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一）

“这里是医院，您知道...每个人都有病——这很容易理解，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那么，再见，尊敬的先生。”
维克托医生放下带着腕表的手臂，轻描淡写地撂下这么一句话，笑了笑，转身离去。门吱呀一声合上，房间外传来绞索那令人汗毛倒竖的声音。
勒夫先生半躺在床上，手里捧着一本自己撰写的册子，琢磨着他这句话的意思。每天严格按时吃饭、如厕、睡觉、收听广播，由护工领着出门散一次步，经过了两天按部就班的生活，他感觉精神好了许多，几乎感觉不到那东西，甚至产生了一种可以自行痊愈的错觉。
“但只有这样是不够的，我必须保证它不再发作，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勒夫甩了甩腮部松弛的皮肉，很快打消了刚才的念头。
他捋了捋病号服上起皱的铭牌，稍稍坐直了身体，调了调单片的眼镜，终于得以看清书上的小字，这本书印刷得很拙劣，纸页枯黄，文字粗浅，不时有一小片洇开的油墨挡住视线，红色的封皮已有些斑驳，随着年岁被他翻得破破烂烂。尽管后来又重印了三版，一版比一版装订精美，用料考究，那封皮上的图画也从粗劣的简笔变成奢侈的后现代风格，腰封上的评语越发惊世骇俗，扉页上则缀满了那些名家的溢美之词，但他还是总对这一本难以忘怀。

这是他的成名之作，是在他年轻时写就的。故事要从一九三零年讲起，那时他不到二十一岁，刚刚勉强完成了在大学的课业，来到大城市里讨生活，每天忍饥挨饿，最大的担心便是自己吃不饱。刚从学校出来，仍未摆脱那股天真的书卷气，就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城市里的烟火也异常寥落，失业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排成长队向着领取救济粮的地方游荡，盼着去那里领一块面包吃，混迹在队伍里，他总是低下头，不愿去看旁人的眼睛。
一边辛苦维生，一边偿还贷款，种种新鲜事，他不愿对家里人说。他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都是世代耕作的农民，扎根于阿拉巴马的乡下，以为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源自上帝，而不是某些扮演上帝的家伙。他们送他读到大学，只是把这当作他的命运，就像曾和他们一起在田里劳作的牲口一样，并未对此讲过什么道理。他那时根本不知道，怎样把自己在城市里遭遇的事情对他们讲清楚，现在想起来依然如此。而后每当他抚摸着二人瘦小的墓碑，也只能苦笑几声，“感谢上帝”。
他干过工人，干过服务员，给报社跑过腿，给旅店做过勤杂工，给达官贵人们做过马夫和球童，甚至充当过地下拳市的裁判，可以说一切能够出卖力气的行业，他都尝试过了。每日的薪水少得可怜，可市民们还时常举行罢工游行，这更让他饥肠辘辘，迫不得已，他被人领着加入了某个工会组织，混迹在人声鼎沸的旗帜和标语里，跟着大家讨一口饭吃——后来他才逐步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对于政治，他一点也不关心，但环顾四周，似乎这是能让他混到饭票的唯一话题。取代了那些都市传说，家长里短，明星绯闻和刑事案件，每个人都在谈论民族、国家、世界的未来，谈论那些他们共同的敌人，谈论人类的伟大和他们的历史使命，谈论那些躲在幕后的家伙们。
他加入进来，起初只是小心地观望，生怕犯错而被打成敌人，听着那些高谈阔论者的辞令，学着他们的腔调做事，企图从中找到些规律来。
起初他在工会做着派发传单，打杂跑腿的零散活计，像个沉默的木偶人，别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直到有天，有个表情激愤的家伙跑过来，拿着手里墨迹未干的稿子对他说：
“你得说话，明白吗？向这狗娘养的世界发出你的声音！”
勒夫仿佛听到了总统的命令似的，一下子醒过来。他开始撰写些标语，简单的告示，报纸上的笑话之类，觉得体内某种淤积多年的东西慢慢被排出去了，但随即又有什么东西钻了进来。一开始，他实在不知道写些什么，仅凭着学校图书馆里那些断断续续的文学知识凑出些句子，以致于写完之后，他盯着那些古怪的字母，好像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
他写的标语，即使在最人迹罕至的街区，也会让孩子们发出傻乎乎的笑声，可给报社来电的读者们又纷纷说他没有幽默感，写出的笑话让人牙齿打颤。

‘都是过去的事了。’勒夫挪了挪肥胖的腰身，不好意思地舔舔嘴唇。
好在他没有放弃，也实在没有放弃的权力，离开工会，他又只得加入到乞讨者的队伍中去，如果说那就是他父母每天餐前祷告的目的，他还不如结束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勒夫坦诚地想着自己的过去，写了又写，可总不能令人们满意。他一面校对要见报的稿件，一面被打发做每日新闻的撰写工作，人们说他写的每条新闻都像讣告一样乏味，缺乏令他们眼前一亮的活力，这令他苦恼无比。
在无数个失眠的午夜里，他挠着头皮，想了又想，试图从过往的人生中找到一点具有活力的东西，从他能回忆起的第一个细节开始，竭力让他们变得有趣，可那些灰色的胶片怎么也亮不起来。他趴在写字台上，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最后还是劣质的私酒起了作用。半瓶酒下肚，年轻的勒夫已经脸色蜡黄，倒在床上。正在他青筋暴起，抱头痛哭的时候，脑子里那些横飞的单词终于拼接在一起，借着灯光，在明暗之间，仿佛看到一双血红的眼睛，他吞咽着口水，笑着睡去。一觉醒来，又好像重获新生。
第二天，他志得意满地坐在打字机前，不一会儿就完成了自己的稿件，把它拍在主编的桌前。不用说，那家伙抬起头时就像见了耶稣显灵那样崇敬。当天的新闻原本乏味得令人昏昏欲睡，可经勒夫写出来，就好像世界末日提前来到了似的，一条条不过几十个字的简讯，组成了全都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句子，没有人见了胆敢不驻足看上两眼。

‘那是我人生头一次闪光的时刻。’勒夫激动地几乎要从床榻上坐起来。‘我握着他潮湿的手，就好像握着自己的命运。’
在那之后，果真如他所料，没有人再敢讽刺他的文笔，都期盼着他那惊雷般的下一部作品。借着这股势头，在新闻自由的阵地上，他开始写些针砭时弊的社论，很快在党内积累了狂飙猛进的声誉，原是因为他在文章中咆哮的声音盖过了一切试图呐喊的声音，试图把一切细小的问题都归因于那个庞大的问题，而被远渡重洋来的国际顾问奉为领袖和先驱。
转过年来，各地爆发了一些罢工的事情，组织里仿佛看到了曙光，要大家组织起来，到工厂去，用自己系统而纯粹的思想，武装那些渴望反抗暴政的工人力量。由此大家正急需一本足以讲上一下午的册子，把那红色的封皮分发到每个人的手里。勒夫记得有个头顶光光的顾问推开门，神情激动地攥着他的手说：
“同志，这将是我们走向伟大的开始。”
他理所当然地问他们要来许多东西，宽敞的公寓，充足的伙食，体面的衣服，红色书卷和收音机等新鲜玩意。这册子其实并不难写，只需要把以前的几篇东西总一总就行了，但他忙碌了许多日子，故意想拖一拖，便随口编了个郑重其事的理由，跟着同志们出去逛一逛，这个决定果然令他受益匪浅。

他们去了那些群情激奋的工厂，混迹在人群里，听着某个嗓音洪亮的家伙做着演讲，看着台下的跟班正随手派发些生活用品的场景，以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令勒夫感到奇怪的是，人人好像都有两副面孔，表情玩味地伸出手，眼睛亮了亮，咧开嘴笑笑，接过礼品，又回到那副不冷不热的表情。两副表情在他看来都真诚无比，彼此又绝无相似之处。一种莫名的恐惧在他心里升起了，好像他正身处于豺狼的族群中，用刀子从自己身上割下肉去。更令他恐惧的是，身旁的同志们，正心满意足地陶醉在这种热切的哄闹中，眼里闪出浑浊的泪。
后来勒夫才发觉，自己的嗅觉非常灵敏，正是这鼻子帮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躲过了一个个随时会到来的危机。他感谢自己的鼻子，也痛恨自己的眼睛，正是这眼睛使他不得不住进这医院中。
于是在那本册子里，他谨慎的挑选了字眼，只保留了那些他认为会对工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利益，而全然不提什么阶级对立，颜色革命，种族歧视，基督教的罪恶等等能将自己人团结在一起的话题，以致于这本书一出版，就被许多人认为是民主党人的作品。
编辑们并没有谨慎地搜捕勒夫的册子，因其以前的良好表现，只粗略地看了看，仍对那些内容很放心。同样地，它被人以歇斯底里的腔调吼出来时，也得到了同样热烈的欢迎。随后的几个月里，册子的内容越传越广，作者的名字也一再被人们提起，只是对他的身份矢口不提。人们的吹捧让他第一次对自己美国人的身份感到高兴，而这种吹捧的热情随着几年后新政的出台变得更加高涨。许多家庭妇女捧着那其貌不扬的红色册子，几乎像捧着一本原初的圣经，对上面的内容与广播里政令的一致感到不可思议。尽管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对国家的信心比政策的出台更加重要，但书中预言形势的准确，还是让民众对它顶礼膜拜。

几年后，勒夫成了一个传说级的人物，这也让他有些后悔，因为自己已在小有名气的岁月里悄悄结了婚。他走街串巷的时候，凑巧（要说真是不凑巧）认识了一个纺织女工，那一头火红的头发吸引了他的主意。当时他没见过什么女人，觉得她比起校园里那些古板的老师和呆滞的女同学要美得多，没有多想便和她厮混在一起。
那时候他身形瘦长，两颊凹陷，幽绿的目光炯炯有神，上翘的鼻梁和总是下撇的嘴角形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形，卷曲的金色毛发蓬松地垂在额头前，尖利的下巴和同样尖利的喉结时常一起挺立着，以巡视广袤人群的头顶，照着镜子，觉得自己终于算得上一个美国人了。每每想起那段不堪的经历，尤其是想起许多年后那女人衰老的样子，总是令勒夫唉声叹气，无比后悔自己做了一个仓促的决定。
勒夫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她，给她念自己写的东西，带她一起参加每日清晨的游行，又在傍晚挥霍彼此的体力。这使得他们的关系进展迅速，在一次疯狂地颠倒后，便决定私定终身。女人叫玛丽，比他大十三岁，父母早已在城市的浓烟中故去，现实又让她轻易抛弃了天父和天母，准备以斗争获取想要的权利。出乎她意料的是（正如勒夫所想），往后的几年里，工人运动并未追逐着头顶的太阳，而是渐渐沉入密西西比河的淤泥里。

在一九三四年底，工会已逐渐瓦解殆尽，勒夫的名声却随之破土而出。又开始有人将他称作拯救美国的先驱，称他很可能正是总统幕后的神秘顾问，如同摩西劈开红海，来带领美国再次崛起，他的名字渐渐成了一个符号，不同于那邪恶的五角，而成了一个六芒星似的印记。
他顺理成章地脱离了党组织那了无生气的工会，加入了行动更加有力的劳联，放任那顽固的老女人留在那里，过上了一段纵情声色的日子。
那阵子街道上来来往往的总是些临时工，不久前才拾起了锤头，拖着水泥或沙土的车子慢悠悠地走。勒夫心想，比起排队等待的救济，他们显然更乐意接受这一种：不仅消磨了时间，也消磨了生命，省却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思考和交流。
取代了报童和商贩的叫卖，外面到处都是钢铁间叮叮当当的声音，仿佛这就是工人找到了自己渴望生活的结果，亦或者只是他们在向这个无望的世界宣泄仇恨。到了三五年初的时候，混迹在充满汗臭的酒吧里，他听到的许多找到归属的故事，一种社会保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向他们宣称着：“从摇篮到坟墓。”这让许多人找到了新的宗教，他们围在晚餐前的壁炉边，打开收音机，倾听教皇和主教们的声音。

日子仍然不温不火的过着，所幸终于平息了抱怨声，人们以一种感恩的姿态忍受着生活，靠着广播里那些涨势猛烈的天文数字和大洋彼岸的苦难获取精神力量，在战争与和平间踟蹰着。‘回想起来，正是那段时日教我领会了生活的意义。’勒夫放下册子，拿掉眼镜，掀开被子的一角，翻过身，拉开抽屉，拿出里面维克托医生留给他的小酒瓶，拔出盖子，闭上眼睛，猛灌了一口，祈祷酒精能使他待会感觉好些。治疗马上要开始了，因为他已听见隔壁的惨叫，他的病房在走廊的尽头，得以听见护士的脚步数着门牌，由远及近。经过了几日被称作“必要”的休息，今天终于到了他第一次正式治疗的时刻，他很好奇他们会对自己做什么。带着这个念头，勒夫默默地把小酒瓶收了回去。
“您好？请进？”门外传来年轻护士的声音，好像是在自问自答，勒夫咳嗽了一声，听见绞索放下，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他才刚刚回到床上躺好门就开了，外面探进来一颗好奇的脑袋，睁大眼睛，张开那涂满口红的漂亮嘴巴问道：
“2206，请问您是贾斯汀·勒夫先生么？生于1909年12月23号，存活至今，男性，59岁零8个月又10天，在3天前入院，治疗一种罕见的...对，罕见的厌食症。住址是，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费耶特县卡尔德林镇285号，电话号码是，7355608。”护士说到这，勒夫的心里颤了一下，担心暴露他随意改写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他抬头看了看护士，但对方显然并没有在意，仍低着头，继续读下去。

“根据您和院长的谈话记录，您曾经是个作家，参与过工会活动，上过战场，战后又写出过基本畅销书，后来到了乡下生活，直到身体不适才离开那地方...您娶过3位妻子，分别是...”她皱着眉头，语气平淡地读着病历本上的文字。
“喂，等等！”勒夫连忙叫住她，“你是怎么回事？难道非要把那本子上的字都念一遍才行？”
“不，不用。”护士有些好奇地看了看他，“就目前来说，最多不会超过下一页。那你能确认一下我刚才的问题吗？”
“见鬼，你刚才问得什么？”
“请注意，我刚才说得是：‘请问您是贾斯汀·勒夫先生么？’仅此而已。”护士笑了笑，“放轻松，别太在意自己的问题，在这个新时代，病人们会犯些错误是常有的事。”
“当然是了，不然我早就让你停下来了。”勒夫嘟囔着，没太在意护士那些多余的话，看着她合上门，双手放在背后，在房间里自顾自地转悠着。‘这年头的年轻人是怎么了？’
房间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对衣柜，一根立式衣架，一张矮桌和两把矮凳，桌上放着老式收音机，头顶的角落里悬着音响，一块轻薄的窗帘引人遐想，一面等身的镜子用来消磨时光。在病床的对面是一台小电视，电视一旁放着饮水机，墙边的一扇暗门通向卫生间，床头柜上放着电话、台灯和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床边铺着一块厚地毯，上面放着两只拖鞋和一根手杖。护士走到窗台边，拨开窗帘，拉了拉缆绳，阳光透过牛油果绿的百叶窗照进来，在一层磨砂的玻璃外面，隐约响着锄草机的声音，渐渐盖过了隔壁的叫嚷。护士捧着那病例本，检查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最后坐在矮桌前，托着下巴。

“你要对我做什么？”勒夫终于忍不住问道。
“嗯...”护士用食指敲打着嘴唇，“说实在的，通过近日来对您的观察，我们仍不太明白为何您会患上自己所描述的症状，勒夫先生，我需要您坦诚地讲一讲自己的病状。”
“唔...”勒夫松了口气，“好吧，我向你仔细讲讲这病的来历...”他好像怕冷似的，把雪白的被子往鼻梁上提了提，遮住半张松弛的胖脸。
“这病的来由很简单，是这么一回事...有一天我和太太去参加宴会，就是前几个月的事，主人热情，菜肴丰盛，场馆华丽，来的宾客都是附近有头有脸的角色，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价值不菲。当时我已经沉寂了很久，渴望借着这个机会重新得到关注。我盛装打扮，准备好腹稿，在家里排练了无数次几乎忘记的社交礼仪，还给主人家预备了亮晶晶的礼物。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走进会场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俩身上。表示亲热，礼貌回应，交换礼物，谈吐中屡次引用我那些脍炙人口的句子，一切都处理得完美无瑕，直到宴会进行了一半，我眼里都闪着希望的火焰，可就在那该死的时候...”说到这，勒夫把头彻底蒙进被子里，好像在抽泣，护士转过鞋尖来，微笑着打量他。

“就在那该死的时候，我正举起酒杯，向在场的众人朗读我精心准备的祝酒词，大家的目光全聚集在我那戴着钻戒的手上，必定要看着我把那杯酒喝下去。我念完了台词，听着周遭的气氛达到了沸腾前的顶点，把那举得酸胀的手臂搂回来，撅起嘴唇，觉得这一切都值得的时候...”护士听到被子里传来一阵沉闷的咳嗽声，赶紧戴上了口罩，把鼻梁前的缝隙小心地按紧。
“一只虫子！”勒夫怪叫道，那嗓音几乎失去理智，“一只黢黑的甲虫，赫然出现在我那酒杯里！那家伙用六根毛茸茸的细腿扒住杯壁，正将两根触须好奇地向外探，几乎要伸进我的嘴里！”
“噢...”护士皱了皱眉，表示厌恶。
“你能想象那副场景吗！那东西的脑袋小得可怕，几乎完全被藏在那肥胖的身体下面，更别提那双不长在脸上的眼睛了，可那一瞬间，我却感到自己正与它对视。那东西毫无顾忌地打量着我喉咙里的黑暗，毅然决然地想要钻进去，两只前爪探到那门边，像个赶电梯的游客似的...”勒夫的声音抽噎着，几乎说不下去。
“最后你喝下去了吗？”护士冷静地打断他。
“我...”勒夫突然甩飞被子，滚到床边，剧烈地干呕起来，几滴黄绿的液体顺着他的嘴角留下。“咳...也许吧。可我立即又吐了出来，当着众人的面！我的嘴简直像喷泉似的，正喷在我那年轻太太的亮片礼服上。会场的气氛瞬间变了，像把那壶要烧开的水一下子泼到楼下去...”勒夫死死攥着自己的脖子，伸长舌头，瞪大眼睛，快要昏厥过去了。护士赶紧走过去，捶打他宽厚的脊背，说了几句安抚儿童的常用语，看着他慢慢平静下来。

“那之后你又看见过它吗？”看着勒夫呼吸恢复了平稳，护士面无表情地接着问。
“...我不确定，也许是那种虫子，也许只是一粒灰尘或是什么别的东西...总在我想要做点什么的时候出现。”他用手背摸着冰冷的额头，慢慢靠回垫子上。“尽管这几天好了许多，但我不能确定它会不会再出现，一有了这个念头，我就觉得也许这比它本身还要可怕，我必须先休息一会儿。”
“就是说，每次影响你的东西都不尽相同？”
“也许...我真的不愿再去回想那东西了，护士小姐，尽管它们是我沦落于此的罪魁祸首。”
“明白了，先生。我这就去通知维克托医生，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医生他发誓会治好每一个病人。”护士默默地在病例本的症状一栏里划掉了原本打的勾，把它打在了“妄想型精神病”字样上，想了想，又添上“Ⅲ型”，然后朝精神分裂那一栏画了个箭头，想了想，又把那箭头划掉了，一切做完，护士才满意地转身离去。
勒夫捋了捋胸口，戴上眼镜，又翻看起自己写的那本册子来。虽说书里的内容他已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但每次看时又总有些新的感觉，尤其是在脑海里闪过某些难以言喻的东西，这感觉令他得以不断看下去。

第二节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他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好像尘世的耶梦加得，终于被从人们头顶落下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斩断了似的，只剩下零星的片段。总之，到战争爆发前几年，他总算学会了在校园里无暇顾及的几样特长：抽烟、酗酒和有“节制”的滥交等等。
他爱上了爵士乐，这种奇妙的混合曲风，带给他许多现实主义的意味，让他得以沉浸在黑暗的世界里天旋地转、纵情摇摆，像极了美国的命运。起初他是带着玩味的眼光审视这群自言自语的人的，每当他乔装打扮、坐在不入流的小酒馆里，听到黑人乐手在台上演唱赞美主人的词汇，或是感慨自己身世的悲哀，他就感到一股按捺不住的愉快顺着脖子，流窜到那张日渐发福的脸上。直到又一次喝醉了酒，还想去吧台再要一杯的时候，好巧不巧地亲吻了一位正在舞池边等待的黑人姑娘的脸，这件事让他得以对爵士乐有所改观。
当时他双眼模糊，黑白难辨，就如同现在一样，跌跌撞撞，就朝那姑娘扑了过去，酒气扑鼻的嘴唇一下贴到了她来不及躲避的脸上。“噢。”他听到那人叫了一声，意料之中的反应。于是他连忙道歉，向着那两条穿着牛仔裤的腿鞠躬，又想要给她一个表示歉意的拥抱，他得到了。“想喝杯什么？在这里等着我。”勒夫推开她，就一头往舞池深处扎去。‘又一个美妙的晚上。’他这么想着。

在吧台上，他把工会的票据当成了美元，和酒保纠缠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抓着两杯酒慢慢走回去，这让他的酒醒了一些。回到座位前，他几乎认不出刚才的姑娘，皱褶眉头在昏暗的舞池灯光下审视着她，但那种审视又终于使他的眉毛舒展开来。
她带给勒夫一种独特的魅力，在当时的他看来，难以言喻。他们年纪相仿（看得出来），彼此间能够以一种不带偏见的大胆眼光相互打量，这让他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这样好像也不错。’勒夫默默想着，和姑娘拥吻在一起。
作为庆祝的延续，二人在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六举行了婚礼。他们的结合是让人不解的，但勒夫并不在乎（毕竟他已经做过一次了），当时，要与一个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分离在美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对教会和他们的信徒谈谈自己对天主的虔诚就够了。谈谈他受到的欺骗，谈谈他当时是多么的涉世未深，多么容易受到那些危险的蛊惑，那些捧着圣经的法官自会判他无罪——有了那些明智之举，没人会怀疑他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于是那面目可憎的老女人玛丽终于被判扫地出门，重新回到她以往生活过的公寓里，他们也许会有一个孩子，也许没有，这是他以后才知道的事情。

姑娘叫德怀恩，一个典型的来自黑人社区的名字，不仅不是个白人（即使不按照一滴血原则也一样），就连名字也丝毫不像一个女人。但她终于可以耐心地听完勒夫那些琐碎絮叨的故事，也适当地不去打扰他那些私人的想法。显然，她没读过什么书（一个显著的优点），但这不妨碍她具有自己的思想，来对他讲的每个故事露出格外洁白的笑容。在那座烟雾缭绕的城市里，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生活如同古代编织在中东的那些童话般的幻梦，一个气泡接着一个气泡，直到一千零一夜之后的战争打响。
那一阵子，工会的工作愈发清闲，除了一些日常数字的审核，时不时出几篇无关痛痒的社论讴歌一下现有的生活以外再无其它，工人们不再热衷于通过游行罢工来争取利益了，都忙着投身名目繁多的国家工程，没人再有兴趣听他们的街头演讲。总之，上班简直让他有了在假日钓鱼的感觉。于是他又开始写作，任自己的思绪天马行空地乱飘，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沉淀”（他自己觉得这是有必要的），终于向世人推出了自己的第二本书。
比起不让人胡思乱想的教条集合，还是鼓励人胡思乱想的虚构故事更受大众的欢迎。勒夫抛下了理论著作，写出一本纯粹无聊的小说。尽管包装了无数层闪闪发亮的糖纸，但小说的内在仍是“无聊”这一绝对的中心，相较于几位沽名钓誉的作家，这种纯粹很快重新为他赢得了社会的追捧，忘记了他与黑人结婚这离经叛道的事。评论家称赞他“是一个有着浓厚生活气息的家伙，一个很有情调的男人”，关掉收音机，甩掉脏兮兮的袜子，他笑得前仰后合。

‘那本书我扔在家里了，尽管它为我带来了许多东西。没人比我更懂那本书，实在太无聊了，我不想再去碰它。’勒夫这么想着，摘下眼镜，放下手里的册子，努力坐起身，想要活动活动筋骨。他绷紧十指，支撑起圆滚滚的身躯，咬紧牙关，缩着脖子，像一个从白垩里爬出的石巨人那样从病床上下来，喘了口气，把双脚支撑在地毯上。
勒夫在原地前后活动了一下手臂，趿拉上拖鞋，蹲下去，把那根手杖捡起来，眯着一只眼睛，支撑着在房间里走动。他想要依靠自己找点乐子，想来想去只有在镜子前模仿别人最有意思，这是他四下无人时常常和自己玩的一种游戏，灵感匮乏时，他就必须要请“别人”来扮演自己。
他看向镜子，镜中人那企鹅般摇摇摆摆的体态使自己很快想起那位不久前才终于安息的老人，如今的自己几乎和晚年的他一样肥胖、头发稀疏、眼神呆滞、步履蹒跚、重病缠身、喜欢夸夸奇谈，还总要装出一副贵族做派，他又想起来，好像那人中年时也是这样。他摸了摸原本应是下巴的位置，笑了起来，又用食指和中指比划起“V”的手势。想到这，他琢磨着似乎少了点什么，要模仿一个名人，少了他最夺目的标志可不行，那缭绕身畔的烟雾不仅成为了他本人的标志，也已经成了大洋彼岸那个国家的标志。

走到床头柜前，勒夫举起话筒，看了看那同样是牛油果绿色的新式电话，对上面方格里的数字、字母和符号感到陌生——当时他家里还没用上这种东西。犹豫了一下，他拉开抽屉，找到里面一张维克托医生留下的纸条，拨打了那个号码。
“2206，您好？”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毫无生气的声音，令勒夫感到惊讶，又对着房门回忆了一下早餐时与医生的谈话。
“是，是我。你们是医院的后勤部门吗？”电话里时常响着嘶嘶的杂音，使他不确定对方是一个还是一群。
“您说的没错，先生。我们应该是你所说的那种部门，来为病人提供最好的保障服务，在全美国，我们还是第一家拥有按键电话的医院，您不为此感到兴奋吗？它可是采用了双音多频发号方式，来自了不起的贝尔实验室，一项十分惊人的技术，可以取代所有电话接线员的工作。您知道什么是双音多频发号吗？我告诉您——”
“喂，喂！听着，我打电话来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当然，当然，我们致力于满足每个病人的请求。双音多频发号是——”
“妈的，闭嘴！”勒夫再也忍不住，对准话筒大吼起来。话筒那头突然安静了，就连若有若无的杂音也一并消失了，勒夫长舒了一口气，才终于接着说：“抱歉，我不是有意的，但我只想要一根雪茄，你们能帮我送过来吗？”

“吸烟有害健康，先生。即使是雪茄也一样。”电话那头过了很久才终于开口。
“这我知道。”勒夫抿着嘴，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们必须查阅您的档案——”电话里传来细微的嬉笑声，亦或是耳边的风声，他分辨不清。过了一会儿，那头传来翻阅纸页的声音，勒夫听得见女人的鞋尖有节奏地敲击在地板上，感到自己简直像二十岁时考试作弊那样紧张。
“嗯，勒夫先生。”他听见眼镜落在书案上的声音，在眼前描绘出一张乏味的女人的脸。
“怎么样？”
“很——”他听见了这第一个字，心里顿时冷了下来，因为当人们用这个词的时候，往往跟着一个令人抱歉的结果，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他手腕一松，把话筒掉在电话机上。
“是呀，妈的。她有一万个理由来拒绝我，而每一个我都无法反驳。‘最好的服务’，我看就是牧师的服务，死人可不能拒绝它们的祝福。”勒夫瘫坐在床上，喃喃自语。
“是我自己选的这家医院，我后悔了吗？不，不。我可不能后悔，这一辈子走到现在，我从没有后悔过，换句话说，后悔又有什么用呢？真的有一天，人们发明了时光机器，世界不就全乱了套了吗？每人独享一个他自己的宇宙？哈哈，要是没有人敲门的话倒也不错。”

“咚咚咚，咚咚咚...”门外响起敲门声，把勒夫吓了一跳，连忙应声。
“请...进？”他有点疑惑来人的目的。
“可我没有钥匙，麻烦您从里面打开门锁。”勒夫听见绞索放下的声音，从门外飘来一股消毒水的气味，他感到自己的每个毛孔都闭上了。
“好...好的。”他一边下床，一边在心里默念着护士小姐的话“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哆嗦着打开了门锁。
阳光被走廊里的黑暗吸了过去，眼前渐渐露出的怪物令勒夫大吃一惊。那是个庞然大物，全身钢筋铁骨，诡异的灯光和僵硬的触手向着四面八方伸展着，将两个白衣白帽、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家伙压在身下，通过履带似的轮子慢慢向房间里爬。
他赶紧躲回了床上，关上抽屉，摆好电话，翻过身，把那本册子塞进枕头里，把枕头垫在脖子下面，用漂洗的惨白的床单盖在鼻梁上，闭上眼睛，竭力屏住呼吸，一套动作之流利使他自己大为震惊。
“2206，您好？”这次是人的声音，没错。“根据称职的麦蒂丝护士小姐的记录，我们两个来对您进行身体的全面检测。”两个护工还在费力地搬弄着那些不听话的触手，将它们塞进有些窄小的房门里去，他们脚下的轮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比火车更加令他恶心。

一九三九年，战争爆发了，美国人似乎还未从忙碌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只把这当作又一种生活的消遣，但很快那些从旧约中走出来的家伙就使他们相信，这是上帝对于这片应许之地的恩典，和终于如释重负的政府一起，把那年感恩节的火鸡都卖到了脱销。
在一阵紧锣密鼓的忙碌过后，他难过地发现时代的风向又变了回去，狂热的民众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终于又沸腾了起来，把他几年间给流行杂志写的那些短篇称作“毒害青年的魔药”、“居心不良的杂草”，踩在审美鄙视链的底端，几乎要被爱国的声音彻底打倒。一些人甚至又重新提起他那“可怕的黑鬼女孩儿”，认为一定是她的肤色腐蚀了勒夫原本高尚的心灵，可怕的是，他也渐渐这么认为起来，“A black sheep for bad luck”，那段时间，他迷上了赌博，几乎每天，都把筹码押在国际关系上——这影响到了他们间的关系。他们本来可以生一个孩子，但那几年不知哪根筋搭错的勒夫，执意要领养一个，结果并没有挑选到令他们同时满意的小家伙。
两段婚姻，两本书籍，他借此获得了名利，一些关系，一些生意，明白了一些道理，可始终没得到一段感情，至少他自己这么觉得。从法庭出来，他垂头丧气地靠在大理石柱子上，点燃一根香烟。有什么东西，在那一瞬间，从他的身体里溜走了，不是变多，而是变少，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事情，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是为什么。他得到了最“公正”的判罚，得以回到年轻时的岁月，况且多了这许多来之不易的家业，可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那天晚上，他终于回到那间许久未见的酒吧里，度过了一个不那么漫长的夜晚。

火车那飞扬的汽笛将人们送往各大城市的中心，在每个街头巷尾，都响着号召募捐的声音。在学校里，学生和从前的工人们一样高喊着口号，不过改换了主旨，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生命。借助各种崭新的媒体，“爱国”真正成了一种热销品，可以方便地交换代价高昂的虚荣心，易碎的爱情、日用商品、社会服务、烟、酒与性，比黄金更方便，比美元更值钱，黑白两色的广告投入比可口可乐更铺天盖地。
在这种喜气洋洋的氛围下，美国人每天都过着圣诞节般的日子，而参战则成了一件圣诞老人的礼品，顺着烟囱，于午夜时分偷偷放在了每个人的袜子里。政府一方面表现出爱好和平的态度，一方面又对这种矛盾的外移感到满意，新兵们备受鼓舞，每天和女孩上床就像作战；军情参谋们坐在装甲车般坚固的大楼里，悄悄推演着行军路线；科学家们则突然被拉拢过来，受到某个含糊不清计划的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