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4)

我也终于长大，十三岁，十四岁。我十四岁。这个过程如果拍成电影，也许只需要几个镜头的转换，第一个镜头，幼年的我在舞台上歌唱，第二个镜头，热烈鼓掌的人们，当镜头再次移回到舞台上的时候，我已经成长为少女，而歌还是同一首歌。如果拍电影，就只需要这样简单的、缺乏想像力的一组镜头，然而，只有我才知道，通往“成长”的路是何等漫长，那是无数个日日夜夜，无数次忍耐、盼望、等待，无数次在黎明到来时的猛醒延伸而成的。十四岁，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知道，和六岁相比，我至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实了。 音乐，不能不谈到音乐。在我逐渐成长之中，台湾的音乐也在变化之中，这些，我一一经历。在日本人占领这个岛屿的那些年里，在1945年之前，台湾人的歌是被称为“南管”的民谣和被称为“北管”的打击乐，还有，那些被称作“那卡西”的日本风格的音乐，最后，就是那些被称作“时代曲”的大陆40年代的歌，《解语花》，《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秋水伊人》，《碧玉簪》，《苏州河边》，《春江花月夜》，《梅娘曲》，《钟山春》，《流水落花》，就是这些歌，它们在每一家，每一巷，每一个人心中流传，在暗夜里，像是一股不易被察觉的、温热的瘟疫，从这颗心过渡到另外一颗心，似乎还粘附着上一个人的体温，就这样，在流传的过程中，它逐渐挟裹上许多人的体温，逐渐变得富有灵魂，是啊，歌就是这样，必须要流传，必须要经过许多颗心的过渡，才能真正完成，才能真正造就它的深厚。
那时候，我就知道。可是，台湾人，没有自己的歌，那些民谣，那些小调，太单薄，太闭锁，担当不起“流传”的重任，只有在蔓延的过程中逐渐流失，逐渐失去光彩，像流水渗进它所流经的土地，50年代，又有些什么呢？因为美军的驻扎，我们有了英文歌，在俱乐部，在歌厅，人们用并不准确的发音争相唱着英文歌，似乎那意味着一种带着笑容的靠近，我们那风险莫测的未来也许会因为这些英文歌而变得明朗一些。就是这样，日文歌，英文歌，时代曲，台湾人没有自己的歌。 我就是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人中的一个，从幼年开始，从还不明了那些歌的含义开始，我就在唱着它们，成为“流传”这个过程的一个延续者。那时候，如果你在台北，如果你去过那些夜总会，你也许会看到我，梳着奥米加发型，穿着迷你裙，百摺长裙，在灯光迷离的舞台上歌唱，《人隔万重山》，《花落谁家》，《断肠红》，《郎是春日风》，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当，人们在想，啊，她真是应该唱歌，她天生适合这种发型，这种衣着，她天生适合歌唱，适合爱恋，适合被欣赏，她就是为这里生的。
是的，歌唱，我逐渐了解到歌唱对我的意义，当你在舞台上，当你成为整个场面的主人，掌握着管理人们欢喜与悲愁的钥匙，让人们安静、鼓掌、悲哀，你就会错误地以为，你是某个世界的主人，或者，在某一刻，你是某个世界的主人，在那里，你成为另外一个人，光彩照人，仪态万方，没有现实的悲愁，而人们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们需要一个人成为他们没有实现的愿望、没有表达出的感情的代言人，久而久之，你也许会错误地认为，你真的是某个世界、某个领域的主人。我需要的，就是这种错觉，这种变成另外一个人，这种自己能够控制些什么，表达些什么的错觉，在那里，我忘记了自己。 我忘记了自己，忘记了现实。忘记了父亲和酒吧和饭店签订的那些没完没了的合同，那些合同告诉我，我必须在某年某月，在某个地方唱歌，很多这样的合同，就意味着我必须同时在某些地方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