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 集体 与生后事

前言：在谈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时候，我们不得面对一个问题，死亡对于我们生存价值的重要性。如果死亡代表着我们主观经验的终结，那么我们还需要忌惮商业赋予我们的生存的意义么？在此篇文章中，我会提到两种对于死亡的价值观， 托马斯·内格尔（Thomal Nagel）的个人主义与塞缪尔·舍夫勒（Samuel Scheffler）的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来论证：
我们是否需要忌惮死亡。
死亡对于我们生存意义的启示。
1.1 畏惧死亡首先，我需要区分的一点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不在于死亡，而在于价值。我通过面对死亡来认识人的价值观。而自然的，我们需要首先明确一点：死亡是可畏的。但其可怖之处，不在于死亡本身。正如内格尔所言，“我们惧怕死亡不因为死亡本身的坏处，而在于死亡向我们索取了生存的可能性。“尽管我们会提到“死亡五部曲”，我们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最终接受。然而，当真正死亡来临时，我们的存在已而消失。所以我们很难认可任何人会受到死亡的“折磨”。确切来说，临终的苦痛，受到酷刑，或是极刑，都是剥夺生命带来的痛苦，死亡本身不带有任何性质，当我们存在时，死亡不存在，而死亡来临时，我们因而离去。不可能会出现死亡与我们的存在同时出现的情况。
令一方面来说，有人会认为我们惧怕未知，所以我们惧怕死亡。对于这一类观点，我不会在本篇文章中提及。
1.2 死亡与错误定位正如我们前言，如果死亡与“我”无法同时出现于世界上，那么这是否说明我们并无法认识到死亡对于我们所珍惜事物的剥夺？当死亡剥夺了我们的存在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经验，失去了与爱人共处的机会，失去了法律上赋予人的权力等等。但正因为”我“不存在，所以不再能认识到这种损失。
我可以利用内格尔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论证：如果一个名头显赫的匿名作家死后，他的兄弟代替他获得了名利与掌声，我们需要对于这种背叛进行指责么？如果他已而去世，他并不知道自己被背叛，而回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功利主义，似乎让他的兄弟更好生存下去才是能够得到更大利益的选择。
然而内格尔指出，当我们谈论死亡对于我们存在的剥夺，我们需要将死后和生前进行对比，仅仅是用当前状态，即死后，来作为参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对于先前的例子，我们可以宣称，如果当他的兄弟还未去世前，这种背叛需要被指责。那么在他死后，这种背叛仍旧是不可饶恕的。内格尔认为这种时间上的定位错误并不能改变死亡剥夺了我们所珍惜事物的事实。
2.1 死亡与生后事诚然，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死亡。（当然我们不会去讨论灵魂和死后世界的问题，不过我完全尊重并不会去争论任何认识论上的不同）在不会感到不悦的基础上，我想请各位读者首先通过描述来意识到最靠近死亡的状态，濒死状态。（我重申，在死亡降临时，我们的意识已而不存在，所以我们不可能想象死亡状态）我想简述菲利普迪克在《尤比克》一文中对于“中阴身人”的描写来具象化这种状态。“那里不存在时间，你存在于某种的虚空当中，没有任何坐标与参照物，你无法感受时间，你甚至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在这种空无一物的世界中，我们的存在似乎不再明显，因为我们失去了获得经验的机会。于是乎，内格尔提出了他经验主义与个人主义并列的观点：死亡剥夺了我们生存的机会，因为我们自身不再能获取新的经验，而正是这种对于空无一物的恐惧促使我们畏惧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