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发展史

第三十七章、孝桓皇帝
汉孝桓皇帝讳刘志（147-167年）：志者意也，肃宗孝章皇帝曾孙，河间孝王刘开之孙，蠡吾侯刘翼之子也。谥法：克敌服远曰桓。於本初元年闰六月庚寅，即皇帝位。年十五岁。
本初元年（146年），大将军梁冀鸩杀孝质皇帝，汉帝国的皇位再次出现空缺，而在这个问题上大将军梁冀与太尉李固关于立谁为帝的问题发生了非常大的争执。于是梁冀召集朝中百官一起商议新皇帝人选，遗憾的是朝中群臣对此也是分歧巨大，此次会议也就不了了之。中常侍曹腾在听闻此事之后，当晚就秘密拜谒梁冀并说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梁冀非常同意曹腾的看法，第二天便再次召集群臣开会，这次会议梁冀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威胁群臣，群臣迫于梁冀的淫威，只好答应此事，只有李固和杜乔二人坚决反对，所以梁冀奏秉太后找个理由免了李固的官职，然后迎立蠡吾侯刘志为帝，是为孝桓皇帝。这场纷争大戏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孝桓皇帝一朝以延熹二年（159年）为界，前期是梁冀主政，后期为孝桓皇帝亲政。前期由于大将军梁冀把持朝政，外戚势力在汉代达到了极盛，所以此时的桓帝表现还算是中规中矩，也不可能有太大作为；后期梁冀被诛杀，孝桓皇帝夺回皇权后本可以有一番作为，然而他却莫名其妙的选择了彻底放飞自我，这种转变究竟缘何，不得而知，只知道汉帝国在孝桓皇帝手里彻底滑向了无底的深渊。
前期由于孝桓皇帝能做的事情不多，所以我就从梁冀的角度来看一看当时整个国家上层统治集团的情况。梁冀通过废立弑杀皇帝而使自己的权力达到顶峰，而梁冀的为人骄横跋扈、残暴放纵，所以大权在握的梁冀会如何去管理这个国家，也就可想而知了。
梁冀在稳定了朝局之后便开始清除异己，最先被梁冀定位打击的目标就是在立孝桓皇帝问题上坚决反对的李固。建和元年（147年）十一月，甘陵刘文、魏郡刘鲔同谋，打算立清河王刘蒜为帝，由于李固之前建议立清河王为帝，所以梁冀借此诬陷李固与之同谋造反，把李固下了大狱，但是李固的德行天下皆知，众人一起秉奏梁太后以证李固之冤，梁太后察明此事后释放了李固，李固出狱后京师市里皆称万岁，梁冀在看到李固有如此的威望，害怕日后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还是以谋反的罪名枉杀了李固。随后梁冀加封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地位达到了汉代外戚的极盛。用《后汉书·梁冀传》的说法就是：“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梁冀大权独揽，为了专权，朝廷三公也是如走马灯一样不停的换，面对如此强势的外戚，孝桓皇帝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延熹元年（158年），天上出现日食现象，太史令陈授认为灾异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梁冀在听闻此事之后，命令洛阳令逮捕陈授并且处死了他，这件事情彻底激怒了孝桓皇帝，太史令作为皇帝近臣，而梁冀在没有任何知会皇帝的前提下随意处决皇帝的近臣，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忍受的，此事是孝桓皇帝的对梁冀态度上的一个转折点。延熹二年（159年）梁冀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打算收桓帝邓贵人为义女，但是又害怕邓贵人的姐夫邴尊反对（邴尊并非梁冀一党），所以便派刺客去刺杀邴尊，然而此时梁冀杀人上了头，还想顺带杀掉邓贵人的生母宣夫人，事情最终失败，宣夫人急忙进宫向孝桓皇帝秉明此事，桓帝大怒，对梁冀起了杀心。

正好此年七月，梁皇后因病崩逝，桓帝抓住机会与单超、徐璜、具瑗等人谋划除掉梁冀。梁冀对于单超等人早有怀疑，所以便遣心腹中常侍张恽入宿台省以防不测，没想到孝桓皇帝先一步准备，张恽一进台省就被具瑗扣下，卸了兵权，其他台省官员、宫内禁军等也早对梁冀的跋扈不满，所以全都倒向了孝桓皇帝一方，随后遣司隶校尉张彪领兵包围梁冀府邸，梁冀见大势已去便自杀，孝桓皇帝下令梁氏宗亲不论长幼全部弃市，至此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结束了，孝桓皇帝也夺回了他应有的权力。到这里为止事情原本应该会朝向美好的方向发展，孝桓皇帝应该会成为一代安邦治国的明君，但是谁都没想到事情去朝向了另一个极端方向发展，至于为何到现在也是一个不解之谜。
孝桓皇帝在利用宦官夺回大权后，首先当然是大封有功之人，其中功劳最大的五人单超、具瑗、徐璜、左悺、唐衡同日封侯，世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其中单超由于疾病在延熹三年（160年）就病逝了，单超临死前还被孝桓皇帝封为车骑将军，算是没做多少恶。而其他四人在加上侯览、段圭等人就只能用恶贯满盈来形容了，他们自己及亲族仗着皇帝的宠幸为非作歹、横行京中，此时的宦官权势也来到了顶峰。而遗憾的是这个时期汉帝国内忧外患，起义、天灾，羌乱、鲜卑叛乱等等也使得帝国不堪重负，还有孝桓皇帝本人的穷奢极欲，而朝廷百官一部分为了趋炎附势而纷纷投靠宦官，另一部分正直之人决定联合起来反抗宦官集团，朝廷也就因此一分为二，终于在延熹九年（166年）酿成了自汉帝国开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党争，在历史上称之为“党锢之祸”。这也就意味着汉帝国复兴的最后一点点希望，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