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田小娥为何没能成为复仇女神?(3)
03《白鹿原》所向往的社会
作者的视野是小农宗法制的。
白嘉轩在白鹿村努力构建人人讲道德、家家守伦理的宗法小农社会。
家庭和睦、邻里友善,仁义诚信、修身自律,似乎没什么不对。
无论白嘉轩,亦或朱先生,都觉得白鹿原、白鹿村原先就挺好的,很“仁义”,是外来的事物,洋的、新的、红的、白的,包括外来的女人——田小娥,污染了白鹿村,造成白鹿村世风日下的正是他们。
《白鹿原》剧照问题的症结在于,试图照搬传统道德以净化人心的人们,他们可曾想过,白鹿村民众偶尔会以淳朴敦厚的面貌出现,然而这种未开化的原始的美好人性,为何与现代社会一碰撞,便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白鹿原》的故事历经从晚清到新中国建立的历史跨度。这一时期的中国,从东三省到云南边陲,从重庆到延安,哪里有一座城市,一个村落,可以偏安一隅,岁月静好?不觉得天真吗?
“白鹿原”有拒斥外来事物的倔强,但没有抵御外部侵略的实力,更缺乏与外部力量斗争或竞争的勇气。
这使我想到孙犁的抗战小说。孙犁小说的一大特色是善于塑造刚毅、果敢,拥有美好人性的劳动妇女形象。
他笔下的女性或温婉娴静,或活泼大胆,无论是送丈夫上前线、帮丈夫打鬼子的“水生嫂”们,还是为掩护“我”,只身犯险,帮“我”引开敌人的吴召儿,她们的美好人性都不是那种未开化的原始的“善”。
她们的人情美、人性美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是在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引下得以激发的。

与之对比,《白鹿原》中所向往的封闭的传统伦理社会,既脆弱不堪,又难以实现,况且还很不美好。
成为仙女的鞋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