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70后 第11章

第11章 MP4风波
晚上十点，班里的战友们看完演出回来，见我“无罪释放”了，很意外也很高兴，围着我问长问短。正在闹腾呢，通讯员跑来喊我，说是指导员让我去一下。
指导员朱运穆就在连部门前的路灯下站着，身边是政治部保卫干事许建洛。
许建洛就是那个97分帅哥。他看到我皱了一下眉头问：“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是杨副主任让我回来的。”
他说：“你跟我到政治部去一下，再补个手续。”随后他朝指导员点点头，就带着我往山坡下走。我疑惑地看看指导员，指导员故意歪过头不看我，脸上的表情却似乎有点惊恐。
这下我也害怕了。我一边跟许干事往山下走一边想，是不是杨副主任把打碎毛主席塑像的责任推到了我的身上？再一琢磨不太可能。那事只有我俩知道，老杨绝不会没事找事。何况他更不可能将这样敏感的“案件”交给许干事来处理。
可如果不是这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拖到明天，非要这会叫着我上机关呢？
许干事把我带到政治部的一间屋子里。里面还有一个人，是组织干事祝影深。不过祝干事只是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仍然看着手里的《红旗》杂志。
许干事坐到自己办公桌后的椅子上，让我站在桌子前面，他严肃地看着我说：“陈子华，你学习当中说错话的事儿就算过去了。这是领导相信你，你不要辜负领导的信任，明白吗？”
我什么都不明白，但是揣着糊涂装明白，我说：“是。我知道。”
他继续说：“你是党员，你就必须对组织上忠诚老实。有什么事儿就说什么事儿，解决不了的问题有组织呢，但你不能胡说八道。知道吗？”
我有点不耐烦了，到底什么破事啊还拉这么长的“过门” ？不过我已经能 基本确定不是因为打碎毛主席塑像的事。那件事情的背景实在太微妙，杨副主任根本就不敢示之于众。他当时所以要赶着我快走，是因为他急着要处理善后。这“善后”更微妙，他不能说，又不能让我知道是怎么“处理”的。以后直到现在一点动静没有，说明他把善后处理的很“完善”。既然不是这件事，而且我“口误”的问题也解决了，那还有什么事儿啊！
我一边点头，一边急不可耐地问：“许干事，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许干事拉开办公桌中间的抽屉，取出一个基地专用的大信封，从里面掏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打开来，里面又是个布包。布包被打开之后，我心里不由自主地一哆嗦！
里面是我从21世纪带来的那个MP4——纽曼“靓影”。
我一下子义愤填膺：干嘛啊这是，竟然搜查我的私人物品，你们有搜查证吗！（“陈子华”傻乎乎地问什么是“搜查证”，我没理她）我当然不能跟许干事要什么“搜查证”（此时根本没那个玩意儿），但是我敢用愤怒的眼光瞪着他。
许干事不看我，他用右手的食指点着那个“靓影”，冷冷地问：“你老实交代，这是什么东西？哪来的？”
我轻蔑地扫了他一眼，心里说：“俺那许‘衰锅’，这个嘛，你当然不认识的啦，老土了吧，这个叫……”我差点说出口来。我突然意识到，此刻只能让“陈子华”来回答他，不然，“张思静”肯定会把事情闹得无法收场。
“陈子华”看看那东西，眼神中一片茫然：“这是什么？我，我不知道啊？这也不是我的呀？”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的抽屉里？”许干事逼问。
“陈子华”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她是真“摸”不着，不是装的：“许干事，这真不是我的，这什么呀，镜子？怎么这个样啊？”
“你装得还挺像？”许干事冷笑，“就在你床铺的抽屉最里面，不是你藏进去的，还能是谁？”
“陈子华”似乎有点印象了：“对对，好像是这么回事。那天我训练的时候从山崖上摔下来，然后她们送我去医院，从医院回来……，对了，从医院回来我兜里就多了这个东西。”
许干事显然不信：“你编故事呢？不是你的，难道还是别人放进你口袋的不成？”
“陈子华”说：“那肯定是别人放我兜里的。哎你先告诉我，这到底是个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问你！”
“我，我更不知道了，你干什么呀这么厉害？”“陈子华”委屈的要命，眼圈一下子红了。
这时祝干事移开杂志对许干事说：“建洛，陈子华那天就是摔了一下，可能摔得头脑有点问题了，不然她还能在学习的时候说错话？既然她去过医院，照她说的这个线索，明天到她排里或者医院里了解一下不就行了？”
我能听出来祝干事是在为我说话。我现在才知道，别看祝干事成天板着脸，他其实是个心肠不错的人。
许干事显然也没别的办法，加上祝干事一个劲朝桌子上的那个钟表示意：上面的指针表明这会儿都快十一点了。许干事想想说：“那今天就这样吧，你先别回连队，你就住在机关招待所吧，门前有个哨兵，不经过哨兵同意，你哪也不能去。明白吗？
得，又被貌似“禁闭”了！
我烦透了，这是干嘛呀折腾来折腾去的。不就那么一个MP4吗，在这里又不能看不能听的，愿意要我就给你们，你们还要怎么样啊！
我就这么在心里发着牢骚去了招待所。躺到床上以后我半夜没睡着，经过一阵胡思乱想加推理分析，我渐渐理出了一点头绪。
后来我知道了真相，真相的过程跟我推测的也差不多。
我发表“反动言论”的事情，经某个“大坏蛋”检举，被逐级汇报到了后勤政治部。在那个年代出了这样的“政治问题”，很可能被某些人利用来大做文章，一方面可以表现出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机打击他们想打击的人。当时全国都是这样，社会上在斗来斗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部队里不同派系不同山头之间也在互相角力，各不相让。不过由于从九月下旬开始，国内政治形势骤然紧张，上层领导都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搞的失去了方向，自顾不暇，一个小女兵的偶然“口误”，就实在算不上什么事儿了。但因为后勤没有明确指示，基地也不敢自作主张，就这样一直扣着我。直扣到一些惊天动地的消息逐渐被透露出来，杨副主任才明白，必须得把我放出来了。
当时我被关起来的时候，祝干事和许干事曾经在宇文君副指导员的陪同下搜检了我的私人物品，翻看了“陈子华”的学习笔记和日记，当然什么“问题”也没找到，但是他们发现了压在《毛主席著作选读》那本书下面的MP4。没人知道那是个什么，因此许干事翻来复去看了看就又放了回去。后来到了“十一”期间，形势进一步紧张，上级保卫部门召开专题会议，要求积极查找安全隐患。会议期间还给保卫干部放映了几部教学片，其中就讲到了美蒋特务在大陆搞破坏、搞情报专用的微型录音机、高爆炸药、特制窃听器等等。这让许干事联想到了陈子华抽屉里面那个极为奇怪的东西。
经过连里同意后，许干事再次到我们班，将“靓影”拿走，送到蒙道县（我们工地的地盘属于蒙道县）革命委员会治保组（管理公检法的部门，当时检察院和法院都被“砸烂”了还没恢复，这个“组”实际上只管公安）进行鉴定。
治保组的水平有限，工作效率更是差劲，“检验”了一个多礼拜，才认定这不是爆炸品，可也闹不清这是干什么用的，是什么材料制造的。因为上面有些无法识别的英文缩写，这个“组”的专家认为，不能排除这是美帝国主义或者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高级间谍用具（苏修的用品会标识英文？）。这一下，事情麻烦了。
许干事是在这天晚上去县里看演出时，遇到了治保组长（相当于后来的县公安局长的上级），问起“送检样品”，那组长才记起这回事，就把那MP4还给了许干事。许干事又问到鉴定结果，那人就危言耸听了一番。许干事吓坏了，回来后马上请示了基地马主任，决定再次对陈子华采取断然措施。
把这件事情理出头绪之后，我觉得这次的情况比上次更为严重。因为我敢保证，就是把这MP4送到中国科学院去（不知道此年代这个“院”还办公不办公），请来最高水平的专家教授，他们也鉴定不出这是个什么东西。那样的话，我的问题就永远搞不清楚，我的妈呀，这不是把我判了无期徒刑了嘛！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在招待所住到第三天的下午，许干事突然来找我，跟我说事情已经查清楚，你没事了。不过政委让你去一趟，对你有些指示。
意外的惊喜之后我又倍感委屈。我想不能这么着就算完了。我抓住许干事不让他走，我说这什么事儿啊，你想抓我就抓我，想放我就放我，你就不考虑我的感受吗？
许干事连连道歉，然后说：“小陈啊，咱们都是革命战士，都该有个警惕性对不对？你看到身上多了这么个奇怪的玩意儿，不报告不请示，自己就放起来了，你这也不对啊，是不是？我又不是故意跟你为难。”
我听得一头雾水，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就是我东西，是我小姨在南京新百（新街口百货公司）买了送给我的，还有正规的发票呢，我自己的东西自己放起来怎么还不对了，难道我送给你就对了吗！
我正要质问他，一下觉出来我好像又乱套了。便赶紧让“陈子华”跟他交涉：“对不起啊许干事，你说的有道理。我这两天睡不好觉，脑子乱七八糟的，也不知道刚才说了些什么，你别在意。不过，我还是得闹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许干事说：“我到你们排调查了，这确实不是你的东西。那天你从山崖上摔到山沟里，韩守英下去扶你，看到你的手边有那么个玩意儿，她以为是你兜里摔出来的，也没细看就给你装到衣服口袋里了。所以这事是个误会，希望你能理解。”
“唉。”“陈子华”叹了口气，觉得力度不够又摇了摇头。还是她比较老实听话，什么也没说，就指挥“我”默默地离开了住过三天的“禁闭室”。
我来到基地办公楼二楼的政委办公室，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
“进来”，里面一个老头的声音应道。
我进去，朝着坐在东墙根写字台后面的基地政委张庆田立正敬礼。
张政委戴着老花镜正在写什么东西，他的眼睛从镜片上方看清了是我，连忙放下笔，朝我招招手：“小陈啊，过来过来，上这边坐。”
我走过去站在桌子旁边，当他再一次要我坐下的时候，我才规规矩矩在一张木连椅上坐下，然后挺胸抬头，以标准的军人姿态望着张政委，这位我们250工地的最高首长。
张政委是个老红军，甘肃镇原人，36年入伍，今年55岁。他是个典型的西北大汉，那块头跟孟忠厚类似，不过却比孟忠厚粗犷彪悍多了。他资格老，有军衔时是个大校，十年前就是正师级了，不过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加上跟某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有牵连，因此不被重用，以正师的级别屈居副师级职务（250工地是副师级）。大概他也有怨气，所以在我们工地以脾气暴躁，经常骂人而著称。甚至在基地开大会他作报告的时候，都会扔开稿子用那西北腔骂上一阵。不过老头有个好处，他只骂干部，从机关的部长、处长到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多数都给他骂过，一些干部背地里叫他“张土匪”，说他是土匪作风。但是他从来不骂战士。见了战士，不管是男战士还是女战士，都是笑眯眯的样子。他认识陈子华，不光认识，而且评价不错。原因是陈子华认识他老婆“杨阿姨”。
陈子华属于“自来熟”的性格，跟谁都能聊得来。杨阿姨就是她在服务社买东西的时候认识的。杨阿姨喜欢陈子华，就跟张政委说警通连话务排那个小陈怎么好怎么好，张政委在要电话时碰上“陈子华”值班，就会随便跟她说些闲话。这次我遇难呈祥，应该说跟张政委的庇护大有关系。
张政委看了看我笑道：“你好像还白了不少，在招待所的屋子里捂的吧？”
看我做出委屈的样子，他赶紧安慰我说：“算了算了，事情就算过去了。我跟你连长、指导员都交代了，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这件事，哦，这两件事。你呢，回去还是当你的班长，该怎么样工作还是怎么样工作，该要求进步还是要求进步。你才20对吧……哦，19啊，就是，你这么年轻，以后还很有前途，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垂头丧气，明白了吗？”
我听出政委完全是好意，而且还有暗示意味很强的鼓励。我立即表态说：“明白。我一定按照政委的指示去做。”
“唔，好好，你回去吧。”
我站起身敬礼，正要迈步，政委忽然又说：“哎等等，差点忘了。”他俯身拉开写字台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纸包，打开给我看，原来是些花花绿绿的糖块，好像有多半斤的样子。他重新包好，递到我的手里说：“拿去吃吧，是别人给我的，我家没小孩，我和你杨阿姨也咬不动。嗯，拿去吧。”
我高兴极了。因为我看得清楚，这些糖块不是我们服务社卖的那些硬块糖（那也是凭票供应的），而是奶糖和酥糖，一看就是北京或者上海的糖。在此时送这包糖，其价值约略相当于21世纪的时候送一包人参。我拿过来，说声“谢谢政委。”然后再次敬礼，兴高采烈地出了政委办公室的门。
路上“张思静”叹口气：“怪不得老爸老妈常常怀念七十年代的人际关系、上下级关系，看来还真是不一样。你看人家张政委这个大官，对待小兵多和蔼啊，多亲切啊！”
我先到连部，喊“报告”以后，回答我的是文书周启明。我进去一看，里面没有旁人：“哎，人呢，怎么就你自己啊？”
周启明先问：“没事了？我就说没事嘛，咱机关就是没事找事。”然后才回答我的提问：“这些日子干部都在基地学习呢，学七八天了，雷打不动，好像是出了什么大事。”
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在传达林彪叛逃的文件。我说，那我是回班里还是怎么着？
周启明说：“下午连长走的时候交代了，你先回班里吧，一切都跟以前一样。晚上连长可能还要找你谈。”
我走到桌边，把政委给的糖倒了一半给他。他笑笑说：“嗬，净些好糖啊，哪来的。”
我说是政委给的，他一点没觉得奇怪。不过他只拿了一块糖，把其他的给我包好说：“你快拿回去吧，你们班那些馋猫还不够分呢。”
班里正在学报纸。见我回来自然又是一番热闹，我那包糖还没全打开，已经被哄抢一空。更可怕的是八班那边听到动静也过来抢，嘻嘻哈哈闹成了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