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逻辑转换（下）
三
说来奇怪的是，通胀方法基于的这一谬论竟然类似破坏通缩逆向过程的谬论。因为两种情况都要求强行将所有的命题同化成一个给定的类型；在一种方法（通缩方法）中，非直言、非单称的、非真实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被看作是命题；在另外一种方法（通胀方法）中，它们又都在原则上被看作是直言命题，与特定实体有关，要描述这些实体会陷入难堪的悖论。
在两种方法中，那些非直言的、非单称的，或非真实的命题都被当成是特有的、有问题的、需要特殊解释的命题。在通缩方法中，这是通过将一种类型命题之外所有其他类型命题视为有缺点而做到的，尽管部分被认为是可以救赎的，取决于它与理想类型命题的亲疏程度。在通胀方法中，所有的命题被宣布同样有效，那些被怀疑有缺陷的命题类型被解除了诅咒，诅咒此时被转移到命题对象本身。假设命题所对应的实体足够多样化，它们都可以被放入同一逻辑形式，也就是说，所有命题自身都是直言的、单称的、肯定的、真实的等。
通缩方法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只有“好”命题才真正正视真实世界，其他命题则只能以斜视、半瞎或全瞎的形式看世界。而通胀方法则体现所有命题都与它们的对象是平等的、面对面的，但是这种方法同时又因为赋予许多对象以极其怪异的逻辑与形而上学属性，令后者的存在或无法想象或过分超出直觉，长时间以来使得哲学家们显得不是太盲目就是太不在意。（就更富于想象的感知理论来说，这一类比轻易就会浮现在这一哲学流派人的脑中。）
当然，两种方法常见的，同时也是同样致命的一点在于对应模式。因为它导致这样的看法，认为有且只有一类命题能被恰当地称谓；通过简单应急处理消除其先验的竞争对手之后，这一得胜的命题类型却不再具有任何属性。那些没有可以与之对比的属性是无法描述的；因此，从原则上与字面上来说，所有真正的命题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逻辑类型，因为那样一来，将没有任何办法说明它到底是什么。
这一致命的二分法（“要么是直言命题，要么就不是命题”）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哲学领域或某一特定的思想学派。比如，在伦理学方面，它有时声称一些具体的伦理特征（无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是某人或某物“天生固有的”，这些特征既多又复杂，都想满足所有看起来不能再简化的标准，区分表达道德判断的句子中出现的各种伦理术语。假设采用的是通缩方法，二分法就会以一把无情斧头的形式横空出世，它将所有不能被转化为偏爱类型（或者被如此处理以后负隅顽抗留下的所有）的伦理陈述一一砍掉，以缺少合适意义或无益哲学分析的名义将它们丢入休谟的篝火之中；同样的方式也被用于处理美学、政治学、史学或任何顽固的判断之中。
也不只是经验主义者采用这种方法：柏拉图、阿奎那、笛卡尔、莱布尼茨，以及上述人士的现代追随者，只不过是代表了这一观点的对立面，他们认为感觉和其他经验证据的来源都是一些低劣的、让人困惑的认知“模式”，是低级的内心活动，应根据它们缺乏合适的先验知识和词语组合这一理想模型的程度而给予相应谴责，而一些特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却恰恰认为那些词语组合是清晰无误的典范。在这方面来看，就明显支配对立思想学派的基本态度而言，选择是微乎其微：各个学派都谴责着其他学派的理想目标与实践，谴责它们未能满足相关标准，而这些标准都是来自同样误导人的神话。很多时候，他们的互相批评都还算是有效的；只有当他们给出实证理由时，我们才会感到大吃一惊。有时候，情况有些类似某人本已经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另外一个人是疯子，因为那人自称是拿破仑，然后这人补充说，他自己才是拿破仑。
四
有关通胀与通缩方法的优点，以及它们对偏爱表达方式的颂扬就到此为止。或许思考一下现代实证主义分析学派所钟情的“原子”命题的本质，会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这种命题是长期以来备受两大方法器重的命题之一。按说，它们可谓是逻辑这一高层建筑中的最低层，它们能有什么独特的属性？它们应该是根本的、不能再进一步简化了的、其他一切必须依靠的“知识基础”；因此，它们应该是简单的、明确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方式更能直接、无误地反映现实的本质；否则，它们会失去特权地位，不再是金条，否则其他可被理解的表达形式的主张就可获准成为哲学的法定货币。如此说来，如果它们要正视现实，那需要怎样的特征呢？
它们必须拥有的一个属性就是，能以被排除其非真实性的方式而为人所知；它们必须是绝对安全的。它们在日常说话中或许并不常见，而且一旦真被人说出口的时候还难免看起来，或听起来显得笨拙、粗野；它们可能被证明是十分肤浅并乏味无趣，它们还可能在正常交流过程中几乎派不上用场；但是，它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属性，也是其他表达类型所无法对人吹嘘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绝对的、不可再简化的；它们，而且也只有它们，可以完全接受任何理性人的考验，这在它们看来不过是一场娱乐，而且它们一定会是所有其他知识的基础——这当然是对它们甘于乏味和平凡的充分奖赏。
它最好去检查一下其中一个卑微而又必不可少的实体；让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例子，断言说“书在桌子上”。这不行；很明显，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按照有关要求，这个句子不是“安全的”，也不是“基本的”。它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或许被一个或几个感官所误导。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或许不是书，也没看到托着书的是一张桌子。按照由来已久的做法，若要使用经验哲学家们于二十五年前教给我们的严谨方法，我们开始“还原”过程，让这一过程引导我们发现什么将不能被进一步削减。我们不能说桌上有本书，我们必须说“有关书本的数据被有关桌子的数据包围着”——其余一切都是归纳的，是不确定的。但这还是行不通。我们说“有关书本的”，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说“有关桌子的”，又是什么意思？这些数据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现？会出现多久？
我们到底是对谁说这些话？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些话在传达我们想要它们传达的信息？为了完成这一计划，一切不确定的因素（即可能被证明为非真实的）都必须被无情地删掉，不管剩下来的多么贫乏；因为要求的不是内容丰富，而是真理，特别是准确无误。因此，我们继续这个削减的过程。
削着削着，我们就不得不说，当我们说“有关书本的”和“有关桌子的”，我们的意思是想说与这些词语所定义的标准模型足够接近的东西。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数据能够完全符合书或桌子的标准模型吗？我们要如何才能知道答案？难道我们必须要假设我们的记忆是准确无误的？难道这不会让我们要去做我们最想避免做的事？难道我们要提到过去、我们过去经验里存在过的实体？而那些实体“此时”又不在场，没有“在我们眼前”？可是基本句子之所以被造出来，就是为了要描述那些数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删减；我们的记忆可能会犯错，而那些所谓过去的数据也没有出现；如果我们要给“有关书本”和“有关桌子的”合适的意义，我们就必须不再求助于这些词语的标准模式，而是要相信，无论是对是错，这种数据确实曾经实实在在出现过。通过“有关书本的”和“有关桌子的”，我们要表达的不再是与标准书、标准桌子相似的外形，而是我们相信它们可以与之相似的数据。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即使这种具有英雄气概的自我否定行为还是不够。因为，哪怕只是为了相信这个或那个确实在我们过去出现过，哪怕只是为了要给符号提供最低限度的参照，像“之前”和“之后”这样的词语都必须指的是现在不在场之物。一旦我们放弃了“瞬间点”或“瞬间”现在这种虚构领域，理论上说来，我们就容易犯错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指事物并不存在于我们眼前，而且可能与我们所以为的样子截然不同。
在此学术意义上说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我们不能怀疑的经验命题；我们并不确定是否存在其他自我能够理解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是否词语本身就执行着将我们的即时数据进行分类的任务，因为分类就包括与给定种类的其他成员进行同化，但是这点已经被排除了，因为我们没法在要求的意义上肯定，是否他们（同一种类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拥有被归于它们的典型特征，因为根据推测，类别中的其他成员必须不在场，因而也就无法检验。至此，变得清楚的一点是，我们正以快速的脚步迈向一个逻辑谬论。我们试着同时说，我们正通过准确无误的命题、传达直接经验的命题，来将某些特征归于我们的数据，然而，我们只能将这些特征与其他不在场的特征进行对比或对照之后，才能说出它们的名字，而那些不在场的特征又无法确认绝对正确，无法保证我们在试图比较或比照的时候不会犯错。
但是，要说某一事物是对的还是错的，起码就是要把它与过去或将来进行对比，要把它与不在此时此地的实体进行对比，也就是说，要将它放在一个比评估对象本身更广的领域里进行考察。只有当我说我们不是在断言什么，我们只是在命名时，我们才可以逃避做对错判断。但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不调用那些不在场，因而从理论上说来也令人可疑的东西，这个行为是否能够得以完成；在任何情况下，命名不是用来描述什么，所以也就不要说什么真或假；命名行为不是要表达一个命题，无论多么基础，多么琐碎，多么没有信息性。我们的基本命题就逐渐变成了过去常常被称作“纯粹的感觉”这一现象的名称。这种现象是否存在相对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没有包含其他东西的世界里，描述、语言、真假命题是不能再予以阐释的词语。
五
这难道不正是那些人的追求？不过名义不一样罢了？不正是布莱德利追求的绝对即时性？康德追求的纯粹理性、纯粹知识——还没有被“不着边际思想”的范畴和观念所“歪曲”或“残害”的？柏格森所追求的未经打断的纯粹绵延？后者以追求特殊逻辑或逻辑专有名词所涉及的对象这种更为复杂的形式出现——追求世界的基本组成，这难道不是唯一的真实？但又因为词语的归纳特征无法被描述？
至此，应该清楚地看到，追求基本命题在此意义上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觉；更有意思的不在于这些命题是否事实上能被表示出来，而在于这么多思想家如此迫切地想要了解它们的存在，并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在这项必然大失所望的任务上。换句话说，为什么哲学家寻找下列古怪问题的答案（有时乔装成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研究）：“当我们说出一个假言命题时，我们说的是哪种直言命题呢？”“当我们做出一个普遍陈述时，它属于哪类单称陈述呢？”“当我们谈及过去或是未来时，我们说的是哪一部分的现在呢？”“当我们说到远处的物体时，它们与我们身边的哪些物体相似呢？”“当我们问起他人的生活时，我们在参照自己生活中的哪些事？”“当我们谈到外部世界时，我们描述的是何种自己的‘内心’感受？”然而，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外延逻辑所要求的；
它还要求类似这种创见，例如，实质蕴涵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源自这一态度；它也许充当了使用这一武器将假言命题转换至合取或析取的直言命题过程当中最为强大的单一动机。并且它足够轻易地说明，用这种方式“削减”一切有条件的假言命题这一许诺虽然不可能实现，但是值得去研究何以如此多的精力被花费在试图用这种毫无前途的方法去进行转换。
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存在这种转换的需要，特别是在经历过分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后，人们尤其强烈地觉得要找到一种标准，排除字面上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切。真理连贯论好像破坏了，或者至少模糊了在可以理解的意义上使用词语和无意义使用词语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而且，任何对意义拥有原初合理性的试验看起来都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他们努力修筑堤坝来阻隔洪流，来自那些有时虽看起来还不错但基本上不具备可理解性的文字。
此外，这种需要还来自想要阻止我之所谓通胀的做法。有太多形而上学者的行为显示出，好像表达类型的差异就是“事实类型”的差异的指针，如此一来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有多少不同表达方式在被使用，就有多少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不可再简化的实体类型；现代经验主义和现代逻辑最主要的辉煌成就之一就是系统地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名词并不一定“对应”事物，形容词也不一定表现特征。之前被认为在逻辑上是独立的句子现在被证明可以转换为其他句子，这一点毫无疑问，对实体的任意增倍具有相当于自动检查的效果，这表明许多形而上学的讨论因为其言语混乱而只是空穴来风。虽然探索绝对可靠的意义标准这件事被证明只是白忙一场，因为意义不是被一套特定的规则所决定的，但是这一方法还是的确标志着一次伟大的哲学进步，这一进步的意义远不止于质疑“每个句子都自有其逻辑语法”之类的准则。
然而，当我们应邀根据陈述与其所选模式的逻辑关系来判断所有陈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方法明显被推向不可思议的程度，由此而来的后果只有两种，要么以句子不是“基本的”、“原子的”以及不包含原子中的分子结构（不是世界的逻辑构造①中合适的砖块）为理由而拒绝许多有意义的句子，要么制造相关实体，让所有命题都能表现为直言的、单称的、原子的、基本的，或是它们的组合等；而偏偏就在制造过程中却发现，这些所谓“基本的”或“原子的”命题一经检验被证明靠近无意义的边界——不是可以被识别的描述人类表达的形式。这显然不是由于某种不负责任的、对奇特和奇异之物的热爱，驱使众多杰出的思想家走上寻求古怪良方②之路；它符合这部分哲学家某种长期的思想倾向，某些根深蒂固的隐喻控制着这些逻辑学家和认识论者的思维。也许正因为如此，关注这种哲学思维背后的心理或许能带来了解这一奇怪事态的曙光。
①编者注：典出鲁道夫·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Leipzig，1928）。
②作者注：Plato,Theaetetus或许最早明确提到这点。在文中，苏格拉底将它称为一场华丽的梦。柏拉图使用的明喻与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的立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六
作为试探性假设，我想在此提出三种基本谬误，指出可能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这一态度的产生。
（一）语言对应论
对于单词就是名字这样的假设，乍一看来并非特别不自然或者令人惊讶，但其实并非如此，意义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乍一看来它就是对应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形式。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学习语言的方式就是这样的，某物被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去触摸、去拿，然后我们被告知用什么单词描述它们；许多单词实际上都是名称、类名称，但总还是名称，是贴在某类物上的标签，没有物就没法使用这些名称。继贝克莱在驳斥唯一名称谬论问题上显示出的才干令他名誉扫地之后，人们不免希望这样的观念会长存——因为存在全称名词，因此全称命题便居于宇宙的真正栖居者之中，贝克莱自己陷入了一种逆向谬论中，因为尽管全称名词无法代表通用实体（因为不存在这种实体），它们还是可以（如果它们是有意义的话）转换成的确代表实体的其他名词。这一思路迟早会导致这种信念，能够发现或创造一种这样的语言，它没有或能够防止逻辑上误导性的表达；
这种语言将会达成“逻辑上的完美”，而且它将专门只由一种与物体及其属性所对应的单词组成，或者其构成专门只是逻辑词汇——类似逻辑常项、逻辑转换规则等，这些逻辑词汇本身的形式就会清楚地展示它们并不声称描述了或指示了任何事物。从此可以自然推断说，只要有人愿意，是可能得到一种单词组合，这种组合比日常使用的组合更接近现实——与现实保持一种更加面对面的关系；这就是上述削减操作的目的。
即使代表这一过程理想目标的“基本”或“基础”命题能被赋予一些意义，谬论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直接把肇事者也卷入整个强求一致的程序中。因为它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淘汰其他一切，只留下从逻辑上完美的语言中选择出来基础命题及其它们的组合，任那些未经转换也无法被转换的假言命题、普遍命题自生自灭，将它们视为心理态度方面、性情或状态方面、情感方面的残渣等；另一种是刻意用基础命题去掩盖（据说，强盗普罗克拉斯提斯对那些腿短的客人就是这么做的）某人必须说的话，这一做法导向那些容纳麦农式奇怪实体的幻想世界。
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谬论，因为并不是所有单词都是名称，意义也不是一种对应物，对应于某种三合一结构，或任何其他独特的、形式上可分析的结构（用特别牵强的调节去辩解，比方说，假命题所带来的明显麻烦）；不过，它也不是一个彻底荒谬的意义理论；很多单词或句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对应”的；这个比喻，如果让有些方式还是不明不白的话，还是明确了另外一些词语的使用方式。但是，一旦只因、只要某一单词描述了某一整体的某一特例就有意义，而且说这意义也描述整体，一个逻辑性的谬论便产生了；并且结果是毫无意义。这恰恰就是致力于（也许是秘密地）将每一种命题都描绘成单一种类的组合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状况。这是误入歧途的逻辑转化中最为严重的一种。
（二）爱奥尼亚谬误
与以上谬误相关的一种趋向可视为对所谓爱奥尼亚谬误的延伸，这种谬误在于询问每件事物由什么组成的。爱奥尼亚的哲学家本身是完全无辜的，因为他们所问的问题很可能是关于物理学的，当时物理学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界限大概也不是特别分明。但是这种探究问题的方式在后来（从亚里士多德到罗素）变成了一种在某种非经验层面上探究世界基本成分的方法。询问这个世界是否由事件、瞬间点、感观数据、已发生事物等组成，这真的是有意义的行为吗？这些词语被看作诸如物质、形式、未知低层、黑格尔理念等这些实体的改良版，因为它们乍看起来戴着一副经验主义的面具。但这不过是一场骗局。这些问题能引出什么样的回答呢？如果一切皆由“正在发生之事”或“已经发生之事”组成，那并非正在发生或并非已经发生之事的东西，又算什么呢？我们如何判断它并非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之事？
凭借何种经验主义或形而上学路线？如若我们无法得知答案，我们如此肯定断言一切都是如此组成，又有什么意义？我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一断言或者其对立面呢？当我们如此断言的时候，我们在排除哪些选择？我们又何从知道自己是否有正当理由进行如此断言？类似“所有事物都由……组成”、“所有事物是……”或“没有事物是……”这种句子形式，除非它是经验的（有观察或实验依据的），才能说有可能怎样而实际上不是这样，否则这种句子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一个无法被有效否定或怀疑的命题无法提供给我们任何信息。尽管这是一个无需费神研究的自明之理，但还是不乏名望的哲学家被诱入这样的思路，以为他们可以有意义地询问所有事物是由什么组成的，就好像所有经验主义问题都是可以回答的一样，而不同的只是这一问题的答案都是诸如正在发生之事、感官数据、原子事实等这样的基本成分，俨然真的存在这样的实体，并且它们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历史；
这样一来，这些思想家自然忠实地认为，描述这些“基本成分”的命题是所要求的基础命题。既然世界是由这些基本成分组成的，所以语言最好的作用就是像镜子一样如实地反映这些成分——再现“事实的结构”。原子命题便是这些基本成分的名称，分子命题便是它们的组合。这其实是一种极度的形而上学，缺乏比它更加有趣的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任何美德——后者有时还会伪装成逻辑或形而上学发现的形式，给人历史学、心理学或诗学上的启迪。这一奇怪的本体论将意义对应论的所有缺点，与实证主义者合理反对的合成的先验判断两相结合；这些声称要将宇宙分析到基本成分的判断算什么呢，它们被分析到无物可参照，除了合成的、先验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判断以外。
（三）追求保证谬误
最后一种谬误，杜威曾称之为对确定性的寻求。①很明显，哲学最大的刺激来自追求确定——有关不可再简化命题准确无误的知识。如上所述，无论这些命题被证明是多么枯燥无味、不充实，或多么难以明确表达，我们所有的努力和苦行将得到丰厚的回报，只要我们最终真正获得了不容置疑的确切，到达了岛上，哪怕它非常小非常荒芜非常偏远，只要它是一片未知的不确定的海上的那片陆地我们就心满意足。那些认为信念和看法能被提炼至出现某些知识颗粒（有人告诉我们，他们这是“预设”）的学说，那些旨在追求明确思想的学说，都不过是想表达，我们有时会达到旅程的最后一程，之后就是逻辑上行不通的路了，因为即使是最疲倦的分析之河，也终要在某处流入大海这一“基本东西”或本源。与此同时，他们尽可以认为没有乌云可以遮蔽对思想确定性的追求，不会有人能撼动这思想的质地简朴、结构简单，不是多个部分的复合，因而它是不可分、不可再变的，也不会有人说这基本的纯物质是一堆印象、一堆感觉、“基础事实”或“原子事实”或“记录句子”的堆积。
这俨然是在告诉我们，逻辑安全性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代价是我们务必无比谦逊；如果我们要求太多，像雄心勃勃的形而上学家那样，我们的财富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但如果我们要求不高——降低我们要求的等级，因为它们被完全满足的机会越发显得遥远——我们就可能终究不会空手而归。少一点总比一点都没有好；我们的立足点将会非常危险，但只要我们足够小心，我们就绝不会滑倒；当我们将要求缩减到一个绝对最小值时，我们便能够为剩下的那一点点要求获取一个逻辑保证；我们的所得可能是很少的，但至少是安全的；为了那份安全，自然是值得付出任何牺牲。或者，另外打个比方来说，一个不断缩小的光圈下可能不会显示什么有意思或有意义的东西，但这也比被留在完全的黑暗中要令人安慰。
①作者注：See John Dewey,The Quest for Certaint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New York,1929).
然而，事实却是，我们的卑微和克己亦无济于事；一个要求可能很卑微，但仍是一个要求；我们所寻求的保证，无论是否为合格的保证，总还是一个保证，因而是一个逻辑上的不可能性。无论怎样的心理因素导致对这一保证的追求，它都导致了致命的后果，因为它导致这样的信念，必须有一组命题，经测验后被发现是不可再分的命题，作为最低黄金储备，没有这一储备，智力货币就无法兑换。我们可以说我们有时相信，有时知道，有时正当怀疑，有时自以为怀疑，因为无论哲学上怀疑还是逻辑上怀疑都被认为是正当或可能做的事，即使我们事实上确定无疑（在“确定”的通常意义上说来）还是可以在此语境下说这话的。这么说是一回事，说得也对，但真要去寻求，以一定要找到的架势，那不可更改的命题，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保证（康德寻找这种保证的努力比任何其他人的都更有趣）是得不到的；
并不是因为自然对我们不友好，不愿意交出她的秘密，而是因为一旦付诸检验，保证这一观念就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
这一结论势必来自上述有关基础命题这一观念具有欺骗性的证明。要发表任何有关世界意味深长的看法，我们必须不仅要考虑当前（immediate，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意思）经验，我们还要考虑过去和未来，还要考虑不在场的物体和其他人，还要考虑那些没有被实现的可能性，既要考虑普遍判断也要考虑假言判断，等等。如果因为我们无法给它们颁发确定证书就被淘汰，那么到最后真的会一无所获。我们无法不带着风险说话，至少在理论上说来如此；想要绝对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什么也不说；后者可谓是接近追求“基本”命题的渐近线走向了。
我们为什么如此执着地要保留这些不可更改的命题呢？因为有人告诉我们，如果发现不了这些命题，一切都将永远不得确定，真要那样的话，将不仅只是一种挫败，也可谓是哲学意义上的“无法满足”。但是，真要这么认为的话，便是又一例说“一切都是……”的谬误了；因为“不确定”一词只有同“确定”一词相对着使用，才得以解释，如果我们要赋予这一单词意义的话，我们必须要得到一个解释，或者可以想象的解释，至少有一个显示其特色的例子。而谬误所行之事就是，认为“‘确定’一词至少有一个应用”在逻辑上蕴含“凡是确定的就是不可改变的”这一命题。那些被引诱至以为确定性蕴含不可改变性的人，自然会对被确证为不可改变的命题青眼有加，将它们看作是所有命题必须依靠的基础。我们在此回到了基本命题这一特权阶层，回到了下列欲望，要么将所有其他命题转换至基本命题或者基本命题的组合，要么将它们描绘为特权阶层的穷亲戚——部分是值得尊敬的命题，部分是低人一等的非命题；
最不济，就是压根都不是命题，应该被清理到令人蔑视的垃圾桶里去。
上述三种谬误，至少从心理学上来讲，明显是互相联系的，尽管它们当中无论哪一个都无法单独完全解释，通胀与通缩这一对致命的双胞胎究竟如何追求如此损失惨重的事业，但还是为认识其中涉及的重大谬误提供了一点启示；这一重大谬误指的是，相信或假定所有命题原则上应该被转换至，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相关于经审批准通过的句子（只有它们才完全反映“现实结构”）；否则，它们就是不健全的，必须用特殊的逻辑“治疗”来进行辩解或掩饰，如果它们太顽固不化，必须连同它们的主人被清除出逻辑的范围。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当然，这教训不会是指命题之间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转换——除非是因为这种成功约减是一种对实体膨胀和增加趋势进行的有益的心理控制，作为排除有些无意义命题的方式不可或缺；这教训也不会是指哲学家不能用比喻来解释命题之间关系及其他们描述世界的功能。词语有意义，不在于确定一些现实，而在于有一种可辨认的用途，也就是说，它们的使用者知道怎么使用、在何种情况下使用这些词语去交流他们想要交流的一切；而且使用词语的规则是无穷尽的。但是，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意义标准，也没有单一的方法或一套规则来测试它们，所以也就不能推断，从原则上来看，压根就不存在任何可以应用于不同语境和情景的用词标准、方法或规则。
但是，另一方面，很多隐喻被证明是致命的或至少是有误导性这一事实，也不就说明所有隐喻都可以或应该被清除，人人都要按表面意义意思说话。因为追求“表面意思”的理想在此严格意义上说来，又不过是另一例“基本”句子的谬论，错误地声称自己非常精准而完全适合“事实”，本文已经对此提出批驳。语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隐喻的发展，尝试着区分文字的隐喻性和非隐喻性用法，不管隐喻是被用于日常讲话还是富有启迪的文字当中，区分两种用法都将是荒谬而迂腐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若想要区分至极致。
如果转换、约减、缩减可以有助增加清晰度，可以有助简洁，并消灭不实之说，那么，它们在哲学上就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很明显的是，命题或句子类型根本就不能被“约减”或“转换”而无损于语言，但还是有人尝试这么做，为了服从一种想象的“完美逻辑”标准，原来符合语言习惯表达的意义不再能用（有时还是根本就不能用）人造的语言充分或清楚地表达出来，应该指出这些尝试根源于一种虚假的意义理论，以及与之同来的、同样虚假的形而上学观念——认为宇宙拥有一种“基本结构”，由语言所再现的各种“基本物质”及它们的组合所构成。除非这一虚假性得到充分认识，否则逻辑转换还将继续被滥用，尤其是被尝试用来将所有命题服从某种统一模型，违者以降级或开除论处，从而使它们无法得到最重要的利用，它们之间的差异也被忽视。这几乎是所有哲学热情中最顽固的一种，带来一些因为虚幻而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在此意义上令哲学家受到严重的蒙蔽，给他们的双眼撒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凌建娥 译
说来奇怪的是，通胀方法基于的这一谬论竟然类似破坏通缩逆向过程的谬论。因为两种情况都要求强行将所有的命题同化成一个给定的类型；在一种方法（通缩方法）中，非直言、非单称的、非真实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被看作是命题；在另外一种方法（通胀方法）中，它们又都在原则上被看作是直言命题，与特定实体有关，要描述这些实体会陷入难堪的悖论。
在两种方法中，那些非直言的、非单称的，或非真实的命题都被当成是特有的、有问题的、需要特殊解释的命题。在通缩方法中，这是通过将一种类型命题之外所有其他类型命题视为有缺点而做到的，尽管部分被认为是可以救赎的，取决于它与理想类型命题的亲疏程度。在通胀方法中，所有的命题被宣布同样有效，那些被怀疑有缺陷的命题类型被解除了诅咒，诅咒此时被转移到命题对象本身。假设命题所对应的实体足够多样化，它们都可以被放入同一逻辑形式，也就是说，所有命题自身都是直言的、单称的、肯定的、真实的等。
通缩方法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只有“好”命题才真正正视真实世界，其他命题则只能以斜视、半瞎或全瞎的形式看世界。而通胀方法则体现所有命题都与它们的对象是平等的、面对面的，但是这种方法同时又因为赋予许多对象以极其怪异的逻辑与形而上学属性，令后者的存在或无法想象或过分超出直觉，长时间以来使得哲学家们显得不是太盲目就是太不在意。（就更富于想象的感知理论来说，这一类比轻易就会浮现在这一哲学流派人的脑中。）
当然，两种方法常见的，同时也是同样致命的一点在于对应模式。因为它导致这样的看法，认为有且只有一类命题能被恰当地称谓；通过简单应急处理消除其先验的竞争对手之后，这一得胜的命题类型却不再具有任何属性。那些没有可以与之对比的属性是无法描述的；因此，从原则上与字面上来说，所有真正的命题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逻辑类型，因为那样一来，将没有任何办法说明它到底是什么。
这一致命的二分法（“要么是直言命题，要么就不是命题”）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哲学领域或某一特定的思想学派。比如，在伦理学方面，它有时声称一些具体的伦理特征（无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是某人或某物“天生固有的”，这些特征既多又复杂，都想满足所有看起来不能再简化的标准，区分表达道德判断的句子中出现的各种伦理术语。假设采用的是通缩方法，二分法就会以一把无情斧头的形式横空出世，它将所有不能被转化为偏爱类型（或者被如此处理以后负隅顽抗留下的所有）的伦理陈述一一砍掉，以缺少合适意义或无益哲学分析的名义将它们丢入休谟的篝火之中；同样的方式也被用于处理美学、政治学、史学或任何顽固的判断之中。
也不只是经验主义者采用这种方法：柏拉图、阿奎那、笛卡尔、莱布尼茨，以及上述人士的现代追随者，只不过是代表了这一观点的对立面，他们认为感觉和其他经验证据的来源都是一些低劣的、让人困惑的认知“模式”，是低级的内心活动，应根据它们缺乏合适的先验知识和词语组合这一理想模型的程度而给予相应谴责，而一些特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却恰恰认为那些词语组合是清晰无误的典范。在这方面来看，就明显支配对立思想学派的基本态度而言，选择是微乎其微：各个学派都谴责着其他学派的理想目标与实践，谴责它们未能满足相关标准，而这些标准都是来自同样误导人的神话。很多时候，他们的互相批评都还算是有效的；只有当他们给出实证理由时，我们才会感到大吃一惊。有时候，情况有些类似某人本已经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另外一个人是疯子，因为那人自称是拿破仑，然后这人补充说，他自己才是拿破仑。
四
有关通胀与通缩方法的优点，以及它们对偏爱表达方式的颂扬就到此为止。或许思考一下现代实证主义分析学派所钟情的“原子”命题的本质，会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这种命题是长期以来备受两大方法器重的命题之一。按说，它们可谓是逻辑这一高层建筑中的最低层，它们能有什么独特的属性？它们应该是根本的、不能再进一步简化了的、其他一切必须依靠的“知识基础”；因此，它们应该是简单的、明确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方式更能直接、无误地反映现实的本质；否则，它们会失去特权地位，不再是金条，否则其他可被理解的表达形式的主张就可获准成为哲学的法定货币。如此说来，如果它们要正视现实，那需要怎样的特征呢？
它们必须拥有的一个属性就是，能以被排除其非真实性的方式而为人所知；它们必须是绝对安全的。它们在日常说话中或许并不常见，而且一旦真被人说出口的时候还难免看起来，或听起来显得笨拙、粗野；它们可能被证明是十分肤浅并乏味无趣，它们还可能在正常交流过程中几乎派不上用场；但是，它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属性，也是其他表达类型所无法对人吹嘘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绝对的、不可再简化的；它们，而且也只有它们，可以完全接受任何理性人的考验，这在它们看来不过是一场娱乐，而且它们一定会是所有其他知识的基础——这当然是对它们甘于乏味和平凡的充分奖赏。
它最好去检查一下其中一个卑微而又必不可少的实体；让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例子，断言说“书在桌子上”。这不行；很明显，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按照有关要求，这个句子不是“安全的”，也不是“基本的”。它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或许被一个或几个感官所误导。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或许不是书，也没看到托着书的是一张桌子。按照由来已久的做法，若要使用经验哲学家们于二十五年前教给我们的严谨方法，我们开始“还原”过程，让这一过程引导我们发现什么将不能被进一步削减。我们不能说桌上有本书，我们必须说“有关书本的数据被有关桌子的数据包围着”——其余一切都是归纳的，是不确定的。但这还是行不通。我们说“有关书本的”，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说“有关桌子的”，又是什么意思？这些数据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现？会出现多久？
我们到底是对谁说这些话？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些话在传达我们想要它们传达的信息？为了完成这一计划，一切不确定的因素（即可能被证明为非真实的）都必须被无情地删掉，不管剩下来的多么贫乏；因为要求的不是内容丰富，而是真理，特别是准确无误。因此，我们继续这个削减的过程。
削着削着，我们就不得不说，当我们说“有关书本的”和“有关桌子的”，我们的意思是想说与这些词语所定义的标准模型足够接近的东西。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数据能够完全符合书或桌子的标准模型吗？我们要如何才能知道答案？难道我们必须要假设我们的记忆是准确无误的？难道这不会让我们要去做我们最想避免做的事？难道我们要提到过去、我们过去经验里存在过的实体？而那些实体“此时”又不在场，没有“在我们眼前”？可是基本句子之所以被造出来，就是为了要描述那些数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删减；我们的记忆可能会犯错，而那些所谓过去的数据也没有出现；如果我们要给“有关书本”和“有关桌子的”合适的意义，我们就必须不再求助于这些词语的标准模式，而是要相信，无论是对是错，这种数据确实曾经实实在在出现过。通过“有关书本的”和“有关桌子的”，我们要表达的不再是与标准书、标准桌子相似的外形，而是我们相信它们可以与之相似的数据。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即使这种具有英雄气概的自我否定行为还是不够。因为，哪怕只是为了相信这个或那个确实在我们过去出现过，哪怕只是为了要给符号提供最低限度的参照，像“之前”和“之后”这样的词语都必须指的是现在不在场之物。一旦我们放弃了“瞬间点”或“瞬间”现在这种虚构领域，理论上说来，我们就容易犯错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指事物并不存在于我们眼前，而且可能与我们所以为的样子截然不同。
在此学术意义上说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我们不能怀疑的经验命题；我们并不确定是否存在其他自我能够理解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是否词语本身就执行着将我们的即时数据进行分类的任务，因为分类就包括与给定种类的其他成员进行同化，但是这点已经被排除了，因为我们没法在要求的意义上肯定，是否他们（同一种类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拥有被归于它们的典型特征，因为根据推测，类别中的其他成员必须不在场，因而也就无法检验。至此，变得清楚的一点是，我们正以快速的脚步迈向一个逻辑谬论。我们试着同时说，我们正通过准确无误的命题、传达直接经验的命题，来将某些特征归于我们的数据，然而，我们只能将这些特征与其他不在场的特征进行对比或对照之后，才能说出它们的名字，而那些不在场的特征又无法确认绝对正确，无法保证我们在试图比较或比照的时候不会犯错。
但是，要说某一事物是对的还是错的，起码就是要把它与过去或将来进行对比，要把它与不在此时此地的实体进行对比，也就是说，要将它放在一个比评估对象本身更广的领域里进行考察。只有当我说我们不是在断言什么，我们只是在命名时，我们才可以逃避做对错判断。但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不调用那些不在场，因而从理论上说来也令人可疑的东西，这个行为是否能够得以完成；在任何情况下，命名不是用来描述什么，所以也就不要说什么真或假；命名行为不是要表达一个命题，无论多么基础，多么琐碎，多么没有信息性。我们的基本命题就逐渐变成了过去常常被称作“纯粹的感觉”这一现象的名称。这种现象是否存在相对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没有包含其他东西的世界里，描述、语言、真假命题是不能再予以阐释的词语。
五
这难道不正是那些人的追求？不过名义不一样罢了？不正是布莱德利追求的绝对即时性？康德追求的纯粹理性、纯粹知识——还没有被“不着边际思想”的范畴和观念所“歪曲”或“残害”的？柏格森所追求的未经打断的纯粹绵延？后者以追求特殊逻辑或逻辑专有名词所涉及的对象这种更为复杂的形式出现——追求世界的基本组成，这难道不是唯一的真实？但又因为词语的归纳特征无法被描述？
至此，应该清楚地看到，追求基本命题在此意义上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觉；更有意思的不在于这些命题是否事实上能被表示出来，而在于这么多思想家如此迫切地想要了解它们的存在，并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在这项必然大失所望的任务上。换句话说，为什么哲学家寻找下列古怪问题的答案（有时乔装成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研究）：“当我们说出一个假言命题时，我们说的是哪种直言命题呢？”“当我们做出一个普遍陈述时，它属于哪类单称陈述呢？”“当我们谈及过去或是未来时，我们说的是哪一部分的现在呢？”“当我们说到远处的物体时，它们与我们身边的哪些物体相似呢？”“当我们问起他人的生活时，我们在参照自己生活中的哪些事？”“当我们谈到外部世界时，我们描述的是何种自己的‘内心’感受？”然而，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外延逻辑所要求的；
它还要求类似这种创见，例如，实质蕴涵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源自这一态度；它也许充当了使用这一武器将假言命题转换至合取或析取的直言命题过程当中最为强大的单一动机。并且它足够轻易地说明，用这种方式“削减”一切有条件的假言命题这一许诺虽然不可能实现，但是值得去研究何以如此多的精力被花费在试图用这种毫无前途的方法去进行转换。
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存在这种转换的需要，特别是在经历过分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后，人们尤其强烈地觉得要找到一种标准，排除字面上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切。真理连贯论好像破坏了，或者至少模糊了在可以理解的意义上使用词语和无意义使用词语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而且，任何对意义拥有原初合理性的试验看起来都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他们努力修筑堤坝来阻隔洪流，来自那些有时虽看起来还不错但基本上不具备可理解性的文字。
此外，这种需要还来自想要阻止我之所谓通胀的做法。有太多形而上学者的行为显示出，好像表达类型的差异就是“事实类型”的差异的指针，如此一来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有多少不同表达方式在被使用，就有多少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不可再简化的实体类型；现代经验主义和现代逻辑最主要的辉煌成就之一就是系统地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名词并不一定“对应”事物，形容词也不一定表现特征。之前被认为在逻辑上是独立的句子现在被证明可以转换为其他句子，这一点毫无疑问，对实体的任意增倍具有相当于自动检查的效果，这表明许多形而上学的讨论因为其言语混乱而只是空穴来风。虽然探索绝对可靠的意义标准这件事被证明只是白忙一场，因为意义不是被一套特定的规则所决定的，但是这一方法还是的确标志着一次伟大的哲学进步，这一进步的意义远不止于质疑“每个句子都自有其逻辑语法”之类的准则。
然而，当我们应邀根据陈述与其所选模式的逻辑关系来判断所有陈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方法明显被推向不可思议的程度，由此而来的后果只有两种，要么以句子不是“基本的”、“原子的”以及不包含原子中的分子结构（不是世界的逻辑构造①中合适的砖块）为理由而拒绝许多有意义的句子，要么制造相关实体，让所有命题都能表现为直言的、单称的、原子的、基本的，或是它们的组合等；而偏偏就在制造过程中却发现，这些所谓“基本的”或“原子的”命题一经检验被证明靠近无意义的边界——不是可以被识别的描述人类表达的形式。这显然不是由于某种不负责任的、对奇特和奇异之物的热爱，驱使众多杰出的思想家走上寻求古怪良方②之路；它符合这部分哲学家某种长期的思想倾向，某些根深蒂固的隐喻控制着这些逻辑学家和认识论者的思维。也许正因为如此，关注这种哲学思维背后的心理或许能带来了解这一奇怪事态的曙光。
①编者注：典出鲁道夫·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Leipzig，1928）。
②作者注：Plato,Theaetetus或许最早明确提到这点。在文中，苏格拉底将它称为一场华丽的梦。柏拉图使用的明喻与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的立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六
作为试探性假设，我想在此提出三种基本谬误，指出可能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这一态度的产生。
（一）语言对应论
对于单词就是名字这样的假设，乍一看来并非特别不自然或者令人惊讶，但其实并非如此，意义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乍一看来它就是对应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形式。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学习语言的方式就是这样的，某物被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去触摸、去拿，然后我们被告知用什么单词描述它们；许多单词实际上都是名称、类名称，但总还是名称，是贴在某类物上的标签，没有物就没法使用这些名称。继贝克莱在驳斥唯一名称谬论问题上显示出的才干令他名誉扫地之后，人们不免希望这样的观念会长存——因为存在全称名词，因此全称命题便居于宇宙的真正栖居者之中，贝克莱自己陷入了一种逆向谬论中，因为尽管全称名词无法代表通用实体（因为不存在这种实体），它们还是可以（如果它们是有意义的话）转换成的确代表实体的其他名词。这一思路迟早会导致这种信念，能够发现或创造一种这样的语言，它没有或能够防止逻辑上误导性的表达；
这种语言将会达成“逻辑上的完美”，而且它将专门只由一种与物体及其属性所对应的单词组成，或者其构成专门只是逻辑词汇——类似逻辑常项、逻辑转换规则等，这些逻辑词汇本身的形式就会清楚地展示它们并不声称描述了或指示了任何事物。从此可以自然推断说，只要有人愿意，是可能得到一种单词组合，这种组合比日常使用的组合更接近现实——与现实保持一种更加面对面的关系；这就是上述削减操作的目的。
即使代表这一过程理想目标的“基本”或“基础”命题能被赋予一些意义，谬论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直接把肇事者也卷入整个强求一致的程序中。因为它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淘汰其他一切，只留下从逻辑上完美的语言中选择出来基础命题及其它们的组合，任那些未经转换也无法被转换的假言命题、普遍命题自生自灭，将它们视为心理态度方面、性情或状态方面、情感方面的残渣等；另一种是刻意用基础命题去掩盖（据说，强盗普罗克拉斯提斯对那些腿短的客人就是这么做的）某人必须说的话，这一做法导向那些容纳麦农式奇怪实体的幻想世界。
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谬论，因为并不是所有单词都是名称，意义也不是一种对应物，对应于某种三合一结构，或任何其他独特的、形式上可分析的结构（用特别牵强的调节去辩解，比方说，假命题所带来的明显麻烦）；不过，它也不是一个彻底荒谬的意义理论；很多单词或句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对应”的；这个比喻，如果让有些方式还是不明不白的话，还是明确了另外一些词语的使用方式。但是，一旦只因、只要某一单词描述了某一整体的某一特例就有意义，而且说这意义也描述整体，一个逻辑性的谬论便产生了；并且结果是毫无意义。这恰恰就是致力于（也许是秘密地）将每一种命题都描绘成单一种类的组合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状况。这是误入歧途的逻辑转化中最为严重的一种。
（二）爱奥尼亚谬误
与以上谬误相关的一种趋向可视为对所谓爱奥尼亚谬误的延伸，这种谬误在于询问每件事物由什么组成的。爱奥尼亚的哲学家本身是完全无辜的，因为他们所问的问题很可能是关于物理学的，当时物理学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界限大概也不是特别分明。但是这种探究问题的方式在后来（从亚里士多德到罗素）变成了一种在某种非经验层面上探究世界基本成分的方法。询问这个世界是否由事件、瞬间点、感观数据、已发生事物等组成，这真的是有意义的行为吗？这些词语被看作诸如物质、形式、未知低层、黑格尔理念等这些实体的改良版，因为它们乍看起来戴着一副经验主义的面具。但这不过是一场骗局。这些问题能引出什么样的回答呢？如果一切皆由“正在发生之事”或“已经发生之事”组成，那并非正在发生或并非已经发生之事的东西，又算什么呢？我们如何判断它并非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之事？
凭借何种经验主义或形而上学路线？如若我们无法得知答案，我们如此肯定断言一切都是如此组成，又有什么意义？我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一断言或者其对立面呢？当我们如此断言的时候，我们在排除哪些选择？我们又何从知道自己是否有正当理由进行如此断言？类似“所有事物都由……组成”、“所有事物是……”或“没有事物是……”这种句子形式，除非它是经验的（有观察或实验依据的），才能说有可能怎样而实际上不是这样，否则这种句子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一个无法被有效否定或怀疑的命题无法提供给我们任何信息。尽管这是一个无需费神研究的自明之理，但还是不乏名望的哲学家被诱入这样的思路，以为他们可以有意义地询问所有事物是由什么组成的，就好像所有经验主义问题都是可以回答的一样，而不同的只是这一问题的答案都是诸如正在发生之事、感官数据、原子事实等这样的基本成分，俨然真的存在这样的实体，并且它们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历史；
这样一来，这些思想家自然忠实地认为，描述这些“基本成分”的命题是所要求的基础命题。既然世界是由这些基本成分组成的，所以语言最好的作用就是像镜子一样如实地反映这些成分——再现“事实的结构”。原子命题便是这些基本成分的名称，分子命题便是它们的组合。这其实是一种极度的形而上学，缺乏比它更加有趣的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任何美德——后者有时还会伪装成逻辑或形而上学发现的形式，给人历史学、心理学或诗学上的启迪。这一奇怪的本体论将意义对应论的所有缺点，与实证主义者合理反对的合成的先验判断两相结合；这些声称要将宇宙分析到基本成分的判断算什么呢，它们被分析到无物可参照，除了合成的、先验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判断以外。
（三）追求保证谬误
最后一种谬误，杜威曾称之为对确定性的寻求。①很明显，哲学最大的刺激来自追求确定——有关不可再简化命题准确无误的知识。如上所述，无论这些命题被证明是多么枯燥无味、不充实，或多么难以明确表达，我们所有的努力和苦行将得到丰厚的回报，只要我们最终真正获得了不容置疑的确切，到达了岛上，哪怕它非常小非常荒芜非常偏远，只要它是一片未知的不确定的海上的那片陆地我们就心满意足。那些认为信念和看法能被提炼至出现某些知识颗粒（有人告诉我们，他们这是“预设”）的学说，那些旨在追求明确思想的学说，都不过是想表达，我们有时会达到旅程的最后一程，之后就是逻辑上行不通的路了，因为即使是最疲倦的分析之河，也终要在某处流入大海这一“基本东西”或本源。与此同时，他们尽可以认为没有乌云可以遮蔽对思想确定性的追求，不会有人能撼动这思想的质地简朴、结构简单，不是多个部分的复合，因而它是不可分、不可再变的，也不会有人说这基本的纯物质是一堆印象、一堆感觉、“基础事实”或“原子事实”或“记录句子”的堆积。
这俨然是在告诉我们，逻辑安全性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代价是我们务必无比谦逊；如果我们要求太多，像雄心勃勃的形而上学家那样，我们的财富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但如果我们要求不高——降低我们要求的等级，因为它们被完全满足的机会越发显得遥远——我们就可能终究不会空手而归。少一点总比一点都没有好；我们的立足点将会非常危险，但只要我们足够小心，我们就绝不会滑倒；当我们将要求缩减到一个绝对最小值时，我们便能够为剩下的那一点点要求获取一个逻辑保证；我们的所得可能是很少的，但至少是安全的；为了那份安全，自然是值得付出任何牺牲。或者，另外打个比方来说，一个不断缩小的光圈下可能不会显示什么有意思或有意义的东西，但这也比被留在完全的黑暗中要令人安慰。
①作者注：See John Dewey,The Quest for Certaint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New York,1929).
然而，事实却是，我们的卑微和克己亦无济于事；一个要求可能很卑微，但仍是一个要求；我们所寻求的保证，无论是否为合格的保证，总还是一个保证，因而是一个逻辑上的不可能性。无论怎样的心理因素导致对这一保证的追求，它都导致了致命的后果，因为它导致这样的信念，必须有一组命题，经测验后被发现是不可再分的命题，作为最低黄金储备，没有这一储备，智力货币就无法兑换。我们可以说我们有时相信，有时知道，有时正当怀疑，有时自以为怀疑，因为无论哲学上怀疑还是逻辑上怀疑都被认为是正当或可能做的事，即使我们事实上确定无疑（在“确定”的通常意义上说来）还是可以在此语境下说这话的。这么说是一回事，说得也对，但真要去寻求，以一定要找到的架势，那不可更改的命题，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保证（康德寻找这种保证的努力比任何其他人的都更有趣）是得不到的；
并不是因为自然对我们不友好，不愿意交出她的秘密，而是因为一旦付诸检验，保证这一观念就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
这一结论势必来自上述有关基础命题这一观念具有欺骗性的证明。要发表任何有关世界意味深长的看法，我们必须不仅要考虑当前（immediate，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意思）经验，我们还要考虑过去和未来，还要考虑不在场的物体和其他人，还要考虑那些没有被实现的可能性，既要考虑普遍判断也要考虑假言判断，等等。如果因为我们无法给它们颁发确定证书就被淘汰，那么到最后真的会一无所获。我们无法不带着风险说话，至少在理论上说来如此；想要绝对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什么也不说；后者可谓是接近追求“基本”命题的渐近线走向了。
我们为什么如此执着地要保留这些不可更改的命题呢？因为有人告诉我们，如果发现不了这些命题，一切都将永远不得确定，真要那样的话，将不仅只是一种挫败，也可谓是哲学意义上的“无法满足”。但是，真要这么认为的话，便是又一例说“一切都是……”的谬误了；因为“不确定”一词只有同“确定”一词相对着使用，才得以解释，如果我们要赋予这一单词意义的话，我们必须要得到一个解释，或者可以想象的解释，至少有一个显示其特色的例子。而谬误所行之事就是，认为“‘确定’一词至少有一个应用”在逻辑上蕴含“凡是确定的就是不可改变的”这一命题。那些被引诱至以为确定性蕴含不可改变性的人，自然会对被确证为不可改变的命题青眼有加，将它们看作是所有命题必须依靠的基础。我们在此回到了基本命题这一特权阶层，回到了下列欲望，要么将所有其他命题转换至基本命题或者基本命题的组合，要么将它们描绘为特权阶层的穷亲戚——部分是值得尊敬的命题，部分是低人一等的非命题；
最不济，就是压根都不是命题，应该被清理到令人蔑视的垃圾桶里去。
上述三种谬误，至少从心理学上来讲，明显是互相联系的，尽管它们当中无论哪一个都无法单独完全解释，通胀与通缩这一对致命的双胞胎究竟如何追求如此损失惨重的事业，但还是为认识其中涉及的重大谬误提供了一点启示；这一重大谬误指的是，相信或假定所有命题原则上应该被转换至，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相关于经审批准通过的句子（只有它们才完全反映“现实结构”）；否则，它们就是不健全的，必须用特殊的逻辑“治疗”来进行辩解或掩饰，如果它们太顽固不化，必须连同它们的主人被清除出逻辑的范围。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当然，这教训不会是指命题之间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转换——除非是因为这种成功约减是一种对实体膨胀和增加趋势进行的有益的心理控制，作为排除有些无意义命题的方式不可或缺；这教训也不会是指哲学家不能用比喻来解释命题之间关系及其他们描述世界的功能。词语有意义，不在于确定一些现实，而在于有一种可辨认的用途，也就是说，它们的使用者知道怎么使用、在何种情况下使用这些词语去交流他们想要交流的一切；而且使用词语的规则是无穷尽的。但是，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意义标准，也没有单一的方法或一套规则来测试它们，所以也就不能推断，从原则上来看，压根就不存在任何可以应用于不同语境和情景的用词标准、方法或规则。
但是，另一方面，很多隐喻被证明是致命的或至少是有误导性这一事实，也不就说明所有隐喻都可以或应该被清除，人人都要按表面意义意思说话。因为追求“表面意思”的理想在此严格意义上说来，又不过是另一例“基本”句子的谬论，错误地声称自己非常精准而完全适合“事实”，本文已经对此提出批驳。语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隐喻的发展，尝试着区分文字的隐喻性和非隐喻性用法，不管隐喻是被用于日常讲话还是富有启迪的文字当中，区分两种用法都将是荒谬而迂腐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若想要区分至极致。
如果转换、约减、缩减可以有助增加清晰度，可以有助简洁，并消灭不实之说，那么，它们在哲学上就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很明显的是，命题或句子类型根本就不能被“约减”或“转换”而无损于语言，但还是有人尝试这么做，为了服从一种想象的“完美逻辑”标准，原来符合语言习惯表达的意义不再能用（有时还是根本就不能用）人造的语言充分或清楚地表达出来，应该指出这些尝试根源于一种虚假的意义理论，以及与之同来的、同样虚假的形而上学观念——认为宇宙拥有一种“基本结构”，由语言所再现的各种“基本物质”及它们的组合所构成。除非这一虚假性得到充分认识，否则逻辑转换还将继续被滥用，尤其是被尝试用来将所有命题服从某种统一模型，违者以降级或开除论处，从而使它们无法得到最重要的利用，它们之间的差异也被忽视。这几乎是所有哲学热情中最顽固的一种，带来一些因为虚幻而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在此意义上令哲学家受到严重的蒙蔽，给他们的双眼撒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凌建娥 译
宋亚轩下面硬的发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