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丽娜·弗洛雷斯：娜娜阿姨(2)

第二个时刻不是来自我自己的记忆。我虽是其中的主角，却没有自觉留存关于它的回忆。我的父母津津乐道了那么多次，最后它才终于驻扎在了我的脑海中。女孩——我拨通了母亲上班时的电话，焦急地等候着；女人——索尼娅一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如同木乃伊。女孩和女人默默地注视着对方，其中一个向另一个投去失望的目光，她们得等到晚上九点了。“那个时候没到规定时间我不能出门。”我对自己说，这是母亲的原话，也确实能在我的记忆中找到证据。“我把她铐在了床上。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主意。”我又说道，声音中还带着笑意。这是一次无伤大雅的恶作剧：家里有副手铐，我找出来想玩。难以置信的是，一些连你自己都不记得的东西居然能保留那么久。有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忘记这段往事，原因不在于年龄，我还记得更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我想这其中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说，我忘掉它，是为了甩掉自己身上的一部分。
铐住索尼娅似乎除了单纯的贪玩之外还反映出了我的其他问题：狭隘、娇纵、霸道的脾气。
我坐在索尼娅身边，她对我坦言她不是去捐衣服，而是要把它们带走，她不会继续住在我家了。后来妈妈进来了，看着我们相拥。我们把袋子扎好，送去了她新工作的地方，一栋住着一位即将由她照料的老爷爷的大房子里。
这一切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那是九十年代末，一切都似乎流动飘摇的年代。我们在雷科莱塔区租了一套房子，因为这里距离爸爸工作的地方比较近，说“近”其实是一种讽刺。第一次出差前，爸爸尝试用这种方式向我介绍他的工作：他画了一个用小棍子搭成的男人，脑袋巨大，一个三角形代表帽子，一只半圆是嘴巴，两条斜线代表眼睛。“就像这样，看见没？”他边说边用食指把自己的眼皮提起来揉搓眼睛，“是中国人，”他说，“爸爸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实际上是韩国人。他反复提及这一点想加深我的印象。但真正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倒不是有人长着这样细长的眼睛，而是有个国家里竟然全是这样的人。我一想到如果陪着爸爸出差我也会长出这样奇怪的眼睛，便感到震惊。当然事实上我从来没陪他出过差，连和他共事的韩国人的聚居地帕德隆纳托都没去过。不知是我少不更事还是没有人教过我，但有个叫“亚洲危机”的事件在一年半之后波及了我的家庭。
这不是爸爸第一次失业，但却是最戏剧化的一次。他整天折腾些无法经营或是半途而废的生意。我记得有段时间他开过出租车，再之前还在圣迭戈租过商铺贩卖盘子、杯子、尿壶和塑料碟子。他说他干不来普通的工作，因为无法忍受上司对他发号施令。我猜测他是被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造成了一些心理创伤。爷爷非常严厉。他当过智利武警，从小就鞭策我爸爸追随他的脚步。家里的手铐就是他的，是他随同一套卢玛番樱桃木家具一起送给我们的。他希望我们用它来保护家人，然而它唯一一次派上用场却是被我用来锁住索尼娅。或许爷爷把它送给爸爸是斥责他缺乏安全感与保护能力，是提醒他原本可以但最终没有成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