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史》5—8章

战后的日本企业成形于战争时期
在战时体制下，日本的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前，日本的电力事业由多家民间企业经营和管理。但是1939年，政府下令将各地的电力公司统一为国策公司，也就是日本发送电公司，继而又重组为9家电力输送公司。这就是战后9大电力公司的基础。
汽车产业也是同样情况。战前日本的汽车产业完全由美国的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三巨头所掌控。因此，“九一八事变”时日军的卡车也是福特公司制造的。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于1936年制定了《汽车制造事业法》。该法规定，提高汽车进口关税，对汽车制造产业实行许可制。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和日产汽车公司得到许可。获得许可的公司可以免交营业税，在融资上享受特别优惠，进口机械及零部件时免除进口税。这些措施迫使美国三巨头撤出日本。
战争时期，机电产业也得到显著发展。1939年芝浦制作所与东京电气公司合并为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即现在的东芝公司），与1920年从久原矿业公司独立出来的日立制作所一起，在军事经济的背景下得到发展和壮大。同样，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也因从事军需生产而发展起来（战后松下幸之助曾因此受到革职处分）。
钢铁产业从明治时期开始发展，1934年以官营八幡制铁所为母体，由多家钢铁公司合并成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也是半官半民性质的国策公司。
上述企业与战前的企业在性质上截然不同。战前，纺织是日本制造业的中流砥柱。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营业额最高的企业是钟渊纺织公司（Kanebo，即现在的佳丽宝公司）。这些以轻工业为核心的传统企业，不依靠银行来获得资金，因此极力反对政府的干预和统制。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针对日本大企业曾经指出，只有索尼和本田是完全诞生于战后的企业。他的见解完全正确，战后日本的大企业多数都是战争时期在政府的扶持下，依靠军需生产快速成长起来的。
在企业管理、工会、城市土地制度等方面，情形也大致相同。也就是说，战争时期形成的机制在战后被继续沿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战争时期形成的“统制会”也成为战后各行业协会的基础。“统制会”的上级机构，即“重要产业协会”战后则变成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
报纸领域也不例外。战前，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独立报纸。但是到了1938年，为了加强言论管制，内务省和情报局主导推行“一县一报主义”，对各报社进行合并，只有部分实力较强的地方报社被保留了下来。
此外，只有5种报纸获准在全国发行，即《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这3种综合报纸，以及专门报道经济内容的《日本经济新闻》和《产业经济新闻》（现改名为《产经新闻》）。这种发行量之大在全世界也属罕见的全国性报纸体制也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战争时期形成的这些经济体制与战前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本书将之称为“1940年体制”。这套以举国之力来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在战后也毫发无损地被继承下来，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
我们如今身处何方
本书目的并非罗列战后70年期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而是要弄清楚“我们如今身处何方”的问题。专门罗列各种事件的历史年表里，会包含一些在发生当时惊天动地，但对现在却没有太大影响的事件。这类事件对我要讲述的故事来说并不重要，不是本书的议论焦点。
那么哪些是“对现在的日本社会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呢？我们需要从几个视点来进行评价和判断。
本书将从以下两个视点来研究战后的日本经济。
第一是以“狗眼”看社会。所谓“狗眼”，就是从“地面的角度”，即我亲身经历的战后日本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也就是自传式的年代记。
第二是以“鸟眼”观天下。所谓“鸟眼”，就是以“俯瞰的角度”来把握战后日本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本书的“鸟眼”可以叫作“1940年体制史观”。它与人们普遍接受的，教科书所宣扬的历史观迥然相异，对“我们如今身处何方”的问题，提供了大不相同的解释。
一般认为，战后的民主主义改革为日本带来了经济复兴，战后诞生的新兴企业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1940年体制史观则认为，战争时期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带来了战后经济复兴，战时成长起来的企业实现了战后的高速增长。
在如何划分日本现代史的问题上，这两种史观也有不同见解。一般认为，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出现断裂。而1940年体制史观则认为，日本社会的断裂早在194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
以1940年体制史观这只“鸟眼”来俯瞰，不难发现，虽然1940年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它仍然企图苟延残喘，而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所在。
此外，根据1940年体制史观，还可以发现安倍晋三内阁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并非“摆脱战后体制”，而是对战争时期及战后体制的复归。其基本方向是，否定市场的作用，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而这正是1940年体制的特点。关于这一点，终章还会再做说明。
① 隅田川：河流名称，于东京都北区的新岩渊水门与荒川分流，注入东京湾。后文的言问桥即为连接隅田川两岸的桥梁之一。——译者注（后文如未特别注明，均为译者注）
② 源泉征收制度又叫预扣所得税制度，指由支付酬金的人先行扣下应纳的所得税并缴纳给税务机关。一般适用于工资、退休金、利息分红和稿酬等。
③ 国策公司是指，1930年代后期，以促进日本帝国主义发展为目的，根据特别法设立的半官半民性质的一批企业。它们享有政府授予的特权，同时也接受政府的管制。
④ 经济团体联合会全名为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英语名为Japan Business Federation。1945年由日本经济联盟会、重要产业协会、日本商工经济会和商工组合中央会合并而成。与日本商工会议所和经济同友会并列为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三大经济团体。
⑤ 县为日本的行政区域单位，相当于中国的省。一县一报主义是指，一个县以一家报社为主。
废墟中再次出发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大空袭将东京烧成一片平地。在这片燃烧过后的废墟上，老百姓们自建棚屋，像杂草一样顽强地生存下来。
棚屋是指在自然灾害后搭建的临时住宅。我的母亲较早从疏散地回到东京，向区政府借款搭建棚屋，开了一个小小的百货店。
土地是租来的，在当时的东京，与自己拥有土地相比，租赁土地的形式更为普遍。我依然还记得，在签好了土地租赁合同之后，母亲与负责在土地所有者与租户之间斡旋的中介人员交谈时那高兴的样子。
战后马上借到土地和资金开始小买卖，我们一家也成了1940年体制的受惠者。正如后文介绍的，在土地方面，租地者的权利受到保护，地位要高于所有者的权利。一旦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土地所有者没有正当理由既不能赶走租户，也不能单方面提高租金。
再加上战后的通货膨胀，租金实质上不断降低。我们一家虽然贫穷，但也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得到许多好处。
军国少年的水雷游戏
空袭的大火使东京成为废墟，可对于孩子来说，这里却是天堂。木造建筑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只有水泥修建的学校、电报局和当铺用石头建造的仓库侥幸留存下来。澡堂的四壁与屋顶被尽数烧毁，只剩下水池和贴着瓷砖的地板光秃秃地露在外边。我们有时把这里当作要塞，有时把它当作宫殿。在断壁残垣中，我们寻找、挖掘被大火烧得变形的玻璃碎片，当作宝贝。我们也会潜入禁止进出的校舍，趴在屋顶屏住呼吸，用砖头设下圈套捕捉小鸟。
水从破裂的水管里漏出来，积成一汪浅池。对于我们来说，这浅池就是一个湖，湖边盛开着紫茉莉花。直到今天，看到紫茉莉，仍然会勾起我对那个“湖”的回忆。那时，无论在东京的哪个地方都能清楚地看见富士山。
当时我们每天都要玩水雷游戏。我们将之称为“水雷横”，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个“横”字，大概是扮演水雷艇的孩子总是把棒球帽的帽檐横过来戴在头上的缘故吧。
孩子们分成两方，每方由一艘战舰、四五艘驱逐舰和十来艘水雷艇组成。战舰通常由孩子王来当。游戏规则是，驱逐舰被战舰摸到就要沉没，水雷艇被驱逐舰摸到要沉没，而战舰被水雷艇摸到就要沉没。战舰由驱逐舰护航出征，冲到敌军阵营就算胜利。
水雷艇如果跑得不快，马上就会被敌军的驱逐舰击沉，所以必须动作敏捷。我一向喜欢当水雷艇，因为水雷艇虽然最弱小，却只有它才能干掉战舰，我喜欢这种设定。回首过去，我发现自己之后也都是以当水雷艇为信念走过来的。
虽说当时的孩子们除了这个游戏以外，确实没有条件玩棒球之类的其他游戏，然而这个游戏却是军国主义思想的完全体现。换句话说，和平国家的理念并没有灌输到孩子们的心里。
常会听到有人说，那时孩子们最开心的是看连环画剧表演。虽然确实有人来表演连环画剧，但我却不认为它多么有趣。我更爱看连环画，比如山川惣治的《少年王者》、小松崎茂的《地球SOS》、永松健夫的《黄金蝙蝠》，特别是《少年俱乐部》杂志连载的横井福次郎作品《不可思议国的普恰》最令我兴奋激动地期待不已。
有一次，我听说有一本法国作家写的《海底两万里》特别有趣，正在书店里出售，就缠着母亲要买。母亲不许，我晚上还难过得哭着入睡，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却发现这本书就放在枕边。那时的喜悦心情至今难忘。
当时最渴望吃到的食品是桃罐头。买不起香蕉，听到有人踩到香蕉皮摔了一跤的老笑话，我竟然也羡慕得不得了。香瓜只有在生病时才有口福享受。在战后初期，碗里的麦粒总是要比米粒多，后来米粒的比例才渐渐增多。而冰棍是绝对不可以吃的，据说吃了会得痢疾。
年末大扫除总是全家动员，大家合力将榻榻米抬起来清扫。不要的大件垃圾就随便堆在马路上，因为那时车流量很少，也无人介意此类事情。
浅草寺观音堂的后面，有一座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佛像是坐在船上的形状。能够在空袭的大火中幸存下来，想必是座石像吧。传闻从铁丝网外朝大佛扔石子，如果石子落入船中便预示征战在外的家人将要归来。因为父亲远征他乡，生死不明，我也曾投掷石子，期望父亲的归来。
在大空袭中被夷为平地的东京市内（1945年）©朝日新闻社、时事通信Photo
小学的建筑因为是水泥建成的，所以在大火中残留了下来。学校地下的防空洞就是我们曾经躲避空袭的地方。在大火中失去房子的人们以校为家安居下来。因此，我们只好借用别校的教室上课。
现代化建筑变成废墟，又被人们非法占据，这样的光景总让人怀疑文明是否正在崩溃。多年后，当我访问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时，看见许多民工睡在北京火车站里。这情景恍若战后初期的日本，不由使我回忆起当时的往事。
现在回头看小学入学时的照片，打赤脚的孩子多得惊人。因为营养不良，很多孩子都流着鼻涕。到了冬天，孩子们都被冻疮、手足皲裂所苦（不过我却不记得有谁在夏天热得中暑）。那时结核是不治之症，一旦染上，只能离开工作岗位和家人，被送往遥远的疗养院。小学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就是因为结核病离开了我们。
这一时期，我们最怕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因为战争再来的恐惧总是袭上心头。回望日本在那之前的历史，我认为一个人几乎不可能一直逃过征兵，平平安安地过完一生。所以我曾经认真地担心什么时候会被征兵。不过我到底幸运地逃过了被征兵的命运。每逢选举，母亲总是投社会党的票，倒不是赞同社会主义，而是因为母亲内心的愿望是，如果社会党执政，儿子就不会被征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