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2)

而我们，就是“外省人”，是这一切恶意的承担者。还来不及在“外省人”这个苦涩的冠冕之下稍稍喘息，父亲，成为众多减员退役的军人中的一个，虽然他得到安抚，因为退役而获得晋升，成为大尉，但是，退役金却如此之少，少到不够一个大尉维持他的尊严、体面。我们离开了，离开云林县，来到高雄南边的屏东，那里，“外省人”要更多一些，我们聚在那里，像一群被淋湿的、惶惶不安的鸟，互相做出保证，说风暴不会再有，全然不顾外面是更广的荒野，更大的不安。那是1955年。 呵，1955年，我的记忆里都有些什么呢？我所有的关于这一年的记忆，都是别人给予的，他们说，在这一年，我的父亲投入全部积蓄和退役金，还有借来的钱，开了那家粮店，那家短命的、引人发笑的、流泪的、让人失望的粮店。最开始，这像是一场充满信心的赌博，每个人都以为，粮店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但是，作为“外省人”的种种不便在这时候显露出它的力量，语言障碍，长年在军队生活所形成的闭锁、无知、莽撞，以及曾经担任军官这一经历所赋予父亲的刚愎自用、不听劝阻和肝火旺盛，使得粮店始终存在于某种阴影之中。
一年之后，粮店倒闭，我们，陷于沉默。 除了离开，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离开了，这一次，我们所到的地方，是台北县芦州乡。父亲没有找到工作，而且，从那以后，也没有获得一份能够被称为“工作”的东西。他来到空军炮防所属下的第93乐队，一个挂着军队的招牌的民间乐团，成为其中一员，唱京剧，有时摆弄乐器，观众，是那些来自大陆的军人。这样的收入是微薄的，因此，他们还不得不出入酒吧和小饭店。从此，怒吼、争吵、谩骂、诅咒，成为这个家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所有的伤害，都从这一句开始：“老子赚钱养家……”。我逐渐长大，逐渐怀疑生命，逐渐懂得把这个男人看得清澈透亮。我的父亲，直到老年，也还是孩子，他仓惶地长大，又在没有准备的时候成了父亲，他不懂得处理亲密关系，不懂得生活，生活，使他措手不及，我们，三个哥哥，我，弟弟，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我们，把他逼成了父亲，使他要去扮演自己力所不能及的角色。
生活，是一件可怕的事。那时，我已经知道。而更可怕的是，生命并不是由我们所选择，而我们却要承担一切后果。 我的母亲，是这一切的安慰，是凄凉岁月中一点淡淡的火红。 她是一切。我无法说出的一切。 是的，我所至爱的，我总是无法说出，无法写出，我没有言辞。 母亲总是安静的，逆来顺受的，即使有些时候她感受到了愤怒，她也总是把它归咎于命运。她总是微笑，总是谦和，总是在父亲面前为我们辩解，总是在夜晚打开大门，迎接醉酒的父亲，并且向送他回来的人连连致谢。母亲总是安静的，不是用安静来对抗，而是用安静来平衡自己所感受到的伤害、痛苦。除了在那些时候，除了在她歌唱的时候。当那些黄梅戏和山东小调从她嘴里吐出的时候，生活忽然变得不那么难挨，在黄昏，清晨，晚上，或者临睡前，她总是喜欢轻轻地唱起那些委婉的小调。我也就是从那时候，喜欢上这种歌唱方式，喜欢上那种旋律，而这种旋律，从此将贯穿于我全部的歌唱生涯，至死方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