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这才是心理学（七）(4)

被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嘲笑的研究最终证实为真正有用的，这一幕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再次上演。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嘲笑蒙大拿州关于熊DNA的研究（Krauss, 2008）。他的竞选搭档莎拉·佩林（Sarah Palin）批评这类研究在法国巴黎进行的“果蝇实验”，认为这无关公众的福祉（Krauss, 2008）。提及这些研究，或许能够成功地迎合人们的观念：科学就是浪费钱，但不得不说他们也太会选了。熊的研究被证明是受联邦濒危物种法案委托，在来自美国地质调查、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服务机构、蒙大纳州鱼类和野生动植物及公园服务机构的科学家们的推荐下进行的。所有这些机构都认为，研究者所查明的熊的数量和位置，对于保护濒危动物极为关键。
佩林的选择尤为糟糕，简直具有讽刺性。首先，法国的实验室是受美国农业部资助，因为在加州遭受橄榄果蝇虫害之前几十年，法国曾爆发过同样的虫害（Krauss, 2008）。对美国来说，控制橄榄果蝇虫害就有即时的经济收益。更讽刺的是，佩林的演讲还部分涉及联邦残疾人教育法案，而她自己就有一个存在智力缺陷的孩子。果蝇曾是（并将继续是）基因研究领域一个关键活体组织——该领域与被归入联邦残疾人教育法案保障范围的各类残疾的诊断和治疗直接相关。
自从那次竞选开始，政治家们总是为了表现得与众不同而去炫耀他们对科学运作的误解。俄克拉何马州参议员汤姆·科伯恩（Tom Coburn）抨击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社会科学诸多分支，这一基金为研究对理解经济非常关键的行为经济学工作提供资助，并且把资助给诺贝尔奖得主（Cohen, 2009）。他挑出一些他认为具有“滑稽”标题的科学项目进行批评，包括涉及一些有效的冷冻大鼠精子方法的一个项目。毫无疑问，他通过让选民嘲笑“老鼠精子科学”在俄克拉荷马州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但是最终沦为笑柄的是他自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主任在听证会上回答了“为什么会有人把钱花在冷冻老鼠精子上”这个问题。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Dr.Francis Collins）解释说：“我们用这些非常有价值的老鼠种系，这些种系代表了人类疾病的特殊模型，比如高血压和心脏病…
…你只需仅冷冻老鼠的精子，当需要的时候你就能重新创造那只老鼠，这会为你节省一大笔钱。知道如何高效地做这件事是一笔很划算的投资。当然，没人会用心了解做这件事的原因。人们只是觉得这听起来很怪异，感觉像是在浪费钱。”（Boyer, 2010, p.62）科学发现包括把科学的不同领域的发现整合起来，这种联系常常在外行人眼里不那么显而易见。
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一些研究是为了直接预测某一特殊情境而设计的，但大多数科学研究仍然是用于验证理论的基础研究。怎样把研究结果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呢？从事应用研究和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者们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前者会这样回答：“直接应用，只要实验情境和将来要应用的情境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就可以了。”因此，被试的随机取样和实验情境的代表性都会影响结果的应用。然而，进行理论检验的研究人员会这样认为：“研究结果不会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将结果用于具体的环境条件。”因此，这类科学家并不关心研究的被试与其他群体有多相似，也不关心实验情境是否反映出某些真实生活的环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研究结果对现实世界没有意义呢？不是的。这些研究结果不直接应用于某一特殊情境，而是应用于理论。这种理论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和其他科学规律相结合，共同解决某一特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