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分享】——地下室里的黑豹

忠诚与背叛不能囊括所有人生
“叛徒能否不卑鄙？”
正文
1947年，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时期，十二岁的普罗菲被朋友骂作卑鄙的叛徒，这个问题开始横亘在他痴于琢磨文字的头脑中：如果不能，为什么要劳神加上卑鄙二字？如果能，在什么情况下，叛变不是卑鄙的？
小说《地下室里的黑豹》从一个孩子对“背叛”的严肃拷问开始，用战争化生活状态下人们对人际关系的衡量视角展现了一代以色列人的生存图景。当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只有忠诚与背叛两种可能性，当童年充斥着被怀疑与警戒围堵的真情，当成长异化为伺机待发的蛰伏期，人的存在，人际的捆绑，是否再次被对错二元论草率的划分，而抹杀了模糊不清处所隐藏的人性与人情？

幽暗的记忆，清晰的迷惘
对于作者阿摩司·奥兹来说，1947年的夏天奠定了他儿时回忆的全部基调。
出生于英国统辖下耶路撒冷一户犹太移民家庭的奥兹，身份的窘迫、生存的危机、未来的不可预见贯穿着他的整个早期人生。不曾止息的炮火、轰炸，严格的管制、宵禁，突如其来的搜查、牢狱之灾，长久的对立、冲突，生活与精神上双重的压迫让人无从喘息。
1947年，奥兹十二岁，母亲因为不堪重负而吞食安眠药自杀，或许正是从那时起，像小说中的普罗菲一样，奥兹在自己的心里建造了一座地下室，并且只以“黑暗”“幽深”“死亡阴影”来装潢它，明朗的盛夏只剩下令人窒息的沉重潮热，将人浸泡在麻木与无力之中。

“我喜欢死亡阴影，因为我并不了解它。我如果喃喃说出‘死亡阴影’，便仿佛听到了某种深沉的声音，如同钢琴弹奏的最低调音符，一个拖着一串模糊回声的音，好像发生了一场灾难，现在无法挽回了。”
不能理解的事物具有致命的引诱性。死亡，过早地穿刺了一个孩童懵懂的心灵，留下了一个难以察觉的空洞，这孩子用稚嫩的想象去描摹和美化它，打磨它的锋锐和寒意，涂改它的无情和鬼魅，让它变成神圣的、遥远的、强大的、无所不在的浑厚低吟，充盈在血淋淋的伤口中，反反复复地震荡，无休无止地回响，直漫延到童年的尽头。
这些暗潮潮的记忆终结于一场反叛。1953年，奥兹离开了家庭，独自前往胡尔达基布兹的集体农庄务农，在空闲时间写作。不久后，他改掉了家庭赋予他的名字，读书、求学，割断与过去的联系。但过去，始终扎根于他。阅读与写作、生活经历的积累，让他更深切地看到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现状，也让他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未来的无所去从，以及他的民族的无所去从。

“一个会爱的人不是叛徒”
奥兹叛离，但从来不是叛逃，他热爱犹太民族，热爱希伯来文化，在时代为以色列写下的不容辩驳的论断面前，他想让世人看到结局背后更多的内容，或者以求从文化的意义上改变部分结局。
《地下室里的黑豹》是奥兹的尝试的一部分。这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战小说，它没有对战争的直接描写，没有大声的呼吁与犀利的披露，它甚至没有展现任何直观的痛苦。它从孩童的视角进行叙述，看似温和、浅淡、天真，但所谓童言无忌向来是成年人的自我欺骗，越是漫不经心越能戳中痛处。
主人公普罗菲深受家庭、学校与社会中民族主义宣传的影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要与英国抗争到底。他和玩伴本·胡尔与奇塔创建了一个秘密组织“霍姆”，经常训练如何与英国兵交战，还打算用冰箱的旧材料制造一个火箭，打到白金汉宫去。战争与民族对立的意识已经深入小孩子的内心，他们认真而疯狂地进行着“战备”和对自我的英雄想象，严肃地划定敌我界限、行为守则。所以当菲罗普在一次宵禁中遇到了一位英国警察，发现他深深喜爱和崇拜犹太文化、向往耶路撒冷时，他感到“有悖自己的主张，有悖自己的纪律，有悖自己的良好判断，我突然被他吸引了”。普罗菲以套取情报为由，与这位英国警察约定相互帮助对方学习语言，随着彼此间接触与了解的增加，普罗菲对这位善良、迷糊、理想主义的警察愈发着迷，而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与困惑也在不断加深。

普罗菲秘密组织“霍姆”中的伙伴给普罗菲打上了“卑鄙的叛徒”的标签，普罗菲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叛变了。本·胡尔指责他，“你普罗菲爱敌人。爱敌人，比泄密还要糟糕，比出卖战斗者还要糟糕，比告发还要糟糕，甚至比站到他们那一边、替他们打仗还要糟糕。爱敌人乃叛变之最。”可是，一个会爱的人会是叛徒吗？没有爱就不会有背叛，可是既然爱，又为什么会背叛？世上可曾有非自私、非精心策划的背叛？这些问题十二岁的普罗菲无从回答，因为对于一个以敌我、是非来理解所有关系，以敌我、是非面貌来将所有人脸谱化的时代来说，并不存在忠诚与背叛以外的人性选择。
普罗菲的困惑，来源于战争与政治对抗给人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单一化、局限化，作者想要展现的，不是战争对生命的践踏与剥夺，而是战争对人的丰富性与包容性的挤压。它将人极端与紧绷的一面放大，并永远切断了个体之间交流理解的通道。个体的意义逐渐模糊，只剩下己方与彼方相互塑造的穷凶极恶的群像面孔，叫嚣着，谋划着，或是怒意满满，或是居心叵测，个人，与对个性的想象，在战争中没有存在的空间和价值。

被驯服的成人，乱冲撞的小孩
普罗菲的父亲在书中是一个富于思想、沉迷希伯来文化、自信而古板的威权形象。当普罗菲对“背叛”的含义感到迷惑不解时，父亲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他解释了何为犬儒主义的背叛，以及背叛为何可耻、冷血而不道德。父亲从未怀疑过自己对背叛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情绪的影响，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对敌人的偏见、缺乏想象其实是政治规训的产物。
当普罗菲的父亲履行着自我赋予的身为希伯来文化继承者的使命感时，普罗菲却感受到了背叛的诱惑。英国士兵前来家中搜查，而父亲确确实实在书房中藏了一包地下组织委托的纸包时，普罗菲觉得自己“喉咙发痒”“不是发笑的痒感，而是背叛的痒感”，他有一种模糊的渴望，将敌人引向那个秘密所在。可普罗菲并非真正想背叛他的家庭、他的民族，他只是无意识地怀疑，成人们设定的那套价值条框，到底有多牢不可破。他对敌人产生的朦胧的靠近的欲望，有很大程度，来源于社会重复描摹的那幅可怖画像在现实面前的破碎，来源于真实的、鲜活的人对政治宣传与操弄的虚假性的击穿。当普罗菲看到的不再是敌人，而是一个人时，他想要顺从那一份人性中靠近他者的渴望。而这他者曾经有多遥不可及，如今就有多蛊惑人心。

“地下室里的黑豹”，意为“等待时机猛扑出去，为自己所谓的信念而献身”，一种压抑的、盲信的战斗状态，一种童年应该规避的紧张、危急。但是政治的对抗，无端的武力，抹杀了个体，也抹杀了自然状态的成长。
作者：因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