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这才是心理学（八·下、九）

向更有效的研究方法迈进
对于某个特定问题的研究，通常是从相对较弱的方法过渡到可以做出较强结论的方法。例如，研究者对某个特定假设的兴趣，常常源于某个异常感兴趣的特殊个案。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讨论的，这就是个案研究的真正作用：为更有效力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假设，同时激发科学家们用更为严格的方法去研究这些假设。个案研究之后，研究者多采用相关研究来确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关联，而不仅是存在于几个个案中的巧合现象。如果相关研究证实了变量之间的关联，研究者就开始尝试采用实验法来对相关变量进行操纵，借以找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这个递进的顺序就是：从个案研究到相关研究，再到操纵变量。
讨论“向更有效的研究方法迈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纠正错误概念的机会，这个错误概念源于第5章的讨论，那就是“相关研究在科学中没有什么用处”。的确，当一个因果关系的假说需要验证时，操纵变量的研究方法更受青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对于知识的获得毫无帮助（West, 2009）。首先，许多科学假设是以相关或者不相关的形式来表述的，因此这类研究是在直接验证这些假设；其次，尽管相关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一定包含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相关研究不能肯定地证实因果关系的假设，那它可以起到排除这一因果假设的作用；最后，相关研究或许比它们看上去更有用，因为最近新发展的复杂相关设计可以让研究者做出有限的因果推论。我们在第5章讨论了偏相关这种复杂的相关技术，这一技术有可能检验出变量间的关联是否能够被第三变量所解释。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有时出于道德或伦理的考虑，我们无法对一些变量进行操纵（例如，营养不良或肢体残障）。而另外一些变量，诸如出生顺序、性别、年龄等，则因其无法被操纵而具有天然的相关性，涉及它们的科学知识也因此必须建立在相关证据基础上。当然，这一情况并不是心理学领域所独有。天文学家们显然无法操纵所有影响其研究对象的变量，然而他们依然能够做出结论。
在健康心理学中，有一个研究方法演进的例子，它涉及A型行为模式和心脏病之间的关系（Chida & Hamer, 2008；Martin et al., 2011；Matthews, 2005；Suls & Bunde, 2005）。最初，A型行为模式这一概念源于两位心脏病专家的观察，这两位医生从他们一些病人的行为中发现了一种稳定的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包括时间紧迫感、飘忽不定的敌意，以及对成就的极度渴求。于是，一些医生通过对少数个案的观察，提出了“A型人格”这一想法。这些个案研究提出了这个概念，但并不能作为有力证据来证明这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是导致心脏病的原因之一。要证明这一点，需要的不仅是少数几个个案研究，它还需要由心脏病专家、生物化学家和心理学家团队数十年的努力。
很快，这个研究从永远也不可能证实假设的纯粹个案研究，转向了更有效力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发展和检验了A型行为模式的操作性定义。大范围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了A型行为和心脏病之间的相关性。然后这种相关研究工作就变得很复杂了。研究者使用复杂的相关技术来搜寻潜在的第三变量。由于行为模式与其他传统心脏病风险因素中的一种（例如吸烟、肥胖和血液中胆固醇水平）存在相关，因此A型行为和心脏病之间有可能存在虚假相关。当其他的变量在统计上被排除后，A型行为模式和心脏病之间仍然具有关联。最后，研究者采用了实验研究对变量进行操纵，以期证实二者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一些研究试图去验证是否某些生理机制影响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以动物作为被试——某些人所谓的“不是真实的生活”的研究方法。另外一些研究则以犯过心脏病的人为被试。这些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个组中的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