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菊与刀》读后感(2)

作者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
基于此，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印度的佛家思想在日本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奉为圭臬的“仁”在日本大大削弱，贬低。取而代之的是以“忠”为首的一系列职责和义务。举例来说，贾谊的《过秦论》中认为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国的君王不施行仁政，臣子可以不忠，可以揭竿而起，建立新的政权，“仁”是高于“忠”的。日本，则强调“忠”的至高性，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神权的代表。战争期间，不管是极力主张顽抗到底的日本军人，还是反对战争的厌战者，他们都宣称天皇是至高无上的，没有错误的。主战者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执行圣意""天皇领导国民参战，我的天职就是服从"。而厌战者认为天皇"始终是自由主义者，是反战的""他是被东条骗了"。日本人这种对天皇的无条件无限制的忠诚，在我们看来是极其不可思议的。

同样的，印度的佛教在日本也进行了本土化的演变，佛教中的轮回和涅槃这类观念不在日本的佛教信仰中。他们甚至拒绝关于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不论身份尊卑，死后都可以成佛，日本对于死亡的直言不讳使其佛教中为了来世进行的苦修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日本人喜欢的寒修，天亮前坐在冰冷的瀑布下，或者在冬天里赤裸上身跑步，其目的是为了锻炼有意识的自我，而不是像佛教里那样为了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者得到诸神的垂怜。
当我们认识到日本文化中的矛盾性，及其形成原因，很多以前不能理解的事情也就有了答案。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却能在战后几十年内迅速崛起，实现国民经济腾飞，值得我们深思。当今世界局势下，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居安思危，以免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