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略萨诺奖演说：献给阅读与虚构的赞辞(4)

事实上，这样的看法一旦在民众的感受和意识中扎根，民众就变得难以操纵，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心甘情愿地接受刑讯官和监狱长的谎言，不再轻易相信牢狱中的生活更好、更安全。
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座桥梁，让我们一起享受、痛苦、惊讶，跨越语言、信仰、习惯、习俗和偏见的障碍，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当大白鲸让亚哈船长葬身大海，在东京、利马、廷巴克图的读者都会扣紧心弦，与船长并肩战斗。当爱玛•包法利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妮娜纵身跳向列车，于连•索黑尔攀上绞刑架，当《南方》中的那位城市医生胡安•达尔曼走出潘帕草原上的小酒馆，面对流氓的匕首，或者当我们意识到佩德罗•巴拉莫居住的科马拉村的所有居民都是亡灵时，每个人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你信仰佛祖、孔子、基督、真主，还是不可知论者，无论你穿夹克、打领带，还是穿斗篷、和服、灯笼裤。文学在各种各样的人之间创造出共同的纽带，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昧在人与人之间树起的藩篱在文学面前黯然销隐。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恐怖，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是狂热分子，是自杀式恐怖分子，他们是一个古老的种群，相信可以通过屠杀赢得天堂，相信无辜者的血可以洗去集体的耻辱，可以匡扶正义，为虚假的信仰赋予真理。每天，全世界都有无数受害者成为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的牺牲品。集权帝国崩溃后，我们曾相信，共存、和平、多元价值体系和人权将日益巩固，大屠杀、种族灭绝、侵略和毁灭性战争将成为历史。然而，事情并未如我们所愿。在宗教狂热的刺激下，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野蛮以新的形式再度猖獗，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任何一小股自诩救世主的疯狂势力都有可能制造一场核灾难。我们必须面对他们、阻止他们、击败他们。这些人为数不多，但他们的罪行发出的喧响回荡在整个星球，他们制造的恶梦以其恐怖压迫着我们。我们不能容许自己受到这样的人的胁迫，不能容许他们把我们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获得的自由夺走。

我们必须捍卫自由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尽管有其局限，但它始终都意味着政治多元化，意味着共存、宽容、人权、法制、尊重批评、自由选举以及政权和平更替，总之，它意味着任何让我们脱离野蛮、向文学虚构出来的完美生活靠拢的东西——尽管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得那种完美的生活，那种生活我们只配在创造、写作和阅读中拥有。我们必须去面对那些凶残的狂热分子，以此来捍卫我们梦想的权利和实现梦想的权利。
我年轻时像我这一代的很多作家一样，是一位Marxist。当时，剥削和社会不公在我的国家、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愈演愈烈，我相信社会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药方。然而中央集权和集体主义最终让我幻灭，让我向着民主和自由的立场转变——这是我如今仍然努力坚持的立场。我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转变过程。我亲眼目睹自己热情支持的古巴革命最终变为苏联模式，成为专制的垂直权力系统；我听到了逃出古拉格铁丝网的异见分子的证词；我看到了华约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系列历史事件逐步促成了我的转变。我的转变也仰赖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雷蒙德•阿隆、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以赛亚•伯林和卡尔・波普尔，通过他们，我重新认识了民主文化和开放社会的价值。当西方知识分子要么出于轻率、要么出于机会主义而臣服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咒语，甚至拜服于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的血腥巫术时，这些思想大师表现出清醒的头脑和非凡的勇气，成为我们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