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坠落：从 “个人英雄主义” 到 “螺丝钉”｜真实故事

2019年元旦，全国知名的《法制晚报》宣布停刊。这个消息，被一位记者转发在他的同行微信群里，但无人接话。这只不过是继2018年13个省市19家报刊停刊之后的又一场告别而已，不足为奇。在纸媒集体消亡的时代，专业媒体人们，早已开始了他们五花八门的自谋出路和角色调整。
一个阴天的中午，某巨头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餐厅里，新闻部内容总监陈立一个人坐在靠门的位置，几根几根地挑着一碗牛肉面。今年他的头发白得更邪门了，40不到就白了一多半，他也不染。人群在他身边聚集又散去，喧嚣谈笑。但他始终没往别处看一眼，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一个年轻人走过来：
“陈老师您好。我是新来的新闻部实习生。我可是看您的社评长大的啊！以后还请老师多多指点专业…”
“我已经不懂任何专业了。”陈立打断他。
实习生一下接不了茬，只好站在一边尴尬地笑。他不明白一个靠写社论奠定了媒体圈地位的前辈何出此言。
2004年，陈立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新闻系毕业，进入一家报业集团下属的报社工作。他擅长社会评论，凭笔杆子写出名声，5年顺利晋升到副主编。
进入2012年，传统媒体领教了自2008年第一部苹果手机诞生以来移动互联网的冲击。免费内容唾手可得，各大报纸杂志的发行量断崖式下滑。发行总监参与选题规划成了常态。陈立公开嘲笑：
“这是外行指导内行。”
一次选题会上，集团特地从某门户请来“拓宽思路”的“新媒体专家”质疑陈立领导下的报纸像他的社论风格一样“干巴巴，不懂得情绪引导。”
“利用情绪就跟吃春药一样，好用但有害。客观克制，是最基本的操守。”
“光客观能不能吃饱饭？操守能不能拿来发工资？”
陈立拍了桌子，当天辞职。消息传开来，互联网媒体巨头随即以两倍薪资的条件，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独自拖着行李箱走出老东家的电梯，这个电梯陈立乘坐了将近十年。当电梯门在身后关闭时，他仿佛看见了上帝在起点更高的赛道上为他新开的一扇窗。
走进新公司新闻部第一天，曾坐惯了独立办公室的陈立，从办公区100多格方块隔断里挑选了其中一个，就像一只蜜蜂从蜂巢里挑选一个孔一样，但他不介意。翻倍的薪资给了他翻倍的价值感。
陈立在这里的职位是“内容总监”。工作到第三个月，陈立觉得不对劲：同样是做新闻内容，却感觉像换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
“以前我是一架发动机，现在我成了一颗螺丝钉。”
从选题方向，采访角度，到呈稿的尺度和严谨度，陈立的一整套方法，失灵了。
比如当他还在反复推敲选题方向的时候，热点部，数据分析部，甚至视频部的同事，可能已经把选题方案通过统计方法做出来了；等他最终敲定，别的部门成稿都写好了，甚至可能不止一篇，只待择优发布。这样，陈立的工作从第一步开始就时常落空。
在采访规范和最终呈稿上，陈立也有他的标准。比如涉及犯罪的采访，他要求记者不要反复向受害者询问犯罪现场和心理感受，以免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他要求最终呈稿规避对凶案细节的繁复描述，以免渲染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