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观后感300字总汇(4)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象。3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这种反感见诸文字。
涉猎于大历史，我们也觉得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900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日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然则在这关头我们要摆脱宿命论之看法的话，则更要认识地缘政治(geopolitics)之重要。
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land mass)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900年到1000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北宋时期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斗争已经散去，孰对孰错，孰善孰恶，留于后人评判。古语说：“榖既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叹息，其云益乎？”是说事情的败坏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即使再努力，再惋惜，亦是无补于事的。北宋的积弊确实是到了一定的地步，不过历史又不能假设，我们也不敢设想王安石或彼时某个人的变法成功会如何，但是单就王安石变法过程来看，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今天我们再看这场惊心动魄的变法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变法，实为变人，变人心。法由人定，变法易，变人难，变人心更难。历代变法更制者，成功如商鞅、吴起，也终难逃身死名灭的命运，而在反对派如此众多而势力雄厚的北宋时期，王安石的失败却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变法更制、革故鼎新的第一要义其实是人，“人和”是功业成败的第一要务。在法制草创时期，人的作用是要远远大于法，而在法制建立并稳定下来之后，人的作用便弱化，坚强而公正的法制能够承担大量的社会治理成本，无论贤愚，若依法制，定能将社会治理好，这便是法制的基本功效，也是变法的基本路径。但是王安石的变法首先忽略的就是这一点，其固执的性格和短浅的见识导致其将对变法持异议的大臣全部打成反对派，为自己增加了无数的敌人，而事实上这些敌人中的大多数恰恰本可以成为变法派最亲密的战友。而诸如吕惠卿、曾布之流却借变法之机谋求个人政治上的擢升，最终也令变法派内部矛盾重重，以致相互攻讦，终至分崩离析，变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