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什么捍卫记忆

一九**年二月十三日，正准备去一个朋友家做客的布罗茨基，在自家门前的马路上被突然逮捕。随后，他经历了一场"卡夫卡式"的审判。法官：您的职业是什么？布罗茨基：诗人。诗歌译者。法官：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布罗茨基：没有人。那么是谁把我列入人类的呢？法官：这就是说，您认为您所谓的诗能为人们带来益处咯？布罗茨基：您为什么在谈到诗的时候要说"所谓的"呢？法官：我们说您的诗是"所谓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别的理解。
审判持续了近五个小时，到黑夜才结束。审判结束后，法官惊讶地看到，在过道和楼梯上挤满了人，尤其是年轻人，这些未曾经历过大清洗、大恐怖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习惯于恭顺和沉默了。女记者弗丽达记录下了这一切。其时她已重病在身，却以一种公民的良知和一种母性的爱，投入了对诗人的营救。
"弗丽达刚刚完成了一件功勋。审讯过程中她一直在场，不知疲倦地往中学笔记本上记录下周围发生的一切：发言、提问、回答，大厅里的呼叫……"利季娅回忆说，每次读到这些简朴的话，她便会想起阿赫玛托娃在喷泉宫寓所盖的那满是窟窿的棉被，想起曼德尔施塔姆的破裤子，想起茨维塔耶娃肩上披的粗麻布……"他回答法庭询问的时候，仿佛他们就站在他身后。"
在那场荒诞的审判背后，的确站着这样一群人：白银时代的女祭司阿赫玛托娃、女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女记者弗丽达，以及肖斯塔科维奇、马尔克夏、帕乌斯托夫斯基，甚至还有谨小慎微的作家协会书记康·亚·费定。二十多年后，当布罗茨基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讲坛上时，仍然感到了某种不安和窘迫："这些身影常使我不安，今天他们也让我不安。。"
时间会流走，但记忆不会消失，因为总有一些勇敢的心灵记录下这一切。利季娅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严酷的"大清洗"时代，她也曾是那长长的探监队伍中的一员，她的丈夫在一九三八年遇害。具有相似命运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面对"你是否认为有一天你能够讲述这个故事？"时，曾承诺："是的，我会试试的。"她写下了伟大的《安魂曲》。
在开除利季娅之前，苏联作协已开除了不少人，一大批勇敢的异己者被迫交出了会员证。左琴科、加利奇、马克西莫夫、科尔尼洛夫、卡别列夫、索尔仁尼琴、博加特廖夫、布罗茨基、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等等。帕斯捷尔纳克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感动得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随后他就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只好拒绝领奖。
诗人勃洛克曾警告那些文化官吏们，不要妄图领导神秘的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诗歌。但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体制里，极权的力量永远不会放弃对文化的统治，而且这种统治往往是以平庸统治天才。"空话连篇的平庸作家塞满理事会、书记处和各委员会。他们早已丧失历史感，只渴望尽快发财。"小说家弗拉基莫夫终于忍无可忍，愤怒上书作协理事会，"我留在这片土地上，但决不与你们站在一起……我把你们从我的生活中开除。"
"我把你们从我的生活中开除"，哪来的勇气让弗拉基莫夫说出这样的话？是对真相的坚守，和对记忆的捍卫，让他的内心充满力量。与其你开除我，不如我来开除你们。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正如伊凡·克里玛所说，如果我们丢掉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
而极权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谎言代替真相。独裁者最不愿面对真相。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遮蔽真相，篡改现实，以使记忆模糊或扭曲，强迫人们遗忘。"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利季娅认为，这一半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损，"先存在一半，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面对权力的篡改和遮蔽，人以什么来捍卫记忆？利季娅的做法是：记录下这一切。而索尔仁尼琴则是提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与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就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
不合作、不苟且、不说谎，看似都是最低的底线，但真要做起来也很难。利季娅写下了檄文《人民的愤怒》。随后，她便收到了来自作家协会的信，信中只有一行字："我必须和您谈谈。"她被开除了。一九九四年六月，流亡海外的索尔仁尼琴重返俄罗斯，堪称一次漫长的凯旋。他将自己的一本新作送给利季娅，扉页上写着："送给我无畏的朋友"。第二天，利季娅便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