡住了他去夹肉肉的路。
阿乙只能用筷子蘸了下碟子里的黑胡椒酱，放到嘴里哔了一下，安抚肚子里的小馋虫。
“阿松啊，这次怎么突然请我们吃饭？”
“想你们了呗。”阿松用夹子翻动着柔嫩的牛肉。阿松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无论做什么都要找到一个目的，找到这件事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否则他便不会去做。
“你的眼睛可不是这么说的。”阿乙说着，用筷子捅了捅牛肉，试探可不可以享用了。
“钱的事情，直接和我们提，没有关系的。我们兄弟都会帮助你的。”阿城喝了一口冰镇的可乐。
“不是钱的事情。”阿松放下夹子。
“我想组一个乐队，后现代摇滚的乐队。”阿松夹了一块肉放到阿城的碗里。
阿乙也停下了咀嚼，像是看到了陈睿一样，抬起头来。眼中充满着不可思议。
“人到中年，就想去完成年轻时的梦想吗？”阿城年轻的时候可是一名优秀的鼓手。
“其实也不是。就是昨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在那之后，我的胸膛就被未知的混沌所贯穿，虽然能够弥补，但它给我平凡的生活破拆出了一个洞，一个虽然没有什么大碍，但看着很不顺眼的洞。”阿松微微皱起了眉头，听力超群的他，觉得此时隔壁桌的小声交谈也甚是刺耳。
阿乙和阿城想都不用想就知道那个新闻是什么。
“所以你就想用做乐队来弥补？”阿乙放下几片五花肉。
“其实也不是弥补，而是给自己打开新的一扇窗户。”阿松一直渴望着妄闻的光能够再次照进自己的世界里，可是等了这么多年，妄闻一直没有回来。得不到希望的阿松，就将自己的窗子一个一个地封了起来。
“我们乐队就叫meteor shower吧。”阿松提议道，虽然阿乙和阿城都还没表态。
“就像当初一样。”阿乙撒了一把葱花在碗里的肥牛上。
“我赞同你的想法。”阿城把培根裹上辣椒酱。
“那时候的你，弹吉他弹得出神入化。每一个和弦都能准确快速地按到，就像机器一样。”阿乙看着阿松的脸说道。
“现在现在可能都变得迟钝了吧？”阿松有些不好意思。
“变得迟钝没有关系，你眼里的光还在就好。”阿城将手放在阿松的肩头。
Meteor shower成立的前一天，拉格朗日号宇宙飞船出现在火星上。那一刻，真正强大的失落笼罩着阿松。自己本该高兴的，不是吗？他们回来了，可妄闻真的成为了过去，阿松无法忍受这样的事实，辞职去考研究生也好，搬离大连也好，都是为了让自己不再沉湎过去。都是为了自己能够向着前方，去追逐光。
阿松决定了，决定要组建自己的乐队，要去做不敢做的事情，将眼里的光释放出来。要将光传给更多的人。
周星驰曾经在访谈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万年确实太久了，所以就别等那么久了，就有什么事情就马上要做。
哪怕阿松不是和他一个时代的人，但阿松从那些电影，资料，文章中，看出了他身上的悲剧色彩，懂得了最痛苦的人往往都是脸上常带笑容的人。看着他那张背影的照片，阿松总会想起昏暗隧道里，住在隧道旁的门里的那个线路工人大爷。想起大爷骑着颤颤巍巍的吱呀吱呀响的自行车，拎着铁皮水壶，向隧道一头的白光骑去。
阿松登门拜访去找乐坛的前辈，把何贻琦的手机号要到了，约他过两天来烤肉店。阿松下定决心，一定要说服他，让妄闻在拉格朗日号归来之际，在大连港的那艘退役的航母上，复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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