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3)

我总是随着母亲一起轻声哼唱，开始我们怕让人听见，总是尽力控制我们的声音，但慢慢地，歌唱的快乐压倒一切，我们开始不那么羞怯了，于是，我们开始大声唱歌，仿佛其中有无限的快乐。那天，当我们的声音逐渐变得大起来的时候，父亲的同事，93乐队的指挥，李伯伯送醉酒的父亲回来了，他显然是已经听我们唱歌很久了，他问我，刚才唱的，是一首什么歌呢？《天仙配》，我说，他要我再唱一遍刚才的歌。我唱了。第二天，他向父亲提出，希望我能和93乐队一起演出，父亲立即答应了，母亲的强烈反对也没能阻止这件事。从此，六岁的我，也出现在兵营、酒吧、饭店，开始了我的演唱生涯。从那天起，从我第一次走上舞台开始，母亲就成为我的保护人，无论我到哪里唱歌，她都紧随在我身边，一直到很久之后。 没有人能够回答为什么他们心甘情愿地让一个六岁的孩子置身于此种境地，一个六岁的孩子，女孩子，出现在那些对成年人来说也不算名誉的场所，一次次站在舞台上，等待过门结束，唱起那些让人思乡的歌。
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让她置身于这种培养虚荣情绪的地方，在难以分辨真伪的掌声和喝彩里，逐渐成长。没有人回答这些，而当一切成为习惯，不合理的也就成为理所应当，人们变得视而不见，并且习惯于等待一个六岁的女孩子出现在舞台上，并且在一曲结束时，鼓掌，喝彩。是的，93乐队的演出邀请函增加了，父亲的叫骂减少了，而后者，是远比生活本身以及在酒吧演唱这种现实更加难以忍受的东西。时间在流逝，军队在裁员，93乐队到军队演出的机会减少了，但演出并没有减少，93乐队更多地走进酒吧和饭店，更多地走进那些充满酒鬼的喧闹、划拳声和斗殴不断发生的地方。在最天真的年代，我就这样获得最不天真的经验。而每当演出结束，母亲总是紧拉着我，穿过马路，街巷，广场，赶往下一个演出场地，或者回家。街上车来车往，种种嘈杂汇成一片，我们惊慌地穿越马路，庆幸自己又躲过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劫难。
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我依然清晰地看到这一切，看到那个六岁的女孩和她的母亲站在车辆横行的路中央，站在霓虹、寒冷、泥泞和春天的中心，被人生质问，而我却无法回到过去，无法对她们施以援手。她们还将向不可知的未来走来，还要走很远的路，还要经历很多的艰难，每一步都充满痛苦，我知道，因为那是我所经历过的。 即便是在学校，我也没有快乐过。在那所叫芦州小学的学校里，还是有着“外省人”和 “本省人”的区别，而且， 成人世界的种种仇恨、歧视，如果蔓延到孩童的世界，往往会变本加厉，而且更加没有掩饰。我的口音、我的穿着，统统成为被取笑的对象。他们常做的游戏之一，就是把我的头发暗暗绑在椅子上，然后躲到一边，等待下课起立时，我站起来时发出惊叫，于是，他们笑了。这样的游戏做过许多遍后，他们终于厌倦，那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停止，那只是说，又有新的游戏在等待我了。
有的时候，事情看来要向好的方向变化了，有人准备接近我，并准备和我成为朋友的时候，其他人就会怀着恶意起哄，仿佛试图接近我的人违背了某种邪恶的天条，于是，任何好意都会悚然后退，并消失无踪。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美丽的，像一切成长之中负载过多的孩子一样，我的容貌和言行举止是过于老成的，在多年的不能够舒展的生活面前，我又是少言寡语的，那是我的“蛹”的状态，而蝴蝶还没有破蛹而出。但我在逐渐长大，七岁，八岁，九岁，十一岁，十二岁，那是1965年，在93乐队李先生的极力主张下，十二岁的我参加了台湾金马唱片公司和“台湾中华电台”举办的通俗歌曲大赛，并且成为冠军。 我还记得我所唱的是哪首歌，即便是在事隔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让我来唱给你听，那是《采红菱》：“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呀采红菱……”。 我在逐渐长大，我在期望成长，长大，对我而言，并不意味着有美好前景在等待，而只是让我更有能力承担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