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2)

    这首校歌，唱了8年零11个月，唱出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血与泪。
    唱过这首校歌的老师和学子当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
    “那个时候，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哪里会想着就业、赚钱啊这些事，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国。”潘际銮说。
    炮火降临在清华园的时候，后来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吴宓教授，正抱着被子坐在床上，墙壁因轰炸而抖动落土。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身穿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无寸铁，却在国军撤出北平后，与同僚相约，一同巡逻护校。
    南开大学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变”之后，遭到日军连续数日的飞机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毁于一旦。
    当时在南开就读的学子申泮文，亲眼看着“挂着日本旗子”的飞机，从南开校园上方飞过，将炸弹丢下来。申泮文后来去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之后又去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就读。
    这些故事，都被作家张曼菱记述在著作《西南联大行思录》当中。
    张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听着父亲讲述西南联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复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学。20年后她回到云南，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学人。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光盘制作完成，时长近900分钟。她把这项工作称作“抢救性工作”。
    “有一位南开的老教授，每年到了7月29日这一天，都要穿着一身黑衣服在校园里走。”张曼菱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后来有人劝阻他，说现在学校对国际开放了，也有日本学生，这样做不合适。可是，记住曾经遭受的苦难，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说到这里，张曼菱的神情有些忿忿不平。
    1999年，她第一次见到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尚未毕业就自愿报名参军，给美军在华作战的飞虎队做翻译。也正是因为从军，梅祖彦最终没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