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这才是心理学（七）(3)

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异同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道格拉斯·穆克（Douglas Mook）阐述了不同类型的研究要求的不同类型的预测。许多应用研究的目的是把研究结果直接与生活中的特殊情境联系起来。选举投票中的民意测验就是应用研究的一个例子。研究目的是预测一个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行为，在这个例子中，就是选举日的投票结果。由于研究结果是要直接应用于现实的，因此样本的随机性和情境的代表性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把应用型心理学研究看做典型的心理学研究是错误的。心理学（或其他学科，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如此）的大部分研究都有着不同于应用的目的。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理论。大多数研究的结果只能间接通过理论修改而被应用，这些理论与其他科学规律共同应用于一些实践性问题（Nickerson, 1999）。简而言之，大部分理论研究追求的是对心理过程的理论验证，而不是把研究结果推广到现实中的某一特殊情境中去。
主要目的为理论验证的研究通常被称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目的是把数据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但是基础研究则专注于理论验证。然而，仅仅根据某项研究是否有实践性应用来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很可能会产生错误，因为这一差别常常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逐渐消失。应用研究的结果会很快得到应用。但是没有什么能比普遍的、准确的理论更具有实用性了。尽管很多科学家进行理论或实证研究的初衷并非解决具体的实践性问题，但他们发展出的科学理论或研究结果最终都解决了现实世界的许多问题。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不胜枚举。
历史一再证明，（通过让科学家解决特殊的实践性问题而）试图控制科学发展方向只能阻碍发展进程而非促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急于让科学家们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让其考虑“其他事情”（基础研究）的做法被证明是最不切实际和目光短浅的，因为通向实际应用的道路充满着不可预知性。为了研究关节炎，得克萨斯西南大学医药研究中心的一组研究人员试图通过遗传的方式培养一批患有关节炎的老鼠。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老鼠同时也出现了类似溃疡性肠炎的肠感染（Fackelman, 1996）。科学家们从此拥有了研究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Fackelman, 1996, p. 302）。无论这些科学家是否在关节炎（原本想研究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现在看来他们似乎在溃疡性肠炎和克罗恩病（即节段型肠炎）的治疗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间接性关联的取得在科学中比比皆是。
辉瑞制药（Pfizer）发明伟哥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找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物（Gladwell, 2010）。
基础研究和应用之间的这种间接联系让人难以理解。基础研究似乎与现实问题相距甚远，基础研究也因此容易受到讥讽。20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William Proxmire）选出了一些题目听起来比较奇怪的基础研究，并认为这是政府资金被浪费的证据（Benson, 2006a；Munro, 2010）。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沦为笑柄的是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而不是研究者。普罗克斯迈尔参议员因为名字听上去愚蠢而选出的研究（例如“猴子为什么紧咬牙关”），被反复证明引领了理论进展或实践应用。例如，猴子紧咬牙关的研究使得紧张这个概念操作化。这对政府机构客观评估人们在密闭空间（如外太空或潜水艇）进行作业时的紧张程度有极大帮助（Benson, 200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