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时代的小人物之主父偃（一）天降大任

汉武帝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掌握实权的太皇太后窦氏已经去世，即位已六年的汉武帝刘彻终于得以把持朝政并开始进行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就在这一年，一代名儒董仲舒向汉武帝正式提出了旨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天人三策”，并为汉武帝所采纳，从而奠定了儒家学说在思想文化界的统治地位。
其实早在汉武帝登基的建元元年（西元前140年），年轻的汉武帝即开始着手于统一思想。在第一次诏举贤良方正（令当时俸禄为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时，汉武帝即听从丞相卫绾的建议（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罢黜了研习法家、纵横家等其它杂家思想的应举者百余人。只不过因为尊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出面干涉，才使得那次新政迅速流产。
就在汉武帝准备继续将这场思想变革推广到政治领域的时候，主父偃的发迹似乎是一个例外。
主父偃，生年不详，齐国临菑（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所谓纵横术就是流行于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思想，“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与其他各派思想不同，纵横术重在实用，而能得心应手地使用此道者，便大抵可称为纵横家。其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等，这些人大都出身贫贱，却能以布衣之身游说诸侯，甚至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也可以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比如苏秦就曾佩六国相印，合纵抗秦；张仪则搞穿梭外交，帮助秦国玩弄六国于股掌之上。为了自己的前程与利益，这类人大多朝秦暮楚，并经常玩些阴谋诡计，偶尔还搞搞投机倒把……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至于礼义廉耻更是统统抛诸脑后，如此种种可以说是得“厚黑学”之精华，这就当然为后世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所不齿；但他们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却又无疑是当时处理各诸侯之间关系的最好办法。

这恐怕也是后世儒生的矛盾之处吧：高尚的往往不实用，实用的又往往不太高尚！
在“尊儒”的口号声日渐响亮的背景下，主父偃明显是站错了队伍（《汉书·艺文志》就将纵横术列为“九流”之一）。所以他在“游齐诸子间”的时候会沦落到“诸儒生相与排傧”，竟“不容于齐”。
这就很值得玩味了，如果说那些儒生只是因为学术分歧而看不起他，那也至多就是把他开除出齐国的“学术界”亦或“知识界”。除了官府，谁又能有能耐让他“不容于齐”呢？联系到主父偃发迹后对自己的一段陈述，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这是一段很伤心的话：“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意思是说他年轻的时候游学四十多年，自己做什么都不能成功，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兄弟不接纳我，宾客也抛弃我，我过这种处境艰难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因此据我猜测，所谓的“不容于齐” 应该就是指他被从家里赶出来了。
这就更有点匪夷所思了，主父偃在齐国时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坏的品行和不良记录，又何至于弄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呢？由此我联想到另外一个人——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是这样记载的：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就连后来韩信受“跨下之辱”时引来的也是“一市人皆笑”，似乎也没有人深表同情。甚至韩信对赐给他饭食的漂母作出“千金以报”的承诺时连漂母都不领这份情，说你个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我可怜你是个贵族出生才给你饭吃，难道还指望你来报答我！很明显，这就不是指望不指望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相信韩信有报答他的能力！ 

主父偃所遭遇到的，恐怕也是此类问题。如果说韩信招人厌烦是性格使然，那主父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大概就是个孤僻的少年（别人都读《论语》，他非要学纵横术），也同样怀抱着“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伟大理念，但在“满腹经纶”还没能够换成俸与禄的时候他约莫也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并且在啃老的过程中可能还不忘“沾沾自喜”地用“豪言壮语”来为自己的一事无成进行开脱。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没有资本的骄傲自负本就讨嫌，不能自食其力就更是令人唾弃，何况还“大言不惭”！今天扬言要官至卿相，明天发誓要万户封侯……直到有一天他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再也无法忍受，只好将他扫地出门。可怜天下父母心，做到这一步我宁愿相信他的父母不过是想要逼他一下，希望他能翻然醒悟，尽快回到现实中来，老老实实地干些正经事。毕竟咱家里穷，折腾不起！
穷？人穷志不能穷！主父偃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即便被扫地出门他也不以为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主父偃若是当众说出这话恐怕也只能博得“一市人皆笑”吧！这倒不足挂齿，问题是要出远门的他连盘缠也借不到。不过也没关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带着你的自强上路吧，主父偃！明天不一定会更好，但更好的明天一定会来到！

主父偃此时似乎尚未开窍，他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只是想着如何在诸侯国之间游走，于是离开齐国北游燕、赵、中山，但得到的都是冷遇，而其间的困顿我们也可以想象。看来主父偃还没能弄清楚形势：时代不同了，此时的燕、赵、中山也不是当年周天子的邦国了，而是汉帝国中央集权体制下的郡国；而与之相承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也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王国相去甚远。
汉朝的封国又是什么状况呢？国王都是皇帝的亲戚，这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的王爷们自从来到自己的封国后便不允许自由走动，不允许调动军队，就连本属于自己的行政权利也一点又一点得被剥夺。他们再也不用为了富国强兵而改革变法；再也不用为了国计民生而殚精竭虑；再也不用为了攻城略地而你征我伐……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当然也不再需要主父偃这样的人为他们出谋划策、远交近攻……
事实上很多王爷们正是在这种迷茫中走向堕落的，即便有些不甘堕落的也难以在人生和事业中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他们要么学富五车（如河间献王刘德）；要么纵情享乐（如中山靖王刘胜）；要么大志难舒（如江都易王刘非）；要么无所事事（如长沙定王刘发）；要么骄奢淫逸（如胶西于王刘端）；要么荒淫无耻（如齐厉王刘次昌）；要么衣冠禽兽（如江都王刘建）；要么人面兽心（如广川王刘去）；要么禽兽不如（如燕王刘定国）；剩下的耐不住寂寞的便只好去阴谋造反（如淮南王刘安）。

长年的奔波耗尽了主父偃的青春，他似乎有了点清醒的认识——汉朝不是周朝。至少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诸侯莫足游”。自信也好，自负也罢，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要干大事的，而那些王爷没法干大事。这就很明朗了，最后有大事让他干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就不用犹豫了，主父偃！挺起胸膛朝着帝国的首都长安进发吧！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坎坷，还是要前进；不论成功的道路多么曲折，一定要成功！
也就在元光元年，主父偃终于来到了长安求见当时的卫将军（名号将军的一种，地位较高。由于元光元年卫青并未任将军且不可能收留门客，所以这里应该不是指后来的大将军卫青）并被收留。那位卫将军也几次向皇帝推荐主父偃，但是汉武帝似乎根本就瞧不上这位学习纵横之术的人才。这可让主父偃伤透了脑筋。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口袋也越来越空，周围那些宾客给他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所有的一切无不刺激着主父偃。
主父偃没有被动地等待，他决定厚着脸皮孤注一掷。经过深思熟虑，他鼓起勇气将自己平生所识以及对时政的看法都挥洒在一片一片的竹简上，直接送进了中宫（当时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开明的，普通百姓也可以直接给皇帝上书）。

庆幸的是汉武帝亲自阅览了他的奏疏，洋洋洒洒的文笔、引经据典的论证……无不吸引着皇帝的眼球，哪怕他在这封奏疏中明确表示了反对汉武帝正准备对匈奴进行的自卫反击。
主父偃并没有等得太久，奏疏上午递进去，他下午就得到了召见。一同被召见的还有一起上书的徐乐和严安，汉武帝竟有点兴奋地说道：“公等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他们三人都被拜为郎中（皇帝的低级近侍）。
主父偃终于得以有机会一展长才，数上书言上。皇帝似乎也特别欣赏他能主动为自己出谋划策。又是遏者（皇帝的低级顾问），又是中郎（皇帝的中级近侍），又是中大夫（皇帝的中级顾问），他一年之内竟被升官四次，并且顺利地进入了汉武帝的中枢——内朝。
不能说主父偃此时的成功在于他的“直谏”。其实早在诸侯间游走的时候他便已尝尽了人生冷暖。又是“诸儒生相与排傧”，又是“客甚困”，又是“诸侯宾客多厌之”……（《汉书》）。也许是因为他的孤傲，使得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四十多年来他所遇到的都是贫穷、困顿、讥笑、排挤和冷嘲热讽……但是没有任何外来的影响可以使他摈弃自己的信念。那就是无论如何他都不能碌碌无为地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他的所有执著就是为了将来某一天能够出人头地。

穷人家的孩子，大都寄望于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谓“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一点主父偃与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总是希望有个伯乐能够发现自己这匹千里马。但为学者众，最后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还是寥寥无几。这当然不能统统归结为才学问题，专制帝国下的人才又有几人能逃脱“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的命运？又有几人能在惨淡的人生与现实面前还能坚守着那份追求，并且百折不挠？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长期（四十余年）处于逆境中的志士，一直用他的行动在证明：梦想是用来追逐的，不是用来放弃的！
元光元年，与命运周旋半生的主父偃终于挣扎着登上了政治舞台。他成功了，或许他早就该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