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雷斯塔·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下】
东方圣殿教团与巴黎工作（1912-1914）
1912年初，克劳利出版了一本神秘主义的作品《谎言之书（Book of Lies）》，传记作家劳伦斯·苏廷（Lawrence Sutin）将其描述为“他将诗人、学者和魔法师的才华融合在一起的最大成就”。 德国神秘学家西奥多·罗伊斯（Theodor Reuss）后来指责他在书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神秘学组织——东方圣殿教团（the Ordo Templi Orientis，O.T.O.）。克劳利说服了罗伊斯，两人的相似之处纯属巧合，于是他们成为了朋友。罗伊斯任命克劳利为O.T.O的英国分部的负责人——Mysteria Mystica Maxima（MMM）。在柏林的一场仪式中，克劳利接受了“巴风特（Baphomet）”这个魔法名，并被公布为“X°至高君主（X°Supreme Rex）与领导爱尔兰、爱奥那岛与所有不列颠人的至高大团长（Sovereign Grand Master General of Ireland, Iona, and all the Britons）”。
在罗伊斯的许可下，克劳利开始着手宣传MMM，并重写了许多O.T.O.的仪式，当时这些仪式大多基于共济会，但他将泰勒玛的元素并入其中在这个组织内是有争议的。沉迷于O.T.O对性魔法的强调，克劳利设计了一个以sodomy为基础的魔法，并将其纳入了O.T.O.成员升入第十一位阶时的教学大纲。
1913年3月，在伦敦的老蒂沃利剧院（Old Tivoli theatre）演出的《衣衫褴褛的滑稽女孩们（The Ragged Ragtime Girls）》是由沃德尔指导的女性小提琴演奏家小组进行演出，克劳利担任了她们的制作人。随后她们在莫斯科表演了六个星期，在那里克劳利与匈牙利的安妮·林格勒（Anny Ringler）有一段SM的关系。在莫斯科，克劳利继续写剧本和诗歌，包括《潘的赞美诗（Hymn to Pan）》和诺斯替弥撒（Gnostic Mass），这个泰勒玛的仪式成为O.T.O.礼拜仪式的关键组成部分。丘尔顿暗示说，克劳利是奉英国情报机关的命令到莫斯科去的，目的是侦察该市的革命分子。1914年1月，克劳利和诺伊堡在巴黎的一间公寓安顿下来。在那里，克劳利被卷入了围绕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为奥斯卡·
王尔德（Oscar Wilde）建造的新纪念碑的争议。
克罗利和诺伊堡一起执行了为期六周的“巴黎工作（Paris Working）”，这是一个涉及大量使用毒品的激烈仪式，在其中召唤了墨丘利（Mercury）与朱庇特（Jupiter）。作为仪式的一部分，这两人一起实践了性魔法，有时会有记者瓦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的加入。受到工作成果的启发，克劳利写了一本关于性魔法的专著《Liber Agapé》。在那之后，诺伊堡开始疏远克劳利，导致一次争吵中克劳利诅咒了他。
美国时期（1914-1919）
到1914年之前，克劳利过着勉强维持的生活，他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A∴A∴的捐赠与O.T.O.的会费。1914年5月，由于经济原因，他将博莱斯金住宅的所有权转让给了MMM。7月，他去了瑞士阿尔卑斯山登山。在此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从静脉炎（phlebitis）的发作中恢复后，1914年10月他乘坐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RMS Lusitania）前往美国。到达纽约后，他搬进了一家旅馆，开始为美国版的《名利场（Vanity Fair）》撰稿挣钱，并为著名的占星家伊万杰琳·亚当斯（Evangeline Adams）做自由职业者。在这座城市里，他继续通过masturbation、whore与土耳其澡堂的男性顾客来实践性魔法，所有这些遭遇都被记录在他的日记中。
克劳利公开表示有爱尔兰血统，支持爱尔兰脱离英国独立，开始支持德国对英国的战争，他参与了纽约的亲德运动（pro-German movement）。1915年1月，德国间谍乔治·西尔维斯特·菲雷克（George Sylvester Viereck）聘请他为宣传报纸《祖国（The Fatherland）》撰稿，该报纸致力于让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保持中立。在后来的几年里，批评者为此谴责克劳利是英国的叛徒。实际上，克劳利是一个双重间谍，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渗透并破坏德国在纽约的行动。他在《祖国》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夸张的，例如把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比作耶稣基督。
1915年7月，他策划了一场由《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的作秀，在自由女神像前宣布爱尔兰独立。真正的意图是让德国的游说团体在美国公众眼中显得可笑。有人认为，他鼓励德国海军摧毁卢西塔尼亚号，是要告诉他们这将确保美国不参与战争，而实际上，他希望美国能站在英国一边参战。
克劳利与珍妮·罗伯特·福斯特（Jeanne Robert Foster）建立了关系，两人一起游览了西海岸（West Coast）。在温哥华的 O.T.O.北美总部，他与查尔斯·斯坦斯菲尔德·琼斯（Charles Stansfeld Jones）和威尔弗雷德·托尔伯特·史密斯（Wilfred Talbot Smith）会面，讨论美洲大陆的泰勒玛的传播问题。在底特律，他在帕克-戴维斯（Parke-Davis）试验了岩牡丹（anhalonium），然后去了西雅图、旧金山、圣克鲁斯、洛杉矶、圣地亚哥、提华纳（Tijuana）和大峡谷（Grand Canyon），然后返回纽约。在那里，他与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和他的妻子艾丽丝·理查森（Alice Richardson）成为朋友。
1916年4月，克劳利和理查森实践了性魔法，之后她怀孕，然后流产。同年晚些时候，他在“魔法的静修（magical retirement）”，住进了伊万杰琳·亚当斯所拥有的帕斯夸尼湖（Lake Pasquaney）附近的一间小屋。在那里，他大量使用毒品，并举行了一场仪式，之后他宣称自己是“特里昂大师（Master Therion）”。他还根据J.G.弗雷泽（J.G.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写了几篇短篇小说，根据萧伯纳（Bernard Shaw）的《福音书（The Gospel）》写了一篇文学评论。
12月，他搬到了他最喜欢的美国城市新奥尔良。直到1917年2月，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泰特斯维尔（Titusville）与福音派基督徒亲戚住在一起。回到纽约，在得知这位的母亲死后，5月他搬进了艺术家和A∴A∴成员的里昂·恩格斯·肯尼迪（Leon Engers Kennedy）的家里。
《祖国》倒闭之后，克劳利继续与菲雷克交往，菲雷克任命他为艺术杂志《国际（The International）》的特约编辑。克劳利用它来宣传泰勒玛，但很快它就停刊了。后来，他搬到了小罗迪（Roddie Minor）的工作室小公寓，小罗迪成了他的伙伴和**（Scarlet Woman）。通过克劳利称其为“Amalantrah的工作（The Amalantrah Workings）”的仪式，他相信他们被一个名为拉姆（Lam）的超自然存在接触了。两人的关系之后很快就结束了。
1918年，克劳利在哈德逊河（Hudson River）上的伊索普斯岛（Esopus Island）的荒野中，进行了一次魔法静修。在这里，他开始翻译《道德经（Tao Te Ching）》，在河边的悬崖上画上泰勒玛的口号。后来他声称，他经历了过去的生活记忆，包括葛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卡里奥斯特罗（Alessandro Cagliostro）与伊莱·李维（Eliphas Levi）。回到纽约后，他搬到了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在那里他让莉娅·赫西格（Leah Hirsig）为情人，她是下一个**（Scarlet Woman）。他把绘画作为业余爱好，在格林尼治村自由俱乐部（Liberal Club）展出自己的作品，并吸引了《纽约世界晚报（New York Evening World）》的注意。
在同情的共济会的财政援助下，克劳利恢复了《春秋分》，并发行了第三卷（volume III），是为《蓝色春秋分（The Blue Equinox）》。1919年年中，他在蒙托克（Montauk）度过了一次登山假期，12月返回伦敦。
泰勒玛大修道院（1920-1923）
如今克劳利穷困潦倒，回到伦敦后，他受到小报《约翰·布尔（John Bull）》的攻击，因为他为德国战争的努力而被打上叛国不忠的“人渣（scum）”的标签。几个朋友知道他的情报工作，催促他起诉，但他决定不起诉。患哮喘时，医生给他开了***，他很快就上瘾了。
1920年1月，他搬到了巴黎，与莉娅·赫西格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租了一套房子。不久，妮内特·沙姆威（Ninette Shumway）加入了这个三角家庭（ménage à trois），随后莉娅新生的女儿安妮·“普皮”·莉娅（Anne "Poupée" Leah）也加入了这个生活。克劳利想建立一个由泰勒玛信徒组成的社区，克劳利以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的讽刺作品《卡冈都亚和庞大古埃（Gargantua and Pantagruel）》中的阿贝耶·德·特莱姆（Abbaye de Thelema），命名为“泰勒玛大修道院（Abbey of Thelema）”。在咨询了《易经（I Ching）》之后，他选择了切法卢（Cefalu，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
到达那里后，于4月2日开始租用老旧的圣巴巴拉别墅（Villa Santa Barbara）作为他的修道院。
和赫西格，还有他们的孩子汉斯（Hansi）、霍华德（Howard）与普皮（Poupée）一起搬到了这个社区，克劳利形容这个情景就是“完美的快乐……天堂般的想法（perfectly happy ... my idea of heaven）”。他们穿着长袍，在白天固定的时间向太阳神拉（Ra）举行仪式，偶尔也会举行诺斯替弥撒，当天剩下的时间里，他们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做事。根据大量的通信信函，可以知道克劳利继续作画，为《法之书》写了一篇评论，并修订了《Book 4》的第三部分。他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种放纵的教育，允许他们整天玩耍，见证性魔法的实践。他偶尔会去巴勒莫（Palermo，西西里首府）去找男妓，购买包括毒品在内的生活用品。他的***瘾开始控制他的生活，***开始侵蚀他的鼻腔。这里没有清洁值日，野狗和野猫在大楼里游荡，很快就变得不卫生。
普皮于1920年10月去世，妮内特随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阿施塔特·露露·潘西雅（Astarte Lulu Panthea）。
一些新的追随者继续来到大修道院，接受克劳利的教导。其中有电影明星简·沃尔夫（Jane Wolfe）,她于1920年7月抵达，她由此进入A∴A∴，成为克劳利的秘书。另一位是塞西尔·弗雷德里克·拉塞尔（Cecil Frederick Russell），他经常和克劳利争论，不喜欢他被要求做的同性性魔法，一年后就离开了。澳大利亚泰勒玛信徒弗兰克·贝内特（Frank Bennett）则更有益，他也在修道院待了几个月。1922年2月，克劳利回到巴黎，试图戒除他的***瘾，但没有成功。随后他前往伦敦寻找资金，在杂志《英国评论（The English Review）》上发表文章，批评1920年的《危险毒品法》（Dangerous Drugs Act 1920），并在7月份完成了一部小说《一个毒鬼的日记（Diary of a Drug Fiend）》。
发表后，评论褒贬不一，《周日快报（Sunday Express）》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该报呼吁焚烧此书，并利用其影响力阻止该书再版。
随后，一个年轻的泰勒玛信徒，名叫拉乌尔·洛夫迪（Raoul Loveday）和他的妻子贝蒂·梅（Betty May）搬到了大修道院。当洛夫迪被献给克劳利时，梅开始厌恶克劳利和在社区的生活。她后来说，洛夫迪被要求喝一只牺牲的猫的血，还有每次他们使用“我（I）”这个代词时，都要用剃刀割伤自己。洛夫迪喝了当地一条被污染的小溪的水，不久就患上了肝脏感染，并于1923年2月去世。回到伦敦后，梅向媒体讲述了她的故事。《约翰·布尔》宣称克劳利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the wickedest man in the world）”与“我们愿意绞死的人（a man we'd like to hang）”。尽管克劳利认为他们对他的许多指控都是诽谤，但他无力支付起诉他们的法律费用。因此，《约翰·布尔》继续进行攻击，其故事在欧洲和北美的报纸上不断被报道。
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府得知克劳利的活动后，1923年4月他被驱逐出境，被迫离开意大利。没有他，修道院就关闭了。
晚年生活
突尼斯，巴黎与伦敦（1923-1929）
克劳利和赫西格去了突尼斯，在那由于持续的健康状况不佳，他再次尝试放弃***，但没有成功。他开始写他所谓的“圣徒自传（autohagiography，auto hagiography的合成词，意思是“自封为圣徒的人的自传，理想化或自我吹嘘的自传”）”——《亚雷斯塔·克劳利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s of Aleister Crowley）》。在突尼斯，有一位名为诺曼·马德（Norman Mudd）的泰勒玛信徒加入了他们，这人是后来克劳利的公共关系顾问。克劳利雇佣了当地的男孩穆罕默德·本·卜拉欣（Mohammad ben Brahim）做他的仆人，和他一起回到内夫塔（Nefta），在那里他们一起实践了性魔法。
1924年1月，克劳利前往法国尼斯（Nice），在那里他会见了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做了一系列鼻腔手术，参观了人类和谐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并对其创始人乔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持肯定态度。穷困潦倒时，克劳利收下了一位富裕的学生亚历山大·祖·佐拉（Alexander Zu Zolar），后来又结识了另一位美国追随者多萝西·奥尔森（Dorothy Olsen）。克劳利把奥尔森带回了突尼斯，在内夫塔进行了一次魔法静修，期间还写了《致人类（To Man）》，宣扬自己作为先知的身份，被赋予了将泰勒玛带给人类的使命。
在巴黎过冬后，1925年初克罗利和奥尔森回到突尼斯，克劳利随之写下了《大师之心（the Heart of the Master）》，描述了他在恍惚中经历的一种幻象。三月，奥尔森怀孕了，赫西格被叫去照顾她，她流产了，之后克劳利把奥尔森带回了法国。赫西格后来疏远了克劳利，克劳利随后谴责了她。
据克劳利所说，罗伊斯任命克劳利为他死之后的O.T.O.的领袖，但这遭到了德国O.T.O.领导人海因里希·特兰克尔（Heinrich Tränker）的质疑。特兰克尔在德国图林根州（Thuringia）召开了霍亨洛伊本会议（Hohenleuben Conference），克劳利出席了会议。会议上，卡尔·格尔默（Karl Germer）与玛莎·孔策尔（Martha Kuntzel）等知名成员支持克劳利的领导，但其他关键人物比如阿尔宾·格劳（Albin Grau）、奥斯卡·霍普福（Oskar Hopfer）和亨利·比尔文（Henri Birven）支持特兰克尔，这导致了O.T.O.内部的分裂。克劳利搬到了巴黎，1926年与奥尔森分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克劳利换了许多情人，并和他们一起尝试了性魔法。
自始至终，他的健康状况都很差，主要是由于他吸食***和***上瘾。1928年，克劳利被介绍给了年轻的英国人伊斯雷尔·瑞格德（Israel Regardie），伊斯雷尔信仰了泰勒玛，并在随后的三年里担任了克劳利的秘书。1928年，克罗利还遇到了杰拉尔德·约克（Gerald Yorke），约克开始帮助克劳利理财，但从未成为泰勒玛信徒。他还与托马斯·德里伯格（Thomas Driberg）成为朋友，但德里伯格也不接受泰勒玛。就在这个时期，克劳利还发表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理论与实践中的魔法（Magick in Theory and Practice）》，但当时很少有人关注。
1928年12月，克劳利遇见了尼加拉瓜的玛丽亚·特蕾莎·桑切斯（Maria Teresa Sanchez）。克劳利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当局不喜欢他的名声，又担心他是德国间谍。克劳利在1929年8月娶了桑切斯，因此她能在英国与克劳利会面。当时设在伦敦的曼德拉克出版社（Mandrake Press）同意发行克劳利的自传，并且是六卷本的限定版，还出版了克劳利的小说《月之子（Moonchild）》，短篇小说集《计谋（The Stratagem）》。但在克劳利的自传全部出完之前，1930年11月曼德拉克出版社就破产清算了。曼德拉克的所有者P.R.斯蒂芬森（P.R.Stephenson）同时还写了《亚雷斯塔·克劳利传奇（Legend of Aleister Crowley）》，分析了围绕他的媒体报道。
柏林与伦敦（1930-1938）
1930年4月，克劳利搬到了柏林，他把汉尼·杰加（Hanni Jaegar）作为他的魔法的搭档，但这段关系十分混乱。9月，他去葡萄牙的里斯本（Lisbon）去见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在那，他决定伪造自己的死亡，在佩索阿的帮助下，诈死于“地狱之口（Boca do Inferno，葡萄牙语的Hell's Mouth，位于葡萄牙里斯本地区的卡斯凯斯｛Cascais｝附近的海滨悬崖旁，是一个深坑）”的岩石上。然后他返回柏林，三周后在诺依曼-尼伦多夫画廊（Gallery Neumann-Nierendorf）的他自己的艺术展的开幕式上再次露面。克劳利的绘画符合德国表现主义（German Expressionism）的潮流，很少有画作卖掉，但媒体的报道大多是正面的。
1931年8月，他将伯莎·布施（Bertha Busch）作为新的情人，他们之间有暴力的关系，经常发生暴力强奸。在纽约期间，他继续与男男女女交往，还见了一些著名人物，比如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932年1月，他与共产主义者杰拉尔德·汉密尔顿（Gerald Hamilton）结为朋友并接纳他为房客。通过他，克劳利结识了柏林的极左势力中的许多人物：当时他可能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监视共产主义运动。
克劳利离开了布施，回到了伦敦，他把珀尔·布鲁克史密斯（Pearl Brooksmith）当成他的新**。在进行进一步的鼻腔手术后，他于1932年受邀在福耶尔斯文学午宴（Foyles' Literary Luncheon）上担任荣誉嘉宾，还受到哈里·普莱斯（Harry Price）的邀请，在国家心理学研究所（National Laboratory of Psychical Research）发表演讲。由于缺钱，他对那些他认为诽谤过他的人提起了一系列诉讼，其中一些诉讼成功了。因为诉讼康斯特布尔与罗宾森出版社（Constable and Co）出版了妮娜·汉姆奈（Nina Hamnett）的《可笑的躯干（Laughing Torso）》而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克劳利认为这本书诽谤了他，但最终败诉。
法院的案件加剧了克劳利的财政问题，1935年2月，他被宣布破产。在听证会上，透露说克劳利这几年花的钱是他收入的三倍。
克劳利和黛德丽·派翠西亚·多尔蒂（Deidre Patricia Doherty）建立了友谊，她提出要为克劳利生孩子，这个孩子出生于1937年5月。克劳利给这个孩子取了个绰号亚雷斯塔·阿塔图尔克（Aleister Atatürk），这孩子本名兰德尔·盖尔（Randall Gair）。克劳利继续与朋友们交往，举办咖喱派对（curry parties），为他们做特别辣的食物。1936年，他出版了六年来的第一本著作《诸神的春秋分（The Equinox of the Gods）》，其中包含了《法之书》的摹本，这本书被认为是《春秋分》期刊的第三卷，第3期。这部作品卖得很好，甚至还有第二次印刷。1937年，他在苏活区（Soho）做了一系列关于瑜伽的公开演讲。克劳利现在主要依靠加尼福利亚的阿加佩旅社（Agape Lodge）的资助过活，这个旅社是O.T.O.的财产，受火箭科学家约翰·
怀特塞德·“杰克”·帕森斯（John Whiteside "Jack" Parsons）的领导。克劳利对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很感兴趣，并受到他的朋友玛莎·孔策尔的影响，认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可能会信仰泰勒玛。当纳粹废除了德国O.T.O.，囚禁了逃往美国的格尔默后，克劳利痛斥希特勒是一个黑魔法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死亡（1939-1947）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克劳利写信给海军情报部门（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表示愿意为他服务，但他们拒绝了。他与当时英国情报界的许多人都有联系，包括丹尼斯•惠特利（Dennis Wheatley）、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与和麦克斯韦•奈特（Maxwell Knight）)。他声称自己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最先使用的“胜利V”手势的幕后推手，这一点从未得到证实。1940年，他的哮喘病（asthma）恶化，由于德国生产的药物无法获得，他又开始使用***，再次上瘾。闪电战袭击伦敦时，克劳利搬到了托基（Torquay），在那里他曾因哮喘病短暂住院，并去当地的国际象棋俱乐部消遣。在托基待烦了，他就回到伦敦。在此美国的泰勒玛信徒格雷迪·
麦克默特里（Grady McMurtry）拜访了他，克劳利将“Hymenaeus Alpha（许米乃·阿尔法，许米乃是以弗所教会中的重要人物，是基督徒，但却投向魔鬼而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的头衔赋予给他。他规定，尽管格尔默将是他的直接继任者，但格尔默死后，麦克默特里应接替成为O.T.O.的领袖。
在O.T.O.的新入者弗里达·哈里斯夫人（Lady Frieda Harris）的帮助下，克劳利计划制作一套塔罗牌，这套塔罗牌由他自己设计，由哈里斯绘制。1944年，希斯威克出版社（Chiswick Press）出版了限量版的《透特之书（The Book of Thoth）》与这套塔罗牌。为了支持战争，克劳利写了一篇关于人权的宣言《Liber Oz》，一首关于法国解放的诗歌《Le Gauloise》，还有克劳利生前最后的一本出版物——一套诗集《奥拉：六十年歌曲集（Olla: An Anthology of Sixty Years of Song）》。他的另一个作品《亚雷斯塔解释一切（Aleister Explains Everything）》在他死后以《无泪的魔法学（Magick Without Tears）》出版。
1944年4月，克劳利短暂地搬到了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阿斯顿·克林顿镇（Aston Clinton），诗人南希·库纳德（Nancy Cunard）曾在此拜访过他。之后他搬到了苏塞克斯郡（Sussex）的黑斯廷斯（Hastings），他居住在城市公寓（Netherwood boarding house）。他把一个名叫肯尼斯·格兰特（Kenneth Grant）的年轻人作为他的秘书，付给他的报酬是魔法教学，而不是工资。他还被介绍给约翰·西蒙兹（John Symonds），他被克劳利任命为遗嘱执行人，西蒙兹看不起克劳利，后来出版了他的负面传记。克劳利与魔术师阿诺德·克劳瑟（Arnold Crowther）名字类似，正是通过他结识了杰拉尔德·加德纳（Gerald Gardner），后者是将来的加德纳威卡（Gardnerian Wicca）的创始人。
他们成为了朋友，克劳利授权加德纳复兴英国衰落的O.T.O.。
另一位来访者是伊丽莎·玛丽安·巴特勒（Eliza Marian Butler），她为写《魔法师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gus）》一书采访了克劳利。其他的朋友和家人也和他在一起，包括多尔蒂和克劳利的儿子亚雷斯塔·阿塔图尔克。1947年12月1日，克劳利因慢性支气管炎并发胸膜炎和心肌变性而死于城市（Netherwood），享年72岁。他的葬礼于12月5日在布赖顿（Brighton）火葬场举行，大约有十多人参加。路易斯·威尔金森（Louis Wilkinson）阅读了诺斯替弥撒、《法之书》和《潘的赞美诗》的节选。这场葬礼引起了媒体的争议，小报将其定性为黑弥撒（Black Mass）。克劳利的骨灰被送到美国的卡尔·格尔默那里，格尔默把骨灰埋在纽泽西州（New Jersey）汉普顿（Hampton）的他的花园里。
信仰与思想
克劳利的信仰体系——泰勒玛（Thelema），被学者们描述为一种宗教。更具体地说，是一种新的宗教运动，和一种“魔法-宗教教义（magico-religious doctrine）”。它也被界定为隐秘主义与现代异教信仰的一种形式。虽然以1904年写成的《法之书》为核心文本，但在1904年之后许多年后泰勒玛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他的自传中，克劳利说他的人生目标是“将东方的智慧带到欧洲，以更纯粹的形式恢复异教（bring oriental wisdom to Europe and to restore paganism in a purer form）”，但他所说的“异教（paganism）”是什么意思并不清楚。克劳利的思想并不总是有内聚力的，受到各种各样的来源的影响，包括东方的宗教运动与实践，比如印度教瑜伽与佛教，还有科学自然主义（scientific naturalism），西方隐秘主义的各种流派，其中包括仪式魔法、炼金术、占星术、蔷薇十字（Rosicrucianism）、喀巴拉（Kabbalah）和塔罗牌。他沉迷于他从黄金黎明的赫尔墨斯结社中学到的秘传教义，但是依靠他自己的解释与策略，将黄金黎明所做的更进一步。
克劳利将来自南亚宗教传统的概念和术语，如瑜伽和密教（Tantra）融入他的泰勒玛体系之中，认为东西方的精神系统之间有着潜在的、根本的相似之处。历史学家亚历克斯·欧文（Alex Owen）指出，克劳利一生都坚持颓废主义运动的“做法（modus operandi）”。
克劳利认为，20世纪标志着人类进入了荷鲁斯时代，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将越来越多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认为，这个时代接续在奥西里斯时代（Aeon of Osiris）之后，在奥西里斯时代，基督教、伊斯兰教（Islam）和佛教（Buddhism）这样的家长式宗教统治着世界。而奥西里斯时代又是接续在伊西斯时代（Aeon of Isis）之后，伊西斯时代里，母系与女神崇拜控制着。他相信，泰勒玛是荷鲁斯时代的适合宗教，他还认为自己是这个新时代的先知。泰勒玛围绕着这样一个观点：每个人类都有自己的真实意志（True Will），他们应该去发现和追求，并且这种意志与遍及宇宙的宇宙意志（Cosmic Will）和谐共存。克劳利提到了寻找和发现个人的真实意志的过程，存在于“伟大工作（the Great Work）”的过程中，或者是获得“神圣守护天使的智慧与沟通（knowledge and conversation of the Holy Guardian Angel）”的过程中。
他最喜欢的方法是通过实践Abramelin的仪式，这是从十七世纪的魔导书（grimoire）中习得的仪式魔法仪式。尽管伦理教条“为汝所欲（Do What Thou Wilt）”被泰勒玛信徒认为是宗教的伦理法则，但宗教历史学家马可·帕西（Marco Pasi）指出，这在结构上不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tic）或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的，正如克劳利认为个人是更广泛的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
魔法学与神学体系
克劳利相信魔法的客观存在，他选择了“Magick”这个词，这是一个古老单词拼法。在他的人生中，他对这个术语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克劳利在他的《理论与实践中的魔法》一书中，把魔法定义为“使变化按意志发生的科学和艺术（the Science and Art of causing change to occur in conformity with Will）”。他还告诉他的弟子卡尔·格尔默说：“魔法是与存在于比我们更高的位面的个体进行交流。神秘主义是把我们自己提升到他们的层面（Magick is getting into communication with individuals who exist on a higher plane than ours. Mysticism is the raising of oneself to their level）。
” 克劳利将魔法视为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赋予《春秋分》的副标题就是“科学的方法；宗教的目标（The Method of Science；the Aim of Religion）”。在那本杂志中，他表达了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正面态度，并敦促魔法师详细记录他们的魔法实验，“记录越科学系统化，就越好（The more scientific the record is, the better）”。
他对魔法的理解也受到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的作品的影响，特别是认为魔法在文明进化的框架中是科学的先驱。然而，与弗雷泽不同的是，克劳利并不认为魔法是需要根除的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而是认为魔法必须适应科学的新时代。在克劳利的另一种模式中，旧的魔法系统不得不衰落（按照弗雷泽的框架），这样科学和魔法就可以合成为魔法（magick，译作魔法、魔法学，magick是指克劳利提出来的魔法，而magic则泛指一切魔法，有时也专指以前的魔法），同时接受超自然和实验方法的存在。克劳利有意采用了一种非常宽泛的magick的定义，几乎所有形式的技术都被定义为magick，他对魔法（magic）、科学（science）和技术（technology）采用了一种工具主义的解释。
性在克劳利关于魔法的观点及其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泰勒玛中甚至被描述为中心。他概述了三种形式的性魔法——自体性欲（**）、同性恋与异性恋——并认为这些行为将魔法师的意志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目标上，比如经济利益或个人创造性的成功。对于克劳利来说，性被视为一种圣礼，性液体的消耗被解释为圣餐。这通常表现为光之饼（Cakes of Light），一种含有经血，或精液和阴道液体的混合物的饼干。诺斯替弥撒是泰勒玛的核心宗教仪式。
克劳利的神学信仰并不清楚。历史学家罗纳德·赫顿（Ronald Hutton）指出，克劳利的一些著作可以用来证明他是无神论者，而一些人则支持他是多神论者的观点，其他人则支持他是神秘主义一神论者的观点。根据《法之书》中教义的基础，克劳利描述了从古埃及神话体系中借来的三位神灵：努特（Nuit）、哈迪特（Hadit）和拉-霍尔-威塔（Ra-Hoor-Khuit）。1928年，他宣称所有“真正的（true）”神灵都“源自（derived）”这三位一体。詹森·约瑟夫森-斯托姆（Jason Josephson-Storm）认为，基于十九世纪里将早期基督教信仰与异教联系起来的尝试，比如弗雷泽的《金枝》，克劳利试图综合基督教神学与新异教信仰，同时仍然批判制度的与传统的基督教。
无论是在他的一生中，还是之后，克劳利都被广泛描述为撒旦崇拜者，通常是批评者这么说。克劳利说，他不认为自己是撒旦崇拜者，也不崇拜撒旦，因为他不接受基督教的世界观，以及在这种世界观里的撒旦存在。尽管如此，他还是使用了撒旦的意象，例如他把自己描述为“大怪兽666（the Beast 666）”，并在作品中提到巴比伦的大**（Whore of Babylon）。而在晚年，他给朋友们寄去了“反圣诞贺卡（Antichristmas cards）”。在克劳利的著作中，他偶尔会把爱华斯称为撒旦，并一度把他称为“我们的上帝魔鬼（Our Lord God the Devil）”。宗教学者戈丹·久尔捷维奇（Gordan Djurdjevic）说，克劳利“绝对不是（was emphatically not）”撒旦崇拜者，“如果没有别的复杂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不认同自己是撒旦崇拜者（if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simply because he did not identify himself as such）”。
然而，克劳利却表达了反基督教的情绪，他说他恨基督教，“就像社会主义者恨肥皂一样（as Socialists hate soap）”，这种憎恨很可能来自于他在普利茅斯兄弟会中经历的。他还被指控鼓吹活人祭祀，主要原因是在《Book 4》的一段话中，“一个天真无邪、智力超群的男孩是最令人满意的牺牲者（A male child of perfect innocence and high intelligence is the most satisfactory victim）”，并补充说他每年要牺牲大约150人。这是对“射精”的一种玩笑话，他的批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反映了他们对克劳利的“无知和偏见（ignorance and prejudice）”。
“对于（克劳利）来说，魔法师的最大目标是与联系着宇宙源泉的更高的力量融合在一起，但他并没有一惯地去费太大的力气去定义这种力量。有时是神（God），有时是唯一（One），有时是女神（goddess），有时是你自己的神圣守护天使（Holy Guardian Angel）或更高的自我（higher self）。在最后的分析中，他满足于神性的本质仍然是一个谜。因此，他有时像无神论者，有时像一神论者，有时又像多神论者。”
个人生活
克劳利认为自己是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历史学家罗纳德·赫顿说，在克劳利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任性而浮夸的年轻人（a self-indulgent and flamboyant young man）”，“故意藐视和挑衅社会和宗教规范（set about a deliberate flouting and provocation of social and religious norms）”，同时由于继承的财富而免受“愤怒的公众舆论（outraged public opinion）”的伤害。赫顿还说，克劳利有一种“无法平息的欲望（unappeasable desire）”想要控制他所属的任何组织，而且有一种与那些挑战他的人进行“野蛮争吵的倾向（a tendency to quarrel savagely）”。
克劳利的传记作者马丁·布斯（Martin Booth）描述克劳利“自信、无礼、古怪、自负、高度聪明、傲慢、机智、富有，如果适合他的话，他还很残忍（self-confident, brash, eccentric, egotistic, highly intelligent, arrogant, witty, wealthy, and, when it suited him, cruel）”。同样，理查德·斯彭思（Richard Spence）指出，克劳利“在身体和情感上都有极大的虐待能力（capable of immens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ruelty）”。传记作者劳伦斯·苏廷指出，克劳利表现出“勇气、技巧、不屈不挠的精力和非凡的集中力（courage, skill, dauntless energy, and remarkable focus of will）”，与此同时他表现出“盲目的傲慢、小题大做和对自己同事能力的蔑视（blind arrogance, petty fits of bile, [and] contempt for the abilities of his fellow men）”。
泰勒玛信徒朗·米洛·杜克特（Lon Milo DuQuette）指出，克劳利“根本不完美（was by no means perfect）”，“经常疏远那些最爱他的人（often alienated those who loved him dearest）”。
政治观点
克劳利喜欢出言不逊，蔑视传统道德。约翰·西蒙兹指出，克劳利“反对他那个时代的道德和宗教价值（was in revolt against the moral and religious values of his time）”。学者马尔科·帕西（Marco Pasi）研究了克劳利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对克劳利来说，社会政治关注的是是服从形而上学和精神关注的。他既不属于政治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但或许最好将他归类为“保守派革命分子（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尽管他不隶属于德国的保守派革命运动（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 movement）。帕西描述了克劳利对纳粹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的喜爱，这些极端意识形态旨在暴力推翻社会，“克劳利喜欢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至少说让他对它们感到好奇的原因是，这两种运动的反基督教立场、革命性及社会颠覆的含义。
在它们的颠覆力量中，他看到了旧的宗教传统被消灭的可能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种空虚，而这种空虚后来会被泰勒玛填补。” 克劳利将民主形容为“低能儿和令人作呕的软弱崇拜（imbecile and nauseating cult of weakness）”，并评论说，《法之书》宣称“有主人，也有奴隶；有贵族与农奴；有独狼与狼群”。这种态度是受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影响。尽管他蔑视大多数英国贵族，但他认为自己是贵族，称自己为“博莱斯金领主（Laird Boleskine）”，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描述为“贵族共产主义（aristocratic communism）”。
种族与性别观点
克劳利是双性恋，对女性表现出性偏好，他的同性恋关系在他的生命中比较少，且集中于早期。特别是他对“异国情调的女人（exotic women）”很有吸引力，并且声称自己曾多次坠入爱河。卡钦斯基说：“当他爱的时候，他会全身心投入，但这种激情通常是短暂的。” 即使到了晚年，克劳利仍然能够吸引年轻的波希米亚女人做他的情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在同性肛交中，他通常扮演被动角色，布斯认为这“吸引了他受虐的一面”。 克劳利争辩说，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不应该压抑自己的性取向，评论说一个人“如果碰巧内心是同性恋，就不应该感到羞耻或害怕成为同性恋；他不能因为希望扭曲他本愿的公众舆论、中世纪道德或宗教偏见而试图违背自己的真实本质（must not be ashamed or afraid of being homosexual if he happens to be so at heart; he must not attempt to violate his own true nature because of public opinion, or medieval morality, or religious prejudice which would wish he were otherwise）” 。
在其他问题上，他采取了更为保守的态度，他以道德为基础反对堕胎，认为任何遵循自己真实意志（True Will）的妇女都不会希望堕胎。
传记作家劳伦斯·苏廷表示，“在克劳利的作品中，公然的偏执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次要因素”。苏廷认为，克劳利是“一个被宠坏的维多利亚时代富裕家庭的子孙，展现了典型英国人、他所属的上流阶层人士中的社会偏见里最坏的一些部分（a spoiled scion of a wealthy Victorian family who embodied many of the worst John Bull racial and social prejudices of his upper-class contemporaries）” 。他指出，克劳利“体现出翻腾在当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身上的矛盾：社会中养成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点，加之对人种肤色的深刻迷恋（embodied the contradiction that writhed within many Western intellectuals of the time: deeply held racist viewpoints courtesy of society, coupled with a fascination with people of colour）”。
克劳利用反犹的语言侮辱了他亲密的犹太朋友维克多·诺伊堡，他对犹太人群体的看法复杂。尽管他称赞他们的诗歌“崇高（sublime）”，并表示他们展现了“想象力、浪漫、忠诚、正直和人性（imagination, romance, loyalty, probity and humanity）”，但他也认为几个世纪的迫害导致一些犹太人表现出“贪婪、奴性、虚伪、狡诈等等（avarice, servility, falseness, cunning and the rest）”。他还赞扬各种民族和文化群体，例如他认为中国人比英国人表现出“精神上的优越性（spiritual superiority）”，并称赞穆斯林表现出“刚毅、直率、敏锐和自尊（manliness, straightforwardness, subtlety, and self-respect）”。
克劳利还表现出“一般的厌女症（general misogyny）”，布斯认为这是由于他和母亲关系不好。苏廷指出，克劳利“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维多利亚时代性学中隐含的观点，即女性在智力和情感上属于次等社会存在（largely accepted the notion, implicitly embodied in Victorian sexology, of women as secondary social beings in terms of intellect and sensibility）”。克劳利把妇女描述为“道德低等（moral inferiors）”，必须得到“坚定、善良和公正（firmness, kindness and justice）”的对待。
对后世的影响
无论是在神秘主义者和流行文化中，克劳利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特别是在英国，当然也在世界其他地方。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将克劳利列入英国最伟大的100人中第七十三位。理查德·卡文迪什（Richard Cavendish）曾这样描述他：“在天赋、敏锐的智慧和决心方面，亚雷斯塔·克劳利是17世纪以来最精通的魔法师。”隐秘主义学者埃吉尔·阿斯普林（Egil Asprem）称他是“现代神秘主义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隐秘主义学者沃特·汉尼格夫（Wouter Hanegraaff）断言克劳利是“神秘主义的黑暗面”的极端表现，还说他是“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神秘主义魔法师”。 哲学家约翰·摩尔（John Moore）认为，与乔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P.D.乌斯宾斯基（P.D. Ouspensky）、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或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等其他杰出的神秘主义人物相比，克劳利作为一名“现代大师（Modern Master）”脱颖而出。他还将克劳利描述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浮士德（Faustian Man）》的“活生生的化身（living embodiment）”。传记作家托拜厄斯·丘顿认为克劳利是“意识研究的先驱（a pioneer of consciousness research）”。
赫顿指出，克劳利在现代西方对东方精神传统的反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苏廷认为他对西方的瑜伽研究做出了“明显的原创贡献（distinctly original contributions）”。
克劳利死后，泰勒玛继续发展和传播。1969年，O.T.O.在格雷迪·路易斯·麦克默特里的领导下在加利福尼亚州重新崛起。1985年，O.T.O.对自己名称的权利在法庭上遭到了竞争对手团体东方圣殿教协会（Society Ordo Templi Templi Orientis）的挑战，但成功保住了名字，该协会由巴西泰勒玛信徒，马塞洛·拉莫斯·莫塔（Thelemite Marcelo Ramos Motta）领导。另一位美国泰勒玛信徒，影视制片人肯尼斯·安格尔（Kenneth Anger），他从小就受到克劳利作品的影响。在英国，肯尼斯·格兰特通过他的组织“Typhonian O.T.O.”，传播一种名为Typhonian Thelema的传统，后来该组织改名为Typhonian Order。同样在英国，一位称为阿玛多·
克劳利（Amado Crowley）的神秘学者声称是克劳利的儿子，这已经被学术调查驳倒。阿玛多争辩说，现在被传播的泰勒玛是克劳利为了隐藏他真正的秘传教导而创造的一个虚假宗教。
除了泰勒玛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西方神秘学传统也受到克劳利的影响。久尔捷维奇观察到“克劳利对20世纪和当代隐秘主义的影响是如此巨大”。杰拉尔德·加德纳（Gerald Gardner），Gardnerian Wicca的创始人，在创作Gardnerian的仪式礼拜时利用了许多克劳利发表的材料。澳大利亚女巫罗莎琳·诺顿（Rosaleen Norton）也深受克劳利思想的影响。更宽泛地说，克劳利成为了现代异教圈子中的“领导人物（a dominant figure）”。山达基的美国创始人，L.罗恩·哈伯德（L.Ron Hubbard），和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一起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加入了泰勒玛。有人认为克劳利的思想影响了哈伯德的一些作品。
宗教学者Asbjørn Dyrendel、詹姆斯·R.路易斯（James R. Lewis）与杰斯珀·彼得森（Jesper Petersen）指出，尽管克劳利不是撒旦崇拜者，但是他在多方面体现了前撒旦崇拜对撒旦的隐秘主义描述，他的生活方式与哲学甚至都贯穿了撒旦崇拜，他的“形象和应该（image and ought）”成为对后来发展的宗教的撒旦崇拜的重要影响。例如，撒旦崇拜宗教的两位重要人物，安东·拉维（Anton LaVey）和迈克尔·阿基诺（Michael Aquino）均受到克劳利作品的影响。
克劳利在英国流行文化中也有更广泛的影响。当他在切法卢的日子使他引起了英国民众的注意之后，各种“文学里的克劳利”就出现了，即虚构作品里以他为原型的角色。最早的一个就是约翰·巴肯在1926年的小说《舞池（The Dancing Floor）》中的角色，诗人雪莱·阿拉宾（Shelley Arabin）。作家丹尼斯·惠特利（Dennis Wheatley）在他的小说《度过魔鬼（The Devil Rides Out）》中，把克劳利作为达米恩·莫卡塔（Damien Morcata）这个角色的部分原型，他是一个从事黑魔法的被免去牧师神职的秃头胖子。神秘主义者迪翁·福蒂纳（Dion Fortune），以克劳利为基础，她创作了1926年的《塔弗纳博士的秘密（The Secrets of Doctor Taverner）》和1935年的《长翅膀的公牛（The wings Bull）》中的人物。
克劳利被作为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的专辑《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1967）》的封面艺术人物之一，他的座右铭“为汝所欲”被刻在齐柏林飞船乐队（Led Zeppelin）的专辑《齐柏林飞艇III（Led Zeppelin III，1970）》的黑胶唱片上。
齐柏林飞船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吉米·佩奇（Jimmy Page）于1971年收购了博莱斯金，乐队的电影《歌声依旧（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的一部分就是在这里拍摄的。1992年他卖掉了它。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歌曲《流沙（Quicksand，1971）》的歌词中提到了克劳利。而奥兹·奥斯本（Ozzy Osbourne）和他的作词家鲍勃·戴斯利（Bob Daisley）则在1980年创作了一首名为《克劳利先生（Mr Crowley）》的歌曲。
克劳利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他至今被许多人视为灵感的源泉，寻求精神上的启迪和/或魔法实践中的指导。因此，虽然在他的一生中，他的书几乎没有卖出去，他的门徒也从来没有很多。但是现在，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在不断地印刷出来，全世界有上千人把自己定义为泰勒玛信徒（即克劳利的新宗教的追随者）。此外，克劳利的影响超越魔法，流向新的宗教运动，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深远和广泛。例如，如果对克劳利的学说和思想没有扎实的了解，就很难理解盎格鲁-撒克逊新异教（Anglo-Saxon neo-paganism）和当代撒旦崇拜的某些方面。在其他领域，比如诗歌、登山技术和绘画，他可能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必须承认，在神秘主义的有限背景下，他发挥了而且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1912年初，克劳利出版了一本神秘主义的作品《谎言之书（Book of Lies）》，传记作家劳伦斯·苏廷（Lawrence Sutin）将其描述为“他将诗人、学者和魔法师的才华融合在一起的最大成就”。 德国神秘学家西奥多·罗伊斯（Theodor Reuss）后来指责他在书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神秘学组织——东方圣殿教团（the Ordo Templi Orientis，O.T.O.）。克劳利说服了罗伊斯，两人的相似之处纯属巧合，于是他们成为了朋友。罗伊斯任命克劳利为O.T.O的英国分部的负责人——Mysteria Mystica Maxima（MMM）。在柏林的一场仪式中，克劳利接受了“巴风特（Baphomet）”这个魔法名，并被公布为“X°至高君主（X°Supreme Rex）与领导爱尔兰、爱奥那岛与所有不列颠人的至高大团长（Sovereign Grand Master General of Ireland, Iona, and all the Britons）”。
在罗伊斯的许可下，克劳利开始着手宣传MMM，并重写了许多O.T.O.的仪式，当时这些仪式大多基于共济会，但他将泰勒玛的元素并入其中在这个组织内是有争议的。沉迷于O.T.O对性魔法的强调，克劳利设计了一个以sodomy为基础的魔法，并将其纳入了O.T.O.成员升入第十一位阶时的教学大纲。
1913年3月，在伦敦的老蒂沃利剧院（Old Tivoli theatre）演出的《衣衫褴褛的滑稽女孩们（The Ragged Ragtime Girls）》是由沃德尔指导的女性小提琴演奏家小组进行演出，克劳利担任了她们的制作人。随后她们在莫斯科表演了六个星期，在那里克劳利与匈牙利的安妮·林格勒（Anny Ringler）有一段SM的关系。在莫斯科，克劳利继续写剧本和诗歌，包括《潘的赞美诗（Hymn to Pan）》和诺斯替弥撒（Gnostic Mass），这个泰勒玛的仪式成为O.T.O.礼拜仪式的关键组成部分。丘尔顿暗示说，克劳利是奉英国情报机关的命令到莫斯科去的，目的是侦察该市的革命分子。1914年1月，克劳利和诺伊堡在巴黎的一间公寓安顿下来。在那里，克劳利被卷入了围绕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为奥斯卡·
王尔德（Oscar Wilde）建造的新纪念碑的争议。
克罗利和诺伊堡一起执行了为期六周的“巴黎工作（Paris Working）”，这是一个涉及大量使用毒品的激烈仪式，在其中召唤了墨丘利（Mercury）与朱庇特（Jupiter）。作为仪式的一部分，这两人一起实践了性魔法，有时会有记者瓦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的加入。受到工作成果的启发，克劳利写了一本关于性魔法的专著《Liber Agapé》。在那之后，诺伊堡开始疏远克劳利，导致一次争吵中克劳利诅咒了他。
美国时期（1914-1919）
到1914年之前，克劳利过着勉强维持的生活，他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A∴A∴的捐赠与O.T.O.的会费。1914年5月，由于经济原因，他将博莱斯金住宅的所有权转让给了MMM。7月，他去了瑞士阿尔卑斯山登山。在此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从静脉炎（phlebitis）的发作中恢复后，1914年10月他乘坐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RMS Lusitania）前往美国。到达纽约后，他搬进了一家旅馆，开始为美国版的《名利场（Vanity Fair）》撰稿挣钱，并为著名的占星家伊万杰琳·亚当斯（Evangeline Adams）做自由职业者。在这座城市里，他继续通过masturbation、whore与土耳其澡堂的男性顾客来实践性魔法，所有这些遭遇都被记录在他的日记中。
克劳利公开表示有爱尔兰血统，支持爱尔兰脱离英国独立，开始支持德国对英国的战争，他参与了纽约的亲德运动（pro-German movement）。1915年1月，德国间谍乔治·西尔维斯特·菲雷克（George Sylvester Viereck）聘请他为宣传报纸《祖国（The Fatherland）》撰稿，该报纸致力于让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保持中立。在后来的几年里，批评者为此谴责克劳利是英国的叛徒。实际上，克劳利是一个双重间谍，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渗透并破坏德国在纽约的行动。他在《祖国》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夸张的，例如把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比作耶稣基督。
1915年7月，他策划了一场由《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的作秀，在自由女神像前宣布爱尔兰独立。真正的意图是让德国的游说团体在美国公众眼中显得可笑。有人认为，他鼓励德国海军摧毁卢西塔尼亚号，是要告诉他们这将确保美国不参与战争，而实际上，他希望美国能站在英国一边参战。
克劳利与珍妮·罗伯特·福斯特（Jeanne Robert Foster）建立了关系，两人一起游览了西海岸（West Coast）。在温哥华的 O.T.O.北美总部，他与查尔斯·斯坦斯菲尔德·琼斯（Charles Stansfeld Jones）和威尔弗雷德·托尔伯特·史密斯（Wilfred Talbot Smith）会面，讨论美洲大陆的泰勒玛的传播问题。在底特律，他在帕克-戴维斯（Parke-Davis）试验了岩牡丹（anhalonium），然后去了西雅图、旧金山、圣克鲁斯、洛杉矶、圣地亚哥、提华纳（Tijuana）和大峡谷（Grand Canyon），然后返回纽约。在那里，他与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和他的妻子艾丽丝·理查森（Alice Richardson）成为朋友。
1916年4月，克劳利和理查森实践了性魔法，之后她怀孕，然后流产。同年晚些时候，他在“魔法的静修（magical retirement）”，住进了伊万杰琳·亚当斯所拥有的帕斯夸尼湖（Lake Pasquaney）附近的一间小屋。在那里，他大量使用毒品，并举行了一场仪式，之后他宣称自己是“特里昂大师（Master Therion）”。他还根据J.G.弗雷泽（J.G.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写了几篇短篇小说，根据萧伯纳（Bernard Shaw）的《福音书（The Gospel）》写了一篇文学评论。
12月，他搬到了他最喜欢的美国城市新奥尔良。直到1917年2月，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泰特斯维尔（Titusville）与福音派基督徒亲戚住在一起。回到纽约，在得知这位的母亲死后，5月他搬进了艺术家和A∴A∴成员的里昂·恩格斯·肯尼迪（Leon Engers Kennedy）的家里。
《祖国》倒闭之后，克劳利继续与菲雷克交往，菲雷克任命他为艺术杂志《国际（The International）》的特约编辑。克劳利用它来宣传泰勒玛，但很快它就停刊了。后来，他搬到了小罗迪（Roddie Minor）的工作室小公寓，小罗迪成了他的伙伴和**（Scarlet Woman）。通过克劳利称其为“Amalantrah的工作（The Amalantrah Workings）”的仪式，他相信他们被一个名为拉姆（Lam）的超自然存在接触了。两人的关系之后很快就结束了。
1918年，克劳利在哈德逊河（Hudson River）上的伊索普斯岛（Esopus Island）的荒野中，进行了一次魔法静修。在这里，他开始翻译《道德经（Tao Te Ching）》，在河边的悬崖上画上泰勒玛的口号。后来他声称，他经历了过去的生活记忆，包括葛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卡里奥斯特罗（Alessandro Cagliostro）与伊莱·李维（Eliphas Levi）。回到纽约后，他搬到了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在那里他让莉娅·赫西格（Leah Hirsig）为情人，她是下一个**（Scarlet Woman）。他把绘画作为业余爱好，在格林尼治村自由俱乐部（Liberal Club）展出自己的作品，并吸引了《纽约世界晚报（New York Evening World）》的注意。
在同情的共济会的财政援助下，克劳利恢复了《春秋分》，并发行了第三卷（volume III），是为《蓝色春秋分（The Blue Equinox）》。1919年年中，他在蒙托克（Montauk）度过了一次登山假期，12月返回伦敦。
泰勒玛大修道院（1920-1923）
如今克劳利穷困潦倒，回到伦敦后，他受到小报《约翰·布尔（John Bull）》的攻击，因为他为德国战争的努力而被打上叛国不忠的“人渣（scum）”的标签。几个朋友知道他的情报工作，催促他起诉，但他决定不起诉。患哮喘时，医生给他开了***，他很快就上瘾了。
1920年1月，他搬到了巴黎，与莉娅·赫西格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租了一套房子。不久，妮内特·沙姆威（Ninette Shumway）加入了这个三角家庭（ménage à trois），随后莉娅新生的女儿安妮·“普皮”·莉娅（Anne "Poupée" Leah）也加入了这个生活。克劳利想建立一个由泰勒玛信徒组成的社区，克劳利以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的讽刺作品《卡冈都亚和庞大古埃（Gargantua and Pantagruel）》中的阿贝耶·德·特莱姆（Abbaye de Thelema），命名为“泰勒玛大修道院（Abbey of Thelema）”。在咨询了《易经（I Ching）》之后，他选择了切法卢（Cefalu，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
到达那里后，于4月2日开始租用老旧的圣巴巴拉别墅（Villa Santa Barbara）作为他的修道院。
和赫西格，还有他们的孩子汉斯（Hansi）、霍华德（Howard）与普皮（Poupée）一起搬到了这个社区，克劳利形容这个情景就是“完美的快乐……天堂般的想法（perfectly happy ... my idea of heaven）”。他们穿着长袍，在白天固定的时间向太阳神拉（Ra）举行仪式，偶尔也会举行诺斯替弥撒，当天剩下的时间里，他们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做事。根据大量的通信信函，可以知道克劳利继续作画，为《法之书》写了一篇评论，并修订了《Book 4》的第三部分。他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种放纵的教育，允许他们整天玩耍，见证性魔法的实践。他偶尔会去巴勒莫（Palermo，西西里首府）去找男妓，购买包括毒品在内的生活用品。他的***瘾开始控制他的生活，***开始侵蚀他的鼻腔。这里没有清洁值日，野狗和野猫在大楼里游荡，很快就变得不卫生。
普皮于1920年10月去世，妮内特随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阿施塔特·露露·潘西雅（Astarte Lulu Panthea）。
一些新的追随者继续来到大修道院，接受克劳利的教导。其中有电影明星简·沃尔夫（Jane Wolfe）,她于1920年7月抵达，她由此进入A∴A∴，成为克劳利的秘书。另一位是塞西尔·弗雷德里克·拉塞尔（Cecil Frederick Russell），他经常和克劳利争论，不喜欢他被要求做的同性性魔法，一年后就离开了。澳大利亚泰勒玛信徒弗兰克·贝内特（Frank Bennett）则更有益，他也在修道院待了几个月。1922年2月，克劳利回到巴黎，试图戒除他的***瘾，但没有成功。随后他前往伦敦寻找资金，在杂志《英国评论（The English Review）》上发表文章，批评1920年的《危险毒品法》（Dangerous Drugs Act 1920），并在7月份完成了一部小说《一个毒鬼的日记（Diary of a Drug Fiend）》。
发表后，评论褒贬不一，《周日快报（Sunday Express）》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该报呼吁焚烧此书，并利用其影响力阻止该书再版。
随后，一个年轻的泰勒玛信徒，名叫拉乌尔·洛夫迪（Raoul Loveday）和他的妻子贝蒂·梅（Betty May）搬到了大修道院。当洛夫迪被献给克劳利时，梅开始厌恶克劳利和在社区的生活。她后来说，洛夫迪被要求喝一只牺牲的猫的血，还有每次他们使用“我（I）”这个代词时，都要用剃刀割伤自己。洛夫迪喝了当地一条被污染的小溪的水，不久就患上了肝脏感染，并于1923年2月去世。回到伦敦后，梅向媒体讲述了她的故事。《约翰·布尔》宣称克劳利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the wickedest man in the world）”与“我们愿意绞死的人（a man we'd like to hang）”。尽管克劳利认为他们对他的许多指控都是诽谤，但他无力支付起诉他们的法律费用。因此，《约翰·布尔》继续进行攻击，其故事在欧洲和北美的报纸上不断被报道。
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府得知克劳利的活动后，1923年4月他被驱逐出境，被迫离开意大利。没有他，修道院就关闭了。
晚年生活
突尼斯，巴黎与伦敦（1923-1929）
克劳利和赫西格去了突尼斯，在那由于持续的健康状况不佳，他再次尝试放弃***，但没有成功。他开始写他所谓的“圣徒自传（autohagiography，auto hagiography的合成词，意思是“自封为圣徒的人的自传，理想化或自我吹嘘的自传”）”——《亚雷斯塔·克劳利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s of Aleister Crowley）》。在突尼斯，有一位名为诺曼·马德（Norman Mudd）的泰勒玛信徒加入了他们，这人是后来克劳利的公共关系顾问。克劳利雇佣了当地的男孩穆罕默德·本·卜拉欣（Mohammad ben Brahim）做他的仆人，和他一起回到内夫塔（Nefta），在那里他们一起实践了性魔法。
1924年1月，克劳利前往法国尼斯（Nice），在那里他会见了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做了一系列鼻腔手术，参观了人类和谐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并对其创始人乔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持肯定态度。穷困潦倒时，克劳利收下了一位富裕的学生亚历山大·祖·佐拉（Alexander Zu Zolar），后来又结识了另一位美国追随者多萝西·奥尔森（Dorothy Olsen）。克劳利把奥尔森带回了突尼斯，在内夫塔进行了一次魔法静修，期间还写了《致人类（To Man）》，宣扬自己作为先知的身份，被赋予了将泰勒玛带给人类的使命。
在巴黎过冬后，1925年初克罗利和奥尔森回到突尼斯，克劳利随之写下了《大师之心（the Heart of the Master）》，描述了他在恍惚中经历的一种幻象。三月，奥尔森怀孕了，赫西格被叫去照顾她，她流产了，之后克劳利把奥尔森带回了法国。赫西格后来疏远了克劳利，克劳利随后谴责了她。
据克劳利所说，罗伊斯任命克劳利为他死之后的O.T.O.的领袖，但这遭到了德国O.T.O.领导人海因里希·特兰克尔（Heinrich Tränker）的质疑。特兰克尔在德国图林根州（Thuringia）召开了霍亨洛伊本会议（Hohenleuben Conference），克劳利出席了会议。会议上，卡尔·格尔默（Karl Germer）与玛莎·孔策尔（Martha Kuntzel）等知名成员支持克劳利的领导，但其他关键人物比如阿尔宾·格劳（Albin Grau）、奥斯卡·霍普福（Oskar Hopfer）和亨利·比尔文（Henri Birven）支持特兰克尔，这导致了O.T.O.内部的分裂。克劳利搬到了巴黎，1926年与奥尔森分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克劳利换了许多情人，并和他们一起尝试了性魔法。
自始至终，他的健康状况都很差，主要是由于他吸食***和***上瘾。1928年，克劳利被介绍给了年轻的英国人伊斯雷尔·瑞格德（Israel Regardie），伊斯雷尔信仰了泰勒玛，并在随后的三年里担任了克劳利的秘书。1928年，克罗利还遇到了杰拉尔德·约克（Gerald Yorke），约克开始帮助克劳利理财，但从未成为泰勒玛信徒。他还与托马斯·德里伯格（Thomas Driberg）成为朋友，但德里伯格也不接受泰勒玛。就在这个时期，克劳利还发表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理论与实践中的魔法（Magick in Theory and Practice）》，但当时很少有人关注。
1928年12月，克劳利遇见了尼加拉瓜的玛丽亚·特蕾莎·桑切斯（Maria Teresa Sanchez）。克劳利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当局不喜欢他的名声，又担心他是德国间谍。克劳利在1929年8月娶了桑切斯，因此她能在英国与克劳利会面。当时设在伦敦的曼德拉克出版社（Mandrake Press）同意发行克劳利的自传，并且是六卷本的限定版，还出版了克劳利的小说《月之子（Moonchild）》，短篇小说集《计谋（The Stratagem）》。但在克劳利的自传全部出完之前，1930年11月曼德拉克出版社就破产清算了。曼德拉克的所有者P.R.斯蒂芬森（P.R.Stephenson）同时还写了《亚雷斯塔·克劳利传奇（Legend of Aleister Crowley）》，分析了围绕他的媒体报道。
柏林与伦敦（1930-1938）
1930年4月，克劳利搬到了柏林，他把汉尼·杰加（Hanni Jaegar）作为他的魔法的搭档，但这段关系十分混乱。9月，他去葡萄牙的里斯本（Lisbon）去见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在那，他决定伪造自己的死亡，在佩索阿的帮助下，诈死于“地狱之口（Boca do Inferno，葡萄牙语的Hell's Mouth，位于葡萄牙里斯本地区的卡斯凯斯｛Cascais｝附近的海滨悬崖旁，是一个深坑）”的岩石上。然后他返回柏林，三周后在诺依曼-尼伦多夫画廊（Gallery Neumann-Nierendorf）的他自己的艺术展的开幕式上再次露面。克劳利的绘画符合德国表现主义（German Expressionism）的潮流，很少有画作卖掉，但媒体的报道大多是正面的。
1931年8月，他将伯莎·布施（Bertha Busch）作为新的情人，他们之间有暴力的关系，经常发生暴力强奸。在纽约期间，他继续与男男女女交往，还见了一些著名人物，比如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932年1月，他与共产主义者杰拉尔德·汉密尔顿（Gerald Hamilton）结为朋友并接纳他为房客。通过他，克劳利结识了柏林的极左势力中的许多人物：当时他可能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监视共产主义运动。
克劳利离开了布施，回到了伦敦，他把珀尔·布鲁克史密斯（Pearl Brooksmith）当成他的新**。在进行进一步的鼻腔手术后，他于1932年受邀在福耶尔斯文学午宴（Foyles' Literary Luncheon）上担任荣誉嘉宾，还受到哈里·普莱斯（Harry Price）的邀请，在国家心理学研究所（National Laboratory of Psychical Research）发表演讲。由于缺钱，他对那些他认为诽谤过他的人提起了一系列诉讼，其中一些诉讼成功了。因为诉讼康斯特布尔与罗宾森出版社（Constable and Co）出版了妮娜·汉姆奈（Nina Hamnett）的《可笑的躯干（Laughing Torso）》而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克劳利认为这本书诽谤了他，但最终败诉。
法院的案件加剧了克劳利的财政问题，1935年2月，他被宣布破产。在听证会上，透露说克劳利这几年花的钱是他收入的三倍。
克劳利和黛德丽·派翠西亚·多尔蒂（Deidre Patricia Doherty）建立了友谊，她提出要为克劳利生孩子，这个孩子出生于1937年5月。克劳利给这个孩子取了个绰号亚雷斯塔·阿塔图尔克（Aleister Atatürk），这孩子本名兰德尔·盖尔（Randall Gair）。克劳利继续与朋友们交往，举办咖喱派对（curry parties），为他们做特别辣的食物。1936年，他出版了六年来的第一本著作《诸神的春秋分（The Equinox of the Gods）》，其中包含了《法之书》的摹本，这本书被认为是《春秋分》期刊的第三卷，第3期。这部作品卖得很好，甚至还有第二次印刷。1937年，他在苏活区（Soho）做了一系列关于瑜伽的公开演讲。克劳利现在主要依靠加尼福利亚的阿加佩旅社（Agape Lodge）的资助过活，这个旅社是O.T.O.的财产，受火箭科学家约翰·
怀特塞德·“杰克”·帕森斯（John Whiteside "Jack" Parsons）的领导。克劳利对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很感兴趣，并受到他的朋友玛莎·孔策尔的影响，认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可能会信仰泰勒玛。当纳粹废除了德国O.T.O.，囚禁了逃往美国的格尔默后，克劳利痛斥希特勒是一个黑魔法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死亡（1939-1947）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克劳利写信给海军情报部门（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表示愿意为他服务，但他们拒绝了。他与当时英国情报界的许多人都有联系，包括丹尼斯•惠特利（Dennis Wheatley）、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与和麦克斯韦•奈特（Maxwell Knight）)。他声称自己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最先使用的“胜利V”手势的幕后推手，这一点从未得到证实。1940年，他的哮喘病（asthma）恶化，由于德国生产的药物无法获得，他又开始使用***，再次上瘾。闪电战袭击伦敦时，克劳利搬到了托基（Torquay），在那里他曾因哮喘病短暂住院，并去当地的国际象棋俱乐部消遣。在托基待烦了，他就回到伦敦。在此美国的泰勒玛信徒格雷迪·
麦克默特里（Grady McMurtry）拜访了他，克劳利将“Hymenaeus Alpha（许米乃·阿尔法，许米乃是以弗所教会中的重要人物，是基督徒，但却投向魔鬼而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的头衔赋予给他。他规定，尽管格尔默将是他的直接继任者，但格尔默死后，麦克默特里应接替成为O.T.O.的领袖。
在O.T.O.的新入者弗里达·哈里斯夫人（Lady Frieda Harris）的帮助下，克劳利计划制作一套塔罗牌，这套塔罗牌由他自己设计，由哈里斯绘制。1944年，希斯威克出版社（Chiswick Press）出版了限量版的《透特之书（The Book of Thoth）》与这套塔罗牌。为了支持战争，克劳利写了一篇关于人权的宣言《Liber Oz》，一首关于法国解放的诗歌《Le Gauloise》，还有克劳利生前最后的一本出版物——一套诗集《奥拉：六十年歌曲集（Olla: An Anthology of Sixty Years of Song）》。他的另一个作品《亚雷斯塔解释一切（Aleister Explains Everything）》在他死后以《无泪的魔法学（Magick Without Tears）》出版。
1944年4月，克劳利短暂地搬到了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阿斯顿·克林顿镇（Aston Clinton），诗人南希·库纳德（Nancy Cunard）曾在此拜访过他。之后他搬到了苏塞克斯郡（Sussex）的黑斯廷斯（Hastings），他居住在城市公寓（Netherwood boarding house）。他把一个名叫肯尼斯·格兰特（Kenneth Grant）的年轻人作为他的秘书，付给他的报酬是魔法教学，而不是工资。他还被介绍给约翰·西蒙兹（John Symonds），他被克劳利任命为遗嘱执行人，西蒙兹看不起克劳利，后来出版了他的负面传记。克劳利与魔术师阿诺德·克劳瑟（Arnold Crowther）名字类似，正是通过他结识了杰拉尔德·加德纳（Gerald Gardner），后者是将来的加德纳威卡（Gardnerian Wicca）的创始人。
他们成为了朋友，克劳利授权加德纳复兴英国衰落的O.T.O.。
另一位来访者是伊丽莎·玛丽安·巴特勒（Eliza Marian Butler），她为写《魔法师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gus）》一书采访了克劳利。其他的朋友和家人也和他在一起，包括多尔蒂和克劳利的儿子亚雷斯塔·阿塔图尔克。1947年12月1日，克劳利因慢性支气管炎并发胸膜炎和心肌变性而死于城市（Netherwood），享年72岁。他的葬礼于12月5日在布赖顿（Brighton）火葬场举行，大约有十多人参加。路易斯·威尔金森（Louis Wilkinson）阅读了诺斯替弥撒、《法之书》和《潘的赞美诗》的节选。这场葬礼引起了媒体的争议，小报将其定性为黑弥撒（Black Mass）。克劳利的骨灰被送到美国的卡尔·格尔默那里，格尔默把骨灰埋在纽泽西州（New Jersey）汉普顿（Hampton）的他的花园里。
信仰与思想
克劳利的信仰体系——泰勒玛（Thelema），被学者们描述为一种宗教。更具体地说，是一种新的宗教运动，和一种“魔法-宗教教义（magico-religious doctrine）”。它也被界定为隐秘主义与现代异教信仰的一种形式。虽然以1904年写成的《法之书》为核心文本，但在1904年之后许多年后泰勒玛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他的自传中，克劳利说他的人生目标是“将东方的智慧带到欧洲，以更纯粹的形式恢复异教（bring oriental wisdom to Europe and to restore paganism in a purer form）”，但他所说的“异教（paganism）”是什么意思并不清楚。克劳利的思想并不总是有内聚力的，受到各种各样的来源的影响，包括东方的宗教运动与实践，比如印度教瑜伽与佛教，还有科学自然主义（scientific naturalism），西方隐秘主义的各种流派，其中包括仪式魔法、炼金术、占星术、蔷薇十字（Rosicrucianism）、喀巴拉（Kabbalah）和塔罗牌。他沉迷于他从黄金黎明的赫尔墨斯结社中学到的秘传教义，但是依靠他自己的解释与策略，将黄金黎明所做的更进一步。
克劳利将来自南亚宗教传统的概念和术语，如瑜伽和密教（Tantra）融入他的泰勒玛体系之中，认为东西方的精神系统之间有着潜在的、根本的相似之处。历史学家亚历克斯·欧文（Alex Owen）指出，克劳利一生都坚持颓废主义运动的“做法（modus operandi）”。
克劳利认为，20世纪标志着人类进入了荷鲁斯时代，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将越来越多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认为，这个时代接续在奥西里斯时代（Aeon of Osiris）之后，在奥西里斯时代，基督教、伊斯兰教（Islam）和佛教（Buddhism）这样的家长式宗教统治着世界。而奥西里斯时代又是接续在伊西斯时代（Aeon of Isis）之后，伊西斯时代里，母系与女神崇拜控制着。他相信，泰勒玛是荷鲁斯时代的适合宗教，他还认为自己是这个新时代的先知。泰勒玛围绕着这样一个观点：每个人类都有自己的真实意志（True Will），他们应该去发现和追求，并且这种意志与遍及宇宙的宇宙意志（Cosmic Will）和谐共存。克劳利提到了寻找和发现个人的真实意志的过程，存在于“伟大工作（the Great Work）”的过程中，或者是获得“神圣守护天使的智慧与沟通（knowledge and conversation of the Holy Guardian Angel）”的过程中。
他最喜欢的方法是通过实践Abramelin的仪式，这是从十七世纪的魔导书（grimoire）中习得的仪式魔法仪式。尽管伦理教条“为汝所欲（Do What Thou Wilt）”被泰勒玛信徒认为是宗教的伦理法则，但宗教历史学家马可·帕西（Marco Pasi）指出，这在结构上不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tic）或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的，正如克劳利认为个人是更广泛的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
魔法学与神学体系
克劳利相信魔法的客观存在，他选择了“Magick”这个词，这是一个古老单词拼法。在他的人生中，他对这个术语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克劳利在他的《理论与实践中的魔法》一书中，把魔法定义为“使变化按意志发生的科学和艺术（the Science and Art of causing change to occur in conformity with Will）”。他还告诉他的弟子卡尔·格尔默说：“魔法是与存在于比我们更高的位面的个体进行交流。神秘主义是把我们自己提升到他们的层面（Magick is getting into communication with individuals who exist on a higher plane than ours. Mysticism is the raising of oneself to their level）。
” 克劳利将魔法视为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赋予《春秋分》的副标题就是“科学的方法；宗教的目标（The Method of Science；the Aim of Religion）”。在那本杂志中，他表达了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正面态度，并敦促魔法师详细记录他们的魔法实验，“记录越科学系统化，就越好（The more scientific the record is, the better）”。
他对魔法的理解也受到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的作品的影响，特别是认为魔法在文明进化的框架中是科学的先驱。然而，与弗雷泽不同的是，克劳利并不认为魔法是需要根除的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而是认为魔法必须适应科学的新时代。在克劳利的另一种模式中，旧的魔法系统不得不衰落（按照弗雷泽的框架），这样科学和魔法就可以合成为魔法（magick，译作魔法、魔法学，magick是指克劳利提出来的魔法，而magic则泛指一切魔法，有时也专指以前的魔法），同时接受超自然和实验方法的存在。克劳利有意采用了一种非常宽泛的magick的定义，几乎所有形式的技术都被定义为magick，他对魔法（magic）、科学（science）和技术（technology）采用了一种工具主义的解释。
性在克劳利关于魔法的观点及其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泰勒玛中甚至被描述为中心。他概述了三种形式的性魔法——自体性欲（**）、同性恋与异性恋——并认为这些行为将魔法师的意志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目标上，比如经济利益或个人创造性的成功。对于克劳利来说，性被视为一种圣礼，性液体的消耗被解释为圣餐。这通常表现为光之饼（Cakes of Light），一种含有经血，或精液和阴道液体的混合物的饼干。诺斯替弥撒是泰勒玛的核心宗教仪式。
克劳利的神学信仰并不清楚。历史学家罗纳德·赫顿（Ronald Hutton）指出，克劳利的一些著作可以用来证明他是无神论者，而一些人则支持他是多神论者的观点，其他人则支持他是神秘主义一神论者的观点。根据《法之书》中教义的基础，克劳利描述了从古埃及神话体系中借来的三位神灵：努特（Nuit）、哈迪特（Hadit）和拉-霍尔-威塔（Ra-Hoor-Khuit）。1928年，他宣称所有“真正的（true）”神灵都“源自（derived）”这三位一体。詹森·约瑟夫森-斯托姆（Jason Josephson-Storm）认为，基于十九世纪里将早期基督教信仰与异教联系起来的尝试，比如弗雷泽的《金枝》，克劳利试图综合基督教神学与新异教信仰，同时仍然批判制度的与传统的基督教。
无论是在他的一生中，还是之后，克劳利都被广泛描述为撒旦崇拜者，通常是批评者这么说。克劳利说，他不认为自己是撒旦崇拜者，也不崇拜撒旦，因为他不接受基督教的世界观，以及在这种世界观里的撒旦存在。尽管如此，他还是使用了撒旦的意象，例如他把自己描述为“大怪兽666（the Beast 666）”，并在作品中提到巴比伦的大**（Whore of Babylon）。而在晚年，他给朋友们寄去了“反圣诞贺卡（Antichristmas cards）”。在克劳利的著作中，他偶尔会把爱华斯称为撒旦，并一度把他称为“我们的上帝魔鬼（Our Lord God the Devil）”。宗教学者戈丹·久尔捷维奇（Gordan Djurdjevic）说，克劳利“绝对不是（was emphatically not）”撒旦崇拜者，“如果没有别的复杂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不认同自己是撒旦崇拜者（if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simply because he did not identify himself as such）”。
然而，克劳利却表达了反基督教的情绪，他说他恨基督教，“就像社会主义者恨肥皂一样（as Socialists hate soap）”，这种憎恨很可能来自于他在普利茅斯兄弟会中经历的。他还被指控鼓吹活人祭祀，主要原因是在《Book 4》的一段话中，“一个天真无邪、智力超群的男孩是最令人满意的牺牲者（A male child of perfect innocence and high intelligence is the most satisfactory victim）”，并补充说他每年要牺牲大约150人。这是对“射精”的一种玩笑话，他的批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反映了他们对克劳利的“无知和偏见（ignorance and prejudice）”。
“对于（克劳利）来说，魔法师的最大目标是与联系着宇宙源泉的更高的力量融合在一起，但他并没有一惯地去费太大的力气去定义这种力量。有时是神（God），有时是唯一（One），有时是女神（goddess），有时是你自己的神圣守护天使（Holy Guardian Angel）或更高的自我（higher self）。在最后的分析中，他满足于神性的本质仍然是一个谜。因此，他有时像无神论者，有时像一神论者，有时又像多神论者。”
个人生活
克劳利认为自己是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历史学家罗纳德·赫顿说，在克劳利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任性而浮夸的年轻人（a self-indulgent and flamboyant young man）”，“故意藐视和挑衅社会和宗教规范（set about a deliberate flouting and provocation of social and religious norms）”，同时由于继承的财富而免受“愤怒的公众舆论（outraged public opinion）”的伤害。赫顿还说，克劳利有一种“无法平息的欲望（unappeasable desire）”想要控制他所属的任何组织，而且有一种与那些挑战他的人进行“野蛮争吵的倾向（a tendency to quarrel savagely）”。
克劳利的传记作者马丁·布斯（Martin Booth）描述克劳利“自信、无礼、古怪、自负、高度聪明、傲慢、机智、富有，如果适合他的话，他还很残忍（self-confident, brash, eccentric, egotistic, highly intelligent, arrogant, witty, wealthy, and, when it suited him, cruel）”。同样，理查德·斯彭思（Richard Spence）指出，克劳利“在身体和情感上都有极大的虐待能力（capable of immens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ruelty）”。传记作者劳伦斯·苏廷指出，克劳利表现出“勇气、技巧、不屈不挠的精力和非凡的集中力（courage, skill, dauntless energy, and remarkable focus of will）”，与此同时他表现出“盲目的傲慢、小题大做和对自己同事能力的蔑视（blind arrogance, petty fits of bile, [and] contempt for the abilities of his fellow men）”。
泰勒玛信徒朗·米洛·杜克特（Lon Milo DuQuette）指出，克劳利“根本不完美（was by no means perfect）”，“经常疏远那些最爱他的人（often alienated those who loved him dearest）”。
政治观点
克劳利喜欢出言不逊，蔑视传统道德。约翰·西蒙兹指出，克劳利“反对他那个时代的道德和宗教价值（was in revolt against the moral and religious values of his time）”。学者马尔科·帕西（Marco Pasi）研究了克劳利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对克劳利来说，社会政治关注的是是服从形而上学和精神关注的。他既不属于政治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但或许最好将他归类为“保守派革命分子（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尽管他不隶属于德国的保守派革命运动（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 movement）。帕西描述了克劳利对纳粹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的喜爱，这些极端意识形态旨在暴力推翻社会，“克劳利喜欢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至少说让他对它们感到好奇的原因是，这两种运动的反基督教立场、革命性及社会颠覆的含义。
在它们的颠覆力量中，他看到了旧的宗教传统被消灭的可能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种空虚，而这种空虚后来会被泰勒玛填补。” 克劳利将民主形容为“低能儿和令人作呕的软弱崇拜（imbecile and nauseating cult of weakness）”，并评论说，《法之书》宣称“有主人，也有奴隶；有贵族与农奴；有独狼与狼群”。这种态度是受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影响。尽管他蔑视大多数英国贵族，但他认为自己是贵族，称自己为“博莱斯金领主（Laird Boleskine）”，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描述为“贵族共产主义（aristocratic communism）”。
种族与性别观点
克劳利是双性恋，对女性表现出性偏好，他的同性恋关系在他的生命中比较少，且集中于早期。特别是他对“异国情调的女人（exotic women）”很有吸引力，并且声称自己曾多次坠入爱河。卡钦斯基说：“当他爱的时候，他会全身心投入，但这种激情通常是短暂的。” 即使到了晚年，克劳利仍然能够吸引年轻的波希米亚女人做他的情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在同性肛交中，他通常扮演被动角色，布斯认为这“吸引了他受虐的一面”。 克劳利争辩说，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不应该压抑自己的性取向，评论说一个人“如果碰巧内心是同性恋，就不应该感到羞耻或害怕成为同性恋；他不能因为希望扭曲他本愿的公众舆论、中世纪道德或宗教偏见而试图违背自己的真实本质（must not be ashamed or afraid of being homosexual if he happens to be so at heart; he must not attempt to violate his own true nature because of public opinion, or medieval morality, or religious prejudice which would wish he were otherwise）” 。
在其他问题上，他采取了更为保守的态度，他以道德为基础反对堕胎，认为任何遵循自己真实意志（True Will）的妇女都不会希望堕胎。
传记作家劳伦斯·苏廷表示，“在克劳利的作品中，公然的偏执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次要因素”。苏廷认为，克劳利是“一个被宠坏的维多利亚时代富裕家庭的子孙，展现了典型英国人、他所属的上流阶层人士中的社会偏见里最坏的一些部分（a spoiled scion of a wealthy Victorian family who embodied many of the worst John Bull racial and social prejudices of his upper-class contemporaries）” 。他指出，克劳利“体现出翻腾在当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身上的矛盾：社会中养成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点，加之对人种肤色的深刻迷恋（embodied the contradiction that writhed within many Western intellectuals of the time: deeply held racist viewpoints courtesy of society, coupled with a fascination with people of colour）”。
克劳利用反犹的语言侮辱了他亲密的犹太朋友维克多·诺伊堡，他对犹太人群体的看法复杂。尽管他称赞他们的诗歌“崇高（sublime）”，并表示他们展现了“想象力、浪漫、忠诚、正直和人性（imagination, romance, loyalty, probity and humanity）”，但他也认为几个世纪的迫害导致一些犹太人表现出“贪婪、奴性、虚伪、狡诈等等（avarice, servility, falseness, cunning and the rest）”。他还赞扬各种民族和文化群体，例如他认为中国人比英国人表现出“精神上的优越性（spiritual superiority）”，并称赞穆斯林表现出“刚毅、直率、敏锐和自尊（manliness, straightforwardness, subtlety, and self-respect）”。
克劳利还表现出“一般的厌女症（general misogyny）”，布斯认为这是由于他和母亲关系不好。苏廷指出，克劳利“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维多利亚时代性学中隐含的观点，即女性在智力和情感上属于次等社会存在（largely accepted the notion, implicitly embodied in Victorian sexology, of women as secondary social beings in terms of intellect and sensibility）”。克劳利把妇女描述为“道德低等（moral inferiors）”，必须得到“坚定、善良和公正（firmness, kindness and justice）”的对待。
对后世的影响
无论是在神秘主义者和流行文化中，克劳利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特别是在英国，当然也在世界其他地方。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将克劳利列入英国最伟大的100人中第七十三位。理查德·卡文迪什（Richard Cavendish）曾这样描述他：“在天赋、敏锐的智慧和决心方面，亚雷斯塔·克劳利是17世纪以来最精通的魔法师。”隐秘主义学者埃吉尔·阿斯普林（Egil Asprem）称他是“现代神秘主义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隐秘主义学者沃特·汉尼格夫（Wouter Hanegraaff）断言克劳利是“神秘主义的黑暗面”的极端表现，还说他是“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神秘主义魔法师”。 哲学家约翰·摩尔（John Moore）认为，与乔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P.D.乌斯宾斯基（P.D. Ouspensky）、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或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等其他杰出的神秘主义人物相比，克劳利作为一名“现代大师（Modern Master）”脱颖而出。他还将克劳利描述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浮士德（Faustian Man）》的“活生生的化身（living embodiment）”。传记作家托拜厄斯·丘顿认为克劳利是“意识研究的先驱（a pioneer of consciousness research）”。
赫顿指出，克劳利在现代西方对东方精神传统的反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苏廷认为他对西方的瑜伽研究做出了“明显的原创贡献（distinctly original contributions）”。
克劳利死后，泰勒玛继续发展和传播。1969年，O.T.O.在格雷迪·路易斯·麦克默特里的领导下在加利福尼亚州重新崛起。1985年，O.T.O.对自己名称的权利在法庭上遭到了竞争对手团体东方圣殿教协会（Society Ordo Templi Templi Orientis）的挑战，但成功保住了名字，该协会由巴西泰勒玛信徒，马塞洛·拉莫斯·莫塔（Thelemite Marcelo Ramos Motta）领导。另一位美国泰勒玛信徒，影视制片人肯尼斯·安格尔（Kenneth Anger），他从小就受到克劳利作品的影响。在英国，肯尼斯·格兰特通过他的组织“Typhonian O.T.O.”，传播一种名为Typhonian Thelema的传统，后来该组织改名为Typhonian Order。同样在英国，一位称为阿玛多·
克劳利（Amado Crowley）的神秘学者声称是克劳利的儿子，这已经被学术调查驳倒。阿玛多争辩说，现在被传播的泰勒玛是克劳利为了隐藏他真正的秘传教导而创造的一个虚假宗教。
除了泰勒玛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西方神秘学传统也受到克劳利的影响。久尔捷维奇观察到“克劳利对20世纪和当代隐秘主义的影响是如此巨大”。杰拉尔德·加德纳（Gerald Gardner），Gardnerian Wicca的创始人，在创作Gardnerian的仪式礼拜时利用了许多克劳利发表的材料。澳大利亚女巫罗莎琳·诺顿（Rosaleen Norton）也深受克劳利思想的影响。更宽泛地说，克劳利成为了现代异教圈子中的“领导人物（a dominant figure）”。山达基的美国创始人，L.罗恩·哈伯德（L.Ron Hubbard），和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一起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加入了泰勒玛。有人认为克劳利的思想影响了哈伯德的一些作品。
宗教学者Asbjørn Dyrendel、詹姆斯·R.路易斯（James R. Lewis）与杰斯珀·彼得森（Jesper Petersen）指出，尽管克劳利不是撒旦崇拜者，但是他在多方面体现了前撒旦崇拜对撒旦的隐秘主义描述，他的生活方式与哲学甚至都贯穿了撒旦崇拜，他的“形象和应该（image and ought）”成为对后来发展的宗教的撒旦崇拜的重要影响。例如，撒旦崇拜宗教的两位重要人物，安东·拉维（Anton LaVey）和迈克尔·阿基诺（Michael Aquino）均受到克劳利作品的影响。
克劳利在英国流行文化中也有更广泛的影响。当他在切法卢的日子使他引起了英国民众的注意之后，各种“文学里的克劳利”就出现了，即虚构作品里以他为原型的角色。最早的一个就是约翰·巴肯在1926年的小说《舞池（The Dancing Floor）》中的角色，诗人雪莱·阿拉宾（Shelley Arabin）。作家丹尼斯·惠特利（Dennis Wheatley）在他的小说《度过魔鬼（The Devil Rides Out）》中，把克劳利作为达米恩·莫卡塔（Damien Morcata）这个角色的部分原型，他是一个从事黑魔法的被免去牧师神职的秃头胖子。神秘主义者迪翁·福蒂纳（Dion Fortune），以克劳利为基础，她创作了1926年的《塔弗纳博士的秘密（The Secrets of Doctor Taverner）》和1935年的《长翅膀的公牛（The wings Bull）》中的人物。
克劳利被作为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的专辑《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1967）》的封面艺术人物之一，他的座右铭“为汝所欲”被刻在齐柏林飞船乐队（Led Zeppelin）的专辑《齐柏林飞艇III（Led Zeppelin III，1970）》的黑胶唱片上。
齐柏林飞船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吉米·佩奇（Jimmy Page）于1971年收购了博莱斯金，乐队的电影《歌声依旧（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的一部分就是在这里拍摄的。1992年他卖掉了它。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歌曲《流沙（Quicksand，1971）》的歌词中提到了克劳利。而奥兹·奥斯本（Ozzy Osbourne）和他的作词家鲍勃·戴斯利（Bob Daisley）则在1980年创作了一首名为《克劳利先生（Mr Crowley）》的歌曲。
克劳利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他至今被许多人视为灵感的源泉，寻求精神上的启迪和/或魔法实践中的指导。因此，虽然在他的一生中，他的书几乎没有卖出去，他的门徒也从来没有很多。但是现在，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在不断地印刷出来，全世界有上千人把自己定义为泰勒玛信徒（即克劳利的新宗教的追随者）。此外，克劳利的影响超越魔法，流向新的宗教运动，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深远和广泛。例如，如果对克劳利的学说和思想没有扎实的了解，就很难理解盎格鲁-撒克逊新异教（Anglo-Saxon neo-paganism）和当代撒旦崇拜的某些方面。在其他领域，比如诗歌、登山技术和绘画，他可能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必须承认，在神秘主义的有限背景下，他发挥了而且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人格菲欧娜被哈斯塔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