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爱农（选自《朝花夕拾》）(3)

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ai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ai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J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G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J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P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ai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