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武侠小说的突破与回归

千古文人侠客梦，既有入梦时的香甜，也就有梦醒处的苦涩，这点很好理解；我更想指出的是，此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早在先秦，“武侠”便已有端倪。“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那时关于“侠”的形象还是模糊的，一直到西汉《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敢于牺牲生命去救助他人，却不自我夸耀。
唐传奇中，“豪侠”作为三大表现题材之一，涌现了诸多佳作，如《谢小娥传》、《昆仑奴》、《聂隐娘》、《虬髯客传》、《红线》等，大体构筑了武侠活动的基本场景——江湖，集中塑造了一批侠者形象，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女侠形象，如红拂、聂隐娘、红线等，这些豪侠小说不仅为唐传奇添彩，更重要的是给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带来了灵感。在豪侠小说中，“仗义”“报恩”“比武”成为了三大故事主题，后世的武侠小说也大多如此。
宋人在传奇创作方面，基本沿袭唐制且稍有发展。元代，关于武侠的创作缺少突破，侠客形象也没有亮点。明清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繁荣阶段，盛行的类型有侠义公案小说、儿女英雄小说、忠义侠盗小说、幻想仙侠小说等。在此之前，有一本英雄传奇堪称古代武侠小说中的里程碑，它就是《水浒传》。
因为《水浒传》的家喻户晓和巨大成功，一批忠义侠盗后继之作应运而生，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绿牡丹全传》等。到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成为武侠小说主流，代表作品有《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
侠客与清官结合，侠义与公案合流，使之合情合理又合法，既确保了侠客义士个体自由之特立独行之精神，又突出了其制度补丁的作用，“清官侧重于为国为君，而侠客义士侧重于打抱不平，为义为民”，人民寄希望于侠客，也寄希望于清官，因此侠义公案小说在封建统治思想浓厚的清代尤为盛行。
明清兴起的才子佳人小说也渗透到武侠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些侠情兼备的小说题材样式——儿女英雄小说，较为出名的有《侠义风月传》、《儿女英雄传》，虽然小说充满了一些道德说教和封建名教气息，但对以后武侠小说摹写人情世态（民国旧武侠小说）和阐发人性（港台新武侠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视角。
中国近代史不仅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更是一部英勇的中国人民的抗争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史。内忧外患的历史困境，军阀混战的现实遭遇，而手无缚鸡的知识分子和蒙昧无知的社会大众却对此无能为力，但爱国之心、民族大义人皆有之，又适逢“小说界革命”大行其道，因此，充满着侠义精神的武侠小说风靡神州大地。
例如，向恺然为觅救国之道，留学日本，后根据亲身所见所闻写就数十万字《留东外史》，“内容涉及日本国度的人情风俗，中国侨民的所作所为，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以及为了镀金而出洋留学者的言行举止等。作者要以此书‘与恶党宣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