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奥伊肯诺奖演说：自然主义还是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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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伊肯（1846-1926）徳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观点在哲学史上属于生命哲学。他称自己的哲学为精神生活哲学，认为哲学不应该以抽象的概念为中心，而应以鲜活的生命或生活为中心，生命是一个从自然生活向精神生活不断进化的过程。精神生活在本质上是伦理的，人格是其主要 属性。他试图以“精神生活哲学”来统一、囈合哲学史上自然主义与理性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主要作品有《近代思想的主要思潮》、《精神生活在人类意识和行为中的统一》、 《从柏拉图到现代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观》、《为精神生活的内容而战一新哲学原 理》、《宗教的真理》、《生活的基础与生活的理想一新人生观察基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人与世界一生命的哲学》等。
在历史上人类总被一些古老而常新的疑问所困扰。这类疑问之所以非常占老，是因为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深藏着一个对这疑问的解答；所以常新是因为作为这种生活方式基础的周围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于是在危急存亡之际，环境的改观，就使几代以来视为当然不易的真理顷刻之间化为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而再生出矛盾与困惑。

这类疑问中的一个就是今天我要讨论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显著差异,这两个用语是古已有之的，但其含义却一直蔽而不彰，于是引起了不少严重的误解。然而只是因为我们的惰性的驱使，我们才一直勉强使用这种流行的语词，即使根本不妥。在这两个语词背后，掩盖不住可以明确辨别人性差异的巨大分歧，这分歧与我们面对整个现实的态度及支配我们生活的工作有关。易言之，也与卜面的这个疑问大有关系：人是否无法摆脱自然的左右？人在本质上能否最终超越自然？人们普遍同意，人与自然之间有着间不容忍的极密切的关联。但是人的整体存在，人的行动与痛苦是否也必然受这种关系的左右？或者是否还存在另一种可以引导人类跨入新的现实领域的人生？这些问题过去曾被一再地讨论，到现在也依然被争论不休。前者表达了自然主义的立场，后者则突出了理象主义的观念。这两种主义无论各自的目的还是追求的方法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因为，如果存在另一种想象中的人物，那也必须从我们的观念与制度中剔除其痕迹。而且，我们似乎应该将人与自然的密切结合作为追求的目标，努力使人生享有纯粹自然化的特征。这样，人生方能与本不该与之分离的真正起源重新结合。可是，如果我们承认人具有超越自然的新的内在因素，我们的责任大概就是要尽其可能地对这些因素表达有力的支持，使之与自然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形下，人生将使新的因素占据中心地位，并从这一基点注目于自然。对自然的这两种呈现差异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地展现于精神在这两个态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当然，自然也并非与精神生活无关，而且对人生在诸多方面都发生深刻影响。可是形成精神底层的自然性，人生是外在的，它不可能超越自然的物质特质，其目的本在于维持肉体的生命。人所具有的比较高等的心理能力、智慧及应变才能，可以弥补人类一些本不具备的能力，如动物所具有的卓越本能一一体魄强壮、动作迅速、感觉敏锐等。

然而，就是在这些特殊的方面，生命也是没有目的和内容的，只是一些分散的功能集合，这样的生命既不会与生命内部的统一体合一，也不能构成特有的内在世界。这种生命的活动绝不会是指向内在目的，而只朝向限于维持生命所需的功利目标。 依其目标而言，自然主义仅要求人的生命合于自然的形成。而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只希望人的内在本质层面显露于外。照理想主义看来，没有同一性的生命现象，会在囊括一切的内在世界中联合起来。理想主义同时也要求人的生活受其特有的价值、目标以及真善美支配。从这观点而言，把所有希望都推向实用性这个目标，对人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侮辱，同时也是对人的伟大与尊严的一种叛离行为。这种思考方向不 同，又互不相容的态度，看来似乎无法找到共同点，但是我们已经被迫做两者取一的选择。
由于对生命结构的观点发生变化，选择的问题也随着呈现出新面貌，因此目前就这选择来说已表现明显的分裂现象。几个世纪以来，我 们已经习惯于观看眼睛看不见的世界，并且以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 的世界相关程度来确定其价值。依照中世纪的看法，人的立足点是先验世界。此世中人，只是到彼世的旅人而已。我们无法看透那世界，那世界也不允许我们有活动的自由，去完成我们的目的。从根本上说，那世界也不支持我们。这样看来，自然属于人类即使冒险也离不开的低层次领域。培特拉尔登上梵杜山，为阿尔卑斯之美欣喜异常，却对被造物发出了这样的真诚怀疑：这种喜欢对造物主并不公平，荣耀只能归于造物主，不该从造物主夺取这种荣耀吧？于是，他在宗教的气氛中求取心灵的平安，而寄身于圣奥古斯丁，得其庇护。

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变化，我们重视直接经验的世界，四周的许多事物也有助于把这个世界完全变成我们的家。科学在这进程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也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的密切，结果不仅丰富了我们人生的某一层面，也形成许多可以使整个人生变得更深刻的新刺激。 前一时代主观思辨的思想不能阐明感觉，也不能迫近事物的本质。自然的数学法则是刻卜勒这个天才最先加以公式化的，从发现这法则以后，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认识自然中有无可置疑的法则。而且，意欲看出自然本相的尝试最后还是失败，虽然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所具有的力量，辅助我们挖掘幸福之泉，毕竟还是失败。盛行的技术开发与其说是基于优越的洞察，不如说是偶然的结果。笼统地说，人类对自然仍旧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在一个世纪以前，人类对此差不多依然毫无所能，显得软弱无力。在那大诗人和大思想家辈出的时代，要克服自然的障碍，一定费了大量的时间。

旅行一定很不方便，邮政也相当麻烦。想到这一切，由过去的历史看，现代简直变化得难以想象。从17世纪以后，科学与科学知识的积累变成了19世纪丰硕的成果。由于阐明掌握自然过程的每一因素，追求萌生此一过程的基本原因，再把这一切产生的作用演化成简单的公式，并且为了结合分离的事物，引进进化的思想，科学的探求才让我们把自然拉得更近，更能直接去经验。同时，进化论也显示人依存于自然。人因为在自然中把握自己，自己的本质才更明晰。
概念的产生和演变总是追随人的实践脚步，科学成果转化为技术过程，从而使人与环境的关系迈入划时代的新境界。在以前的一个时代，人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在本质上是确定而不可改易的，因而必须遵循蒙昧无知的命运或神意的安排而甘心情愿承受一切。人即使能够或希望符合自己的要求减少受害的程度，也无法与灾难进行公平的竞争；既没有根除祸害的希望，也无法使生活更快乐和丰富。可现在我们相信，只要稍作努力，就可以提高生活水准，也相信理性已逐渐趋于支配地位，荒谬的权力导致的专制会失去立足点，同时人们会基于这种信念而付诸行动。人又感觉到胜利和创造的欲望，即使人类的力量仅限于瞬间，这瞬间也是漫长锁链之一环。上一时代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这一代已经实现。我们现在已经亲眼看到非常艰难的事情都已被巧妙地突破，进化看来似乎没有极限，生活丰富得难以测度，这对人是一种魅力，也是一项挑战。

社会不仅需要少数中坚分子，也需要整个人类得以享受技术发展的成果。基于这种社会要求，技术发展越发明显。这要求是一全新的问题；换言之，由于需要庞大的能源，发生新的纠纷与显著的差异，今后才 会产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热情，并丰富其意义问题。改变环境已成为人类生活的目的。因此，人生似乎只有与物质发生关系时才存在。人类已经不需要追求高尚的目的，并为实现这目的逃往看不见的世界。
很明显，围绕我们四周的物质环境和我们跟它的关系，表面看来已出乎意外地重要，任何哲学或源于哲学的行为方式都必须把这事实考虑在内。可是，自然主义超越了这事实，因为自然主义认为，人类因为与世界互相关联才完全被限定，而成为自然过程的一小部分。这论点跟以前必须小心斟酌的论点并不相同。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事物原初的均衡因革命性的变化而崩溃以后，我们的判断很快就发生动摇，迷失 了方向。由于有人无法自己处理错误和激情，事件或意见遂有了争端。 同时，把事实和事实的解释分离，也成为一件很要紧的事。自然主义把某事实编入原则时，需要严密的调查。但这主义认为，因为人类生活整体与自然关系极其密切,才受自然支配，从而也要与此相应来调査所有的价值。

人生极限的主要议论并非主观思考的产物，乃由分析现代动向本身而来。这动向的出现经过表现了一种智力。也就是说，即使凭智慧与技术支配自然，也只显示了人仅为自然的存在而已；这样解释，已表现了一种智力，证明某种生命状况无法解释，因为人越与自然关系密切，越显示自己优于自然。如果把人看成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大概会成为不相统属的孤立现象。而且，所有的人生都由外在世界而生，依存于和外在世界的接触，并且找不到由整体人生或美好的统一性支配的活动余地，也找不到人生内在的一贯性的正当理由，甚至会丧失一切价值与目标，存在势必归于现实性。可是想到人类的行为，其中又含有完全不同的现象。
现代科学并非是人类知觉能力逐渐增强的结果，而是与所有已累积的知识逐渐分离的结果。一般认为这种分离是必然的，因为要从科学的立场把握自然，就必须以自然完全独立于人的认识为前提，但是古老的概念总是过于人神同形的。然而，除非思考不受感觉印象束缚，我们的概念总是无法清楚叙述自然的独立性，也无法经由分析与新的统一获得对自然的新观点。这种重建乃起因于企图如实观看和探求真理的动机，目的是为了扩大生命的内在蕴含。如果思考不能从感觉独立，发挥其作用，自然又何以能排除偶然因素和个人偏颇必然对其造成的歪曲呢？逻辑思考为了对宇宙有一以贯之的看法，乃将可直接知觉的事物加以变形。换言之，这种见解已经替被知觉的存在奠定了观念世界的基础。人类伟大的智力意图于整体性中将自然概念化，并且证明有这么一种现实，它与人类对自然的优越完全不同。

由此可以说强调自然的自然主义已被现代科学强有力地驳倒了，因为现代科学使自然变质为知识概念作用的产物。我们越是认识到现代科学的理性能力和内在结构，就越远离自然主义。
人对自然的优越也由现代的科技加以证明，因为科学技术是在通过追求想象的预知、拟定计划、探知新的可能性、正确的预测和大胆的冒险来证明其正确性。单纯的自然如何能完成这类工作？
人类的社会行动也显示了人是有信心的存在物，不受已知条件的全面限制，能知觉并判断自己所处的境况，并运用自己的力量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重视物质，但我们所以承认其价值,并非源于它的感觉特性，而是因为物质有助于提高生活，完全支配世界。我们并不希求感觉性喜悦的扩大，任何一个人，甚至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固有的能力，甚至把社会观念也看成是超越个人利己主义的共同利害关系。而且，如果这观念不成为义务或特权，也就不能成为其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这观念所内含的伦理因素才使它赢得人心，吸引狂热的信仰者，克服惰性心理。可是，单纯的自然领域就完全没有这种伦理因素存在的余地。只要有这种社会动态存在，自然主义就足以被驳倒了。

这样看来，自然主义决不能成为现代生活适当的表现方法。反之，现代生活脱离了它的起源，显示了自然主义无法认知的精神独立性。 生命本身也与自然主义的解释相矛盾。环境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但单凭这件事实也不能说我们只是环境的一部分。自然主义犯的一切错误，均源于把人的精神在自然中所产生的变异归之于自然本身。这错误发生的原因乃是只注意结果，而无视于产生结果的力量。
事实表明，精神需要环境，并把它作为发挥作用的对象。在这范围内，精神依存于环境，可是，从这种关系来看，人生岂非经常遇到难以忍受的矛盾？改变环境，也就是说解放知识的能源，知识的能源会加强生命意愿获得幸福与满足的要求。如果人只须与外在世界沟通，而不能 回归自己，不能为自己的安宁使用努力的成果，生命难道不会狭隘得难以忍受？如果人类的生活对象仍旧寄托于外，而不能进入内心，生活本身就会显得狭隘，受到限制。对外在对象的科学探究决不能通往真正、完整而深奥的知识宝库、只要我们把人看成低一档的存在，就不可能 作为互爱基础的内在同一性。不受中枢神经控制，不回归中枢神经的精力决不会成为生命的本质。在我们兴奋时，精力往往会使我们觉得空虚，这是现代共同的通病。这种感觉上的空虚岂非证明：我们追求满足的内部存在着更深的深渊。

由此我们面临了下列疑问：生命不想超越那已经抵达的遥远地点吗？生命难道不能从占有外在对象物回到占有牛命本身、经验并自我形成吗？只有生命本身的动态才能回答这问题。是否正确，值得深思。
我想，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确是如此。在本质上我们的内在大都存有伟大动向，可以实现新的生活方式。要认识这点，只需把个别现象当作整体思考，正确认识这整体的重要性就够了。在这之前，我们的论点是把生命看成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能源与物体之间的某种东 西。然而，事物只能从外部接触，因而内部是不可知的。可是，现在，知性活动已变成将对象纳入生命过程的作用，也深入人的灵魂，以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唤醒我们，使我们活动，例如，歌德这类艺术家的创造活动即是最著名的例证。我们把这类创造活动称之为“客观的”，但不能说外在世界已被写进未加入精神作用的感觉存在，倒不如说外部对象已成为精神的一部分。能源与物体有密切的关系。它们互相结合、彼此促进，而产生出崭新鲜活的完整实体。在这种生命中，不是精神注入物体，就是物体所含的精神发挥了作用。

能源因对物体发挥作用，才丧失 原初的不确定性，使这物体的性质外显化。诗人有如魔术师，把语言赐予事物，事物乃能宣称自己的存在。可是，事物只有在诗人精神中，亦即在内在世界里，才会显得栩栩如生。与这艺术过程类似的现象常出现在日常生活——即法律与道德中，同样也常发生于人际关系间。起先 看来有如陌路的他人，一旦与自己重叠，便进入自己的生命领域。把疏远的人化为自己的过程，在两个个体最高层次的关系——爱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因为爱把自己和他人之间的鸿沟完全填平，未知的存在变成了自己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我们在别人之中看不到自己的生命 与存在，大概就不能爱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国家，或整个人类。另一方面，探求真理与我们内在生命的扩大有关联，因为如果客体存在于我们生命中，如果认知客体所付出的努力不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存在，我们怎么会那样强烈地希望去认识客体呢？
这样一来，真善美乃与客体化为部分生命内在过程的现象合而为一。在这过程的结构与意义上，这种现象若不伴随深刻的变化大概不会发生。因为生命经过内在的自我沟通才能成其为生命，能源与物体才会在生命中交汇，希望求得平衡。然而，若不以一个整体来了解双方，平衡就无法达成。因此，生命与自己有了关系，并在生命本身中获得别的结构，而在内部产生出新的深渊、包容力很大又持续不断的能源。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生命整体就能在细部显现，向细部发挥作用。 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信心或釆取一种姿态；性格或人格也因此才能显现出多样性的活动。客体在生命过程中联合为一体，才能获得更高层次的新形态。生命并不是已知现实的显现，而是已知现实的升华与创造。 换而言之，生命不是为了认识世界，而是为自己创造世界。

这样，生命不仅面对外界，也面对自己。生命创造精神王国。互相结合而生的另一动向产生了一个内在世界；这内在世界当初状况完全倒转而成为一切知识活动的出发点。这世界不是私有世界，因为真善美并非分别具备。我们住在共同世界中，所以个人所获的成果对全体都有效，是属于全体的。新世界的伟大就在这一点上。个人中的新生命有普遍性；而且，在追求这生命时，人逐步认知真正的自我，从而摆脱种种限制，才会不仅仅满足谋求自我保存。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去看生命的发展，反复思索生命所具有的能源与形态、生命所引起的颠倒、生命所带来的新课题，就绝对不会怀疑生命只是追求喜悦与快乐的想象产物；生命显然是一种现实，会给人类带来新生活。向新目标趋近、展开并根植于现实之中，这些都不单是人的创造。人甚至不能想象这些东西。我们一定有来自宇宙的生命推动力，生命推动力给我们一种力量，让我们参与宇宙活动，将生命导入具有自然现实性的世界，并为现实而战。若不依据宇宙的动向，我们热切地希望决不能获得牢固的基础与方向。如果现实的整体不存在于其本身，不存在于内在动向中，我们的生命大概就不能存在于自己本身，也不可能提高自我。

人的重要性与人生的紧张在这变化过程中扩展得难以估计。起初，人是属于自然层次，现在人已提升到现实的新层次。在此，人都依整体所具有的能源活动。结果，人不再是既存秩序的一部分，而成为各种不同世界追求进一步发展时交汇的舞台，甚至超过了舞台角色。因为，如果漠视人的作用就不会发生世界的发展动势，但是没有人的决断与行动，世界也不可能在舞台上显得生气蓬勃。就像限制与自由、极限与无限在人性中合而为一那样，人已统一整个世界。世界不再存在于人之外，它已随生命整体性的扩大，成为人类自身的精髓。
理想主义所以能攫住人心，就在于生命的自我实现。而且，即使自然本身不变，人的精神生活也只有与自然不断交往，才能发展。可是生命的目的在于生命的自我实现，并将努力集中于实现自我。可是，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不同，它不是借自然来了解精神，而是借精神来了解自 然。
这两种主义所以不断发生新冲突，原因是新世界尽管来自我们的精神根源，但也只有在必然产生出新纠纷种子的不断抗争中才能获得。不仅个人为了拥有这个世界必须战斗，整个人类为了以更清晰的形态掌握这世界，也必须战斗。这形态并非唾手可得，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发现、实现。历史知道许多试图达成这目标的事例，可是迄今仍然没有一个人贯彻到底。我们起初只会模模糊糊分别体验这世界。因此，我们的课题是给这个精神世界相当清晰的性格，使世界变得舒适安全，以 获取包罗万象的形态。现在，站在历史的顶峰俯视，人类已经企图统一和包揽整个现实存在，取得形体的生命。这种努力在第一个波涛涌起时似乎已经成功了，但不久就有了阻碍，阻碍越大，生命就越不能符合既定的标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甚至个人的行动也脱离了预定的框架。因此在积极创造与各种因素互相调和的时代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批评与崩溃的时代。

于是，追求生命统一性的态度便朝向新的统一。 这样集中与进展的时代交互出现，都有益于丰富人生的精神内容。过去的业绩往往被评估得很低，为了要保持精神上的昂扬，这种愿望经常通往新的努力。耐心追求目标，不断进步，在无限的过程中，表现人类惊人的伟大。
从希腊时代以来，欧洲文明已如实地表现了这一过程。希腊时代的生命在颇具威力的能源中含有普遍的重要性。希腊时代的生命开始全力整合我们存在的范畴时，成为其活动源泉的就是希腊人所具有的能源。整合是由艺术，尤其是美术引起的。这种整合是文化纷然多样的衍生物的出发点。科学意图确认宇宙的永恒技巧，而这技巧是存在于变动不已的混乱现象的背后。谈到行动，这是指把国家变为井然有序的艺术活动。因此，个人必须使精神包含的多种能源和欲求完全调和。 通过这种努力，生命的完美典范才会成立，活动才能普遍苏醒。其内在的均衡则蕴含在它的冲突之中。这些成果都与永恒的进步相连接。可是，人类并不知道就此止步，生活经验又产生出更大的工作，使对比显著化，而孕生出这种生活经验无法解决的矛盾，由于唐突而又仓促地确定目标，所以精神显然无法充分利用这目标来测定其深度。

这整体性已假定：知性直接出现于人类生活中，拥有难以否定的力量。到了势力衰退的时代，知性的出现受到了阻碍，崩溃的时代从此开始，种种因素分化为许多不同的方向。这时期尽管呈现了一切否定的面貌，却仍是新整合的准备期；而且，这种整合先出现于基督教。就基督教而言，整个现实皆从属于道德理念。因此，生命纵使釆取各种不同形体，依然从属于道德义务。然而合并思考人类的道德弱点，就必须从那超越人类的秩序获取解决这类课题的力量。于是，依据道德而来的整合也就带有宗教性，并影响及于整个生命领域。这种精神的集中与深化生命有 关，纯粹内在世界因此而生，精神对自然的绝对权力第一次确立。
这种生命在今日世界依然适当，但是其固有形态在进入现代以后，越来越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充满崇高精神的新型人物知道很难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觉得对宇宙文明的期待已被闭锁于道德和宗教的整合中。这种期待是想用同样的爱包含生命所有支脉，新整合遂由此而生。 整合的基本理念是谋求所有能源的无限开展，而目的则是改善人类的生活。这冲动也震撼了沉睡之物，绵延不断地发展不仅影响自然，也影响人类自己。赋予人类特征的就是那虽受自然制约，仍借精神力量无限提升的能力。生命从所有方向向我们涌来，它深深地渗透到现实存在的所有支脉。可是，在我们精神深处和知性活动顶峰，新的怀疑开始抬头。首先，我们怀疑，整个生命领域是不是真的向上提升？这种动向不会形成无法应付的新问题和纠纷吗？另一方面，解放所有能源时，也会发生这种疑问：难道不会因此唤起激情，使各种对立更加尖锐，威胁到我们所具有的健全精神吗？

即使能够压制这种怀疑，其他更大的怀疑也会慢慢抬头。这疑问就是：即使把能源变为绵延不绝的活动，也只是消耗生命，而不知道是否能满足灵魂。因为静止状态本是釆取平衡时的最佳状态，如果运动在这静止状态中无法采取平衡，生命内含的可能性便会消失。我们已经不能把任何内容分离给生命，这只是对遥远彼方永久而激越的憧憬，既不会回归自己，也不能形成自我。如果今日的真理为别的东西所取代，我们就会被投掷到漫无边际的相对主义中。
无休无止勉强前进的活动并不能防止日益增大的空虚。技术尽管在其专门领域中有大进展，人在其存在中却似乎已衰颓。充满了力量的特殊人格大抵也逐渐消失。
我们明白整合现代生活所含有的极限与缺陷后，立刻就对它发生怀疑。旧秩序崩溃，各种对立似乎再度强有力地岀现。自信十足的活动也让位给烦闷不乐的反省。于是，我们再度从积极活动的时期进入批评时代。
于是，生命丧失了支配性的统一和中心，外在世界的变革获得辉煌胜利，生命的平衡已明显丧失，外在的成功逐渐横行无忌。由于获得的成果，我们忘记了孕育这成果的土壤。教育由外向内推动，但中枢能源已经不能面对蜂拥而来的外界因素。因此，到最后，人遂被视为环境的产物，在这一环境中，自然主义对精神领域发挥了作用。而且，我们清楚地知道，自然主义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然而，正由于我们了解自然主义，所以坚决相信，这并不是人类经验所有的全部真理。

只有人的存在不再萌发新的能源与目标，把人拉到自然层面的意图才会成功，可是，在知道现实的新层面促使知识活动成为可能之后，我们已经无法轻易回归自然。新的现实也许会暂时忽视人类，但人的精神已经在苦闷、怀疑和失误中埋下了历史的种子。甚至从反面的观点讲，历史也被视为超自然水平的存在。而且，自然主义所以能够被明显识别，是因为自然主义从理想主义借用了许多东西。如果借用品消失不见，不能不依靠自己的话，自然主义的不匀称面就会显露岀来。而且，对理想主义强烈的企盼和探索生命新整合两者相辅：为用后，就会产生出对生命浅薄看法的决定性反对意见。
因为丰盈的内在世界以及在生命本体中探求生命实存的新的强烈愿望，如果不能回到以前的领域，就不能满足。以前的生命整合也许有不灭的真理，可是如果这真理果真内含了终极的真理，对这可怕的冲击和生命整体之丧失自信将如何解释？我们曾反复思索现代带来的深刻变化；也认识到人和环境已结合得很严密，而且环境相当重要。同时，我们也看到欲将现实存在完全理智化的努力碰到极大障碍，感觉到人本身和知性生活的要求之间有极大差距；同时知道要把握人的知性创造活动，就必须修正我们对人类的意象。我们要想推动全部现实存在，首先必须努力形成生命的核心，稳固它的基础。之后，我们必须平等地与环境进行斗争，逐渐使环境得到改观。现代的新洞察与课题似乎已被这努力充分利用。人类的安宁得益科学甚多，势必会有很大的进步，只是我们不能在一般的感觉形态里同化这些新因素。

我们必须从我们经验的历史脉络中抽离出真理的核心。导引人类的信仰不管是什么， 都需要能虚心观察时代的变动，但是，所谓虚心未必是指随波逐流。
要复活理想主义，当然必须面对许多困难与障碍。但是，这工作绝对需要，不能逃避。人一旦抵达自己的内部，就不能加以放弃。而且，为了满足这个要求，人必须发挥他的力量，使用独创的一切事物。既然已躲开自然生命的脚镣，人大概就不会再心甘情愿地套上去。一旦能独 立活动，想必不会再度做拥有奇异力量的玩具。既然已涉足宇宙和无限，想必不能再回到自然性存在的局限中。与世界发生内在关联的欲求一旦产生，外在的关系再也不能满足。因而，在所有方面都萌生了意欲超越自然主义的冲动。
从我们这时代特有的经验与必要性产生了恢复理想主义的强烈要求。工作不断扩大，加上为了生活下去所做的努力，使人生的意义显得朦胧，并从人生中剥夺了它的主要目标。要是没有集中的精神和昂扬的激情，我们大概没有希望夺回目标。色彩缤纷的现代生活已呈现出衰老的迹象，也显露出对返老还童与纯粹独创的强烈冲动。如果人完全受自然过程所具有的必然性左右，这冲动难道不是很无聊吗？精神活动常受无聊的兴趣包围，有时还隐藏其中，我们能否阻止这种蒙昧主义，这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具备这个能力，那就有必要团结民众，提高士气，树立远大的目标，否则就会被无聊的事物拴住脚。目前，这种事例极多。在混乱的日常生活中，高低、真假与精纯虚假几乎无法清晰分辨；对有实质价值的东西缺乏鉴别能力，也无力去认识伟大或使人类生活充实的事物。我们必须区别麦粒和稻谷；

而且必须在集中性的行为中集聚时代给予的珍宝，也就是集聚善意与牺牲精神的财富。结果，这些东西必然会成为共同努力的目标，给予生命活生生的价值。可是，如果没有生命的内在完成来超越和升华人类的精神，我们怎能完成这 种分离和整合？
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抗并非只限于生命的外表，在个别的领域里也可看出反映整体信念的东西。文学便是最适当的例子，自然主义不承认文学有内在的独立性；或者不许有文学本身的主导权，因为，如果文学只是时钟的指针，就只能如实摹写、记录事件而已。由于记述印象，也许可以使人更了解那时代的欲望；但这种文学会阻碍创造性，对提高人的内在自由与人性毫无贡献。同时，这种文学必须缺乏动人的力量。因为文学的感染力是随着心灵的动向和激昂的感情而产生的。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有可能决定性地改变人生的存在状况，也就是说文学具有能够将人生提高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功能，又如果认为用文学来帮助人类是其本身的天职，那么，文学的角色就决然不同。

来源：《给诺贝尔一个理由》；作者：奥伊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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