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这才是心理学（八·下、九）(4)

接下来的元分析的结果提醒我们，元分析的结果并不总是积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总是认为只要对一系列的不同研究进行元分析就能得到点什么。我们经常会发现，当我们将许多不同的研究结果合并的时候——什么都没证明！例如，迪特里希和简素（Dietrich, Kanso, 2010）用元分析分析了超过70个有关创造力的神经生理关联性的研究。将若干神经影像的研究结果进行整合后，他们发现发散思维没有特定的神经关联。总的来说，他们发现“发散思维不能由任何单独的心理过程或是脑区决定，也不和右脑、散焦注意、低唤起、alpha波同步化这些经常被假设的方面存在特定相关”（p.822）。我们在这要表明的是，元分析有时会产生消极的结论。
元分析包含几十个研究（有时是几百个），这一事实隐含了这样的信息：每一个单独的研究只呈现了更大量研究中的冰山一角。另外，当我们担心心理学的一些领域进展缓慢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低产”是医学和其他许多科学研究领域的共同特征。
美国心理学会的一支工作团队在心理学期刊上所做的关于统计方法的一番阐述，为本节内容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总结（Wilkinson, 1999）。这个工作团队说：“研究者不应仅针对单个研究的结果作出解释，就好像其他文献所报告的结果与之毫无关系似的。”（p.602）不同研究结果之间达成聚合效应，才有利于推动科学进步。一个研究的结果也只有通过针对特定问题的诸多研究获得聚合性解释，才是有意义的。
科学中的错误：逼近真理
在解释可证伪性原则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勾勒出科学进步的简单模式：提出理论、从中推导出假设，然后让假设接受各种技术或方法的检验——我们将在本书余下的部分讨论这些技术。如果假设通过了某些实验的检验，该理论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证；如果假设被实验证伪，这个理论就得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或者被一个新理论所取代。
当然，虽然科学上的知识是暂时性的，由理论得出的假设可能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拿来检验一番。科学中有很多理论已经被确认过无数次，它们被称为“公理”，因为它们几乎不可能被未来的实验推翻。我们不大可能在某一天发现，血液不是循环的，或者地球并没有在环日轨道上。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不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假说。它们也不是科学家们的兴趣关注点，因为它们已经是确定无疑的。科学家只对已有知识范围之外的问题感兴趣。对于确定无疑的事实，他们毫无兴趣。
科学实践的这一面——科学家侧重于已知事实的前沿，而忽视那些已经被充分证实的问题（所谓的公理）——对大众来说很难理解。科学家们似乎总是更强调未知的事物而非已知事物。这千真万确，而且科学家有很好的理由这么做。为了推进知识的进步，科学家们必须一直身处已知的前沿。当然，这里是很多事情都不确定的地方。但科学进步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来实现的，即试图在已知的前沿减少不确定性。这种特点常常使得科学家被公众视为“没谱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科学家们只是对知识的前沿不确定——这使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不断加深。科学家们不怀疑那些被很多研究重复证实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