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这才是心理学（八·上）(3)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心理学，一个新的理论如果否定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那么它将无法在心理学中立足，因为它无法兼容行为科学中的其他知识。回忆第6章中对“辅助沟通疗法”的讨论，它之所以不能“治疗”自闭症语言障碍，是因为它打破了关联性原则——如果治疗有效，它将会要求我们重建神经病学、遗传学和认知心理学领域内的知识。这一假设性的疗法与科学中的其他知识没有任何关联。
有这样一个来自心理学的例子。假设有两种疗法被开发出来，用于帮助有严重阅读困难的孩子解决其问题。两种疗法都没有经过实证性的检验：第一种，疗法A是一个训练程序，目的是在音位水平上促进儿童对语言片段的认知；第二种，疗法B通过让孩子蒙上眼睛走平衡木，以训练前庭器官的感受性。
疗法A和疗法B在一个方面上是一致的 ——它们的效果都没有经过直接的实证检验，二者反响都不好。然而，其中一种疗法在关联性原则方面是占据优势的。疗法A与研究文献中的广泛共识具有一致性，在这些研究文献中提到，具有阅读困难的孩子受到阻碍，是因为孩子还没有发展出足够的对于语言片段结构的认知（Snowling & Hulme, 2005；Wagner & Kantor, 2010）。疗法B没有和任何相应的学术共识发生关联。这种关联性的差异预示疗法A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即使二者都还没有经过直接的检验。
“跃进”模式与渐进整合模式的比较
把爱因斯坦式的革新视为科学典型的倾向，诱使我们误以为所有科学进步靠的都是重大飞跃。问题就在于，人们倾向于将这些例子泛化成一种观念，认为科学进步理所应当是这样产生的。事实上，很多科学领域的进步靠的都不是某一个突然的突破，而是由一系列构不成重大影响的停顿及前进之间的反复组成的。
科学工作的不确定性是大部分公众所意识不到的。科学实验很少能完全确定某个问题或支持某一理论，从而排除其他理论。新的理论也很少能够全面超越所有先前存在的相互竞争的概念体系。很多问题的确定并不像科学电影里所描绘的那样，由一个关键实验所决定，而是要等到科学界逐渐开始有了共识，认为支持某种理论的证据比支持其他任何理论的证据要有力得多。
科学家所评估的证据不是来自某个设计得异常完美的实验的数据，与之相反，科学家往往需要去评估来自几十篇实验论文的数据，这些实验各有瑕疵，但每个实验都能提供部分答案。科学发展的这种渐进模式受到阻碍，正是因为爱因斯坦综合征在公众中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为所有科学都和物理学一样，因为对于物理学来说，科学进步的跃进模式或许是最适用的。
想想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突飞猛进。这些进步的产生不是因为一个爱因斯坦式的伟人在关键时刻现身，然后搞定了一切。而是，数百个存在瑕疵的实验所产生出来的数十种灵感和洞见，促成了现代生物学的整合。这些进步的发生，凭借的不是革命性地重构一些重大概念，而是几种能站得住脚的不同解释进行长期与反复的交锋和对峙。经过十几年没有定论的实验、无数次的理论构思、争辩与批判，科学家们终于弄明白了基因到底是由蛋白质还是由核酸组成的。但不是通过一次跃进式的改变，他们就达成了新的共识。原子核的发现者恩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强调了关联性原则的重要性：“科学家不能仅仅依靠一个人的观点，而是要依靠千万人的智慧。”（Holton & Roller, 1958,p. 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