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老师

1980年的一天，在红色革命的神州大地上，一个坐落在一条大江的渔村迎来一个来自广州省城的知青来填补小学老师的职位。 午后的太阳很明亮，炽热。渡头上挤满了人，都在向大江的对面眺望着。我依仗着树头，极目眺望。耳边尽是“看到了船没”一会儿是“还没”，一会儿是“诺，就在沙地那”，叽叽喳喳中，了解到那知青叫黎伟希，是烈士家属，他爸是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在中山大学念的书。 我眯着眼，心里头惦量着这新老师好应付不？失了会神，他到了。眼瞅一米七八，上身着半旧绿军装，别着个毛主席勋章，下身是黑色麻布裤，脚踏解放鞋，领着个绿色行李袋，眉毛浓似关刀，眼睛细小如线缝，大大的红鼻子，紧抿的嘴唇，二十来岁左右，一脸严肃。 但这位知青老师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文革时期，算工分的年代，做老师一天三工分，似乎根本不入流，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我好几前任老师都是在黑板上写几个题，吩咐自批自改，便撑着个艇仔去插秧收禾，多赚点工分，学生也乐的轻松，井水不犯河水。但黎老师似乎是个另类。我依稀地记得，第一堂课上，他教我们打算盘，我和死党照惯例地捣乱，将算盘掰开，举着一串珠子，喊道“卖糖葫芦啦！”啪，这声拍桌声镇住了乱局，黎老师脸色铁青，缝眼陡然瞪得铜铃大，镇得我大气不敢出，只会以跷二郎腿的方式来表达不满。镇平后，他操着一口极其浓厚的广普，道来。临下课几分钟，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推心置腹道：“同学们，今天不努力学习，明天如何响应毛主席的号角，你们是中国的未来，少年强则国强，你们怎么样，中国就怎样，你们的任务就是把红旗插逼全球，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