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7)

这是那时候的宣传。 由此，我知道人心相隔，没有人能够真正互相了解，在许多年里，人们总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塑造我，在他们看来，我是个稳妥、温和、成功、顺利的女子，我的经历充满温馨与爱。没有人愿意知道真相，人们总是喜欢那些使自己感觉安全、温暖的事物，有意无意回避着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真的，人心相隔，没有谁能够真正被人了解，而我，就更不应该有这样的奢望。 在很多年里，我一直不明白，是我成全了那个时代，还是那个时代为着成全我，为了终于能给我提供一个恰当的舞台，而发生战乱、流离。是的，60年代，没有人能够为台湾人的将来做出保证，人们可感知，可以确定的，只有眼前的一刻，军事对峙，军事管制戒严，人们对政治终于灰了心，快乐成为惟一的政治。我就在那个时候登上舞台，沉湎在自己营造的小小的桃花源里，全然不顾外面是清寒的，炯炯的秋天。
但是，敲门声终于来了，是谁在敲门？打开门看一看，四处都是荒野。 1968年，新加坡总统夫人游莎芙邀请我为当地的慈善演出演唱，地点，是新加坡的国立剧场，时间，是1969年的春天。那是我第一次接到国际性音乐会的邀请。可以想到，我是怎样充满成就感，几乎在接到邀请的同时，尽管离演出举行还有那么长时间，我已经在筹划这次演出的曲目，服装，还有，出境申请。 就是出境申请。是的，我永生难忘。 提出申请，经过审查，对个人，对家庭，对那些依然留在大陆的亲戚，对这一切进行审查。然后，是交换条件。和一个15岁少女的交换，真是羞耻的，让人愤怒的，不容抗拒的。我以为，这一次，也和多年以来，在酒吧，在饭店应付那些醉酒的，或者不怀好意的客人一样，只需要敷衍，或者借助他人的势力，就足够应付，就足够驱散阴影，我没有想到，这一次，我面对的不是醉汉，而是醉醺醺的、不怀好意的命运。
我答应他们了吗？我答应了。我得到出境许可。我交出我的一生。 70年代在某个早晨来到，尽管远处山上的芒草依然在阳光下闪着亮光，河水依然缓缓地流动，并且在某个地方转弯，尽管“70年代”只是人们赋予那原本没有刻度的时间的，但是，总有些什么不一样了。 “民歌运动”在这个时候出现。开始，我只是观望。尽管我满心都是投身其中的热情，但我始终没能成为其中一员。 但是，歌，是没有罪的，它不会因为人的疏远，无法了解和互相信任而变得面目不清，它是一直在那里的，听任每个人走近，诠释。黄昏，夜晚，无论什么时候，我怀着一种不被允许的喜悦接近了民歌，“钟声响了我依然凝望着那白纱窗……”，“琴声疏疏注不盈清冷的下午……”，就是这样容易，它们击中我的心，猝不及防， 尽管我和创造它们的人如此疏远，不相协和。 这种微妙的敌意一直持续到许多年后，张艾嘉，席静婷，也许还有别的人，将高谈阔论，关于我，关于我这个在他们心目中过气的人物，我对此充耳不闻。
我因为他们的歌而尊敬他们，即使这种尊敬从来不被接受。 这是70年代，事物越来越多地呈现，没有预谋，没有先兆，对事物的纷繁印象充斥着我的生活，虚妄借此也终于变成真实，我也观察到属于“真实”的那一切，树叶的暗影，花朵在一天之中的变化，有时候，这种观察只在我生活中占据了一刹那，我只是俯下身，把脸向它们靠近，但却觉出不可抗拒的踏实，我也觉得惊奇：我触手可及的事物竟然并没有消失。 1970年，在我的日程表上排上了拍电影。第一个角色，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我在电影《谢谢总经理》中，扮演一个和我的性格、年龄接近的角色，我只需要比较真实地显现真实的我面对剧本中那些情节时应有的反映就可以，这真的没什么难的，我只需要对着镜头天真地笑，露出牙齿，并且停留几秒钟，接下来再对着男主角笑，并且掠动头发，不断重复这一套。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我只需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