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苏鲁风原创短篇小说《致费德里克先生的一封信》(2)

立即停止北佛罗里达雷蒙德沼泽的开发项目。
我不知道那些地质研究者和投资分析师是如何让你相信附近的地层埋有石油的，但我能肯定他们对雷蒙德沼泽的了解不如我一半深。
的确我大半辈子都在纽约度过，可与外人看来正相反，我实际上出生于乔治亚州，我的家族在那里拥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种植园，过着颇为阔绰的生活。内战打响后，在芝加哥经营着内燃机公司的叔父让父亲把儿女往北方送，还为父亲规划了一套卖掉土地，房产与债券并把资产尽可能完整的转移到北方去的详细方案；叔父在来信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这场战争南方诸州毫无胜算，种植园经济已经日薄西山，而北方的工业才方兴未艾。可想而知，冥顽不化的父亲与叔父爆发了激烈的冲突。1862年，父亲与叔父断绝来往并严令禁止我们再与叔父有任何交集。在作为家中唯一上过北方大学的人的我心中，叔父鼻梁上那副玳瑁眼镜、他名下占地数十英亩的工厂以及其中轰鸣的机器都与种植园中粗鄙的监工与低贱的奴隶形成鲜明对比。我支持叔父，却又不敢公开忤逆父亲在家中的权威，于是我暗中以化名继续与叔父进行书信往来，并在他的帮助下策划了一场秘密的逃亡，我曾私下规劝我的兄弟姐妹和我一起投奔叔父以规避战火，但不知何人向父亲走漏了风声，1863年四月，我被送上了战场。

遥想上个世纪我的曾祖父正是凭着其在独立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才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祖产，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族倒失了那份为国捐躯的勇气了，我在南方军里接受训练的时候，家里的其他兄弟却想方设法的躲掉了兵役。
虽然我这么说有为自己的懦弱行为开脱之嫌，但我的确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义务为自己所不信仰的事物赴汤蹈火。于是在1864年一场与北方军的小型遭遇战中，我趁乱当了逃兵，并在流浪了两个月后找到并加入了当时恶名昭彰的“罗宾汉”亨特的队伍。队伍中大多都是和我一样不愿为南方联盟而战的逃兵，南方政府自然对我们恨之入骨，调动了不少人力物力追捕我们，誓要将我们捉拿正法；我们则东躲西藏，时不时还劫掠南方军的补给来据为己有，而且我们的人数也与日俱增——不仅是逃兵，也有逃跑的奴隶。
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865年，彼时南方军的负隅顽抗业已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尾声，然而我们身后的追兵却丝毫没有松懈的迹象。同年七月，在经历了几次围剿之后，亨特的队伍已经元气大伤，狼狈的躲进了北佛罗里达的雷蒙德沼泽——正是贵司正着手开发的沼泽——以期战争结束并向北方政府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