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心理.四》
不管原士兵在战前、战时是什么样的心理，在攻城略地一结束，伴随着种种束缚的解除，伴随着征发、掠夺的“抖羽毛”行动的开始，伴随着压制的彻底撤销，他们也就或多或少的认为，自己可以干不同以往的事了。
在某些人的潜意识里，他们是优等的，其余则不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这个地方什么都可以有，而唯一没有的，就是没有限制的出现地狱和制造暴行。
有关于这一段历史，我不再加以叙述。一方面我们大多已经知晓并了解，另一方面则是这一类资料实在是太多太杂了。
而制造地狱的这些原士兵们，在他们真真切切的参与暴行、亲历暴行、目睹暴行时，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原士兵谷山吉藏（时年83岁）回忆抓俘虏的场景：南京陷落后几天，在入城式举行前，货车上下来很多人，是中国兵吧。他们都穿着黑色的厚棉袄，我想他们是在哪被抓了给带到下关来的。从车上下来时，每个人都踉踉跄跄的，当中有几个人用手捧起浑浊的泥水喝，真是可怜啊，他们好多天没吃没喝了吧，我当时就想。
但是这样个人的怜悯之心，并不是人人都有，而且没什么用。至少在他们看来，自己也无可奈何。而且，这些人的命运也是清楚的，“他们全都眨眼间就死了。”
原士兵上冈光雄（时年85岁）说：我们第一个抓的人是中国男子，也不清楚他是不是当真干了坏事，就因为看起来很瘦弱。就和另外两人商量把他带回驻扎地，结果他好像成了有军刀的下级军官的试斩对象，当时抓他的时候，我想，真可怜，你短命啊。
原士兵佐藤睦郎（时年85岁）说：被扔下的婴儿在田里“哇哇”哭，日本兵往婴儿的口里撒尿，这太残酷了。我讨厌打仗杀人，目睹如此残酷的情形说：“不要做这样的事。”虽已竭尽全力，但绝对制止不了。所谓地狱就是地狱，太残酷了。
不管怎么想，甚至怎么做，都不会改变什么，“也觉得自己像立了功似的。”许多原士兵就是这样一方面为死难者感到可怜、一方面却莫名自豪的心理。
也有没有这种心里负担的人。原士兵冈崎茂（时年86岁）说：在南京，我砍了5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对死者的恐惧和屈辱完全没有感觉，这样的心理，对于某些原士兵来说一生如此。
也有想法独特的人。原士兵小川泰雄（时年88岁）说：我也见过那些一丝不挂、惨不忍睹的尸体，常常见到。看到尸体，我偶尔也会想，我们真是干了不得了的事情啊。对方已经死了，所以我就只装不知道。这样的“不得了”，想必自己也知道不是什么好事了。
对于暴行逐渐的习惯化，容忍化，甚至是全身心投入。即便有良知的原士兵，在厌恶反感的同时，也只能选择沉默或尽量不染指。当年的他们面对这些，以及现在谈论这些，同样是心情复杂的。
原士兵吉井光之助（时年88岁）说：说什么要尊重俘虏，这种话那时候我听都没听说过。听到的只有“杀”这道命令，自己干下了那样可恶的事，战争不管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都让人再也不敢去碰了。诸如此类的，有些原士兵不再为当年的“胜利”而兴奋，转而考虑别的问题，“我不愿让我的儿子参加这样的战争。”
但似乎有时候连这么想，都是不允许的，还要使自己去习惯。原士兵三木本一平（时年88岁）说：在句容时，晚上分队其他人都出去找姑娘，我认为“不能干那种愚蠢的事”，就没出去。突然，交叉着架起来的枪受什么震动倒了下来。听到这个声音，中队长就叫着“你这个东西”走了过来，因为我没去找，所以他很生气，当时我想，如果再说我就杀了你。
也许在句容，三木本还会这么想，那到了南京呢？“在南京，因为闲着没事干，就强暴了女孩子。”不需要别的理由，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不齿也就很快习以为常。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士兵田所耕太（时年84岁）说：进军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会变得粗暴……（强暴）干了50个人以上，现在想起来简直不是人干的事。自己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成了真正的畜生。上司们不会注意你的，因为自己也在干。
上行下效的刺激，生死一线天的战争经历，逐渐对地狱的习以为常，靠不住的民族优越感，以及自我心理的异常病变，似乎都成了原士兵们难以治愈的顽疾。
对于死者就是这样的心理，何况是对于那些幸存的活人。
原士兵佐藤五郎（时年87岁）说：去找姑娘，说一声“走吧”，我们就以这个为主要目的出发了，但我们绝不对日本女人这么干，因为是敌国女人，我们才那么干。也有人强暴老人，小女孩大概十五六岁，虽说是小女孩，可挺看得开的，也可能是害怕，老老实实的也没哭，可以在她们身上发泄。
原士兵坂田贞一（时年82岁）说：干活的是一般的苦力，补充兵和年纪大的人不能使用俘虏，没有上过前线的士兵也不能使用，因为对俘虏拳打脚踢是很随便的事，开枪打死的事对我们来说是干不了的。
对于受害者，仅仅是因为是“敌国人”，就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不止一个原士兵提到了这一点。相比于抢劫当地人的物资，以摧残侮辱代表所谓征服的性暴力则更加毫无理由，更加今人触目惊心。
在书中，有从事辎重运输的原士兵，他们或是运送弹药等直接关乎战斗物资的小行李，也有运送粮秣等不直接关乎战斗物资的大行李，以及照顾马匹的特务兵。
但是因为他们并非一线部队，因而地位地下，受步兵歧视，正如军中“辎重若是兵，蜻蜓蝴蝶变老鹰”说的那样，号称“征发”的掠夺、放火、强制劳动铺天盖地。
原士兵小寺忠雄（时年85岁）说：我们去当地中国人住的地方，强行把东西抢来，那里住着很多人。我们干的事的确很坏，“呼啦”一下进到一个大村庄，收集了很多东西，有猪、牛、食品，什么都抢，反正进去以后，好一点的东西全都抢，反抗就开枪，所以村里人也无法反抗。
的确是很坏，但是似乎并不影响是否考虑要停手，还是继续。
原士兵小岛三治（时年85岁）说：（我）也经常去征发，征发的东西嘛，有中国的食品，有饭有大米，还偷来鸡和猪宰了吃。因为日本兵经常偷，中国人就叫日本人“小偷”，但中国当时是战败中，我们也是为了生存，所以经常干这种事。
也许，极度轻视后勤补给，因而煽动士兵进攻国家首都以争取巨大的军功，在战斗结束后为了“生存”，而对自认为的“劣等人”进行掠夺补充，似乎还说得过去。
但是其他的行径就并不能就此一笔带过了。
在某些人的潜意识里，他们是优等的，其余则不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这个地方什么都可以有，而唯一没有的，就是没有限制的出现地狱和制造暴行。
有关于这一段历史，我不再加以叙述。一方面我们大多已经知晓并了解，另一方面则是这一类资料实在是太多太杂了。
而制造地狱的这些原士兵们，在他们真真切切的参与暴行、亲历暴行、目睹暴行时，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原士兵谷山吉藏（时年83岁）回忆抓俘虏的场景：南京陷落后几天，在入城式举行前，货车上下来很多人，是中国兵吧。他们都穿着黑色的厚棉袄，我想他们是在哪被抓了给带到下关来的。从车上下来时，每个人都踉踉跄跄的，当中有几个人用手捧起浑浊的泥水喝，真是可怜啊，他们好多天没吃没喝了吧，我当时就想。
但是这样个人的怜悯之心，并不是人人都有，而且没什么用。至少在他们看来，自己也无可奈何。而且，这些人的命运也是清楚的，“他们全都眨眼间就死了。”
原士兵上冈光雄（时年85岁）说：我们第一个抓的人是中国男子，也不清楚他是不是当真干了坏事，就因为看起来很瘦弱。就和另外两人商量把他带回驻扎地，结果他好像成了有军刀的下级军官的试斩对象，当时抓他的时候，我想，真可怜，你短命啊。
原士兵佐藤睦郎（时年85岁）说：被扔下的婴儿在田里“哇哇”哭，日本兵往婴儿的口里撒尿，这太残酷了。我讨厌打仗杀人，目睹如此残酷的情形说：“不要做这样的事。”虽已竭尽全力，但绝对制止不了。所谓地狱就是地狱，太残酷了。
不管怎么想，甚至怎么做，都不会改变什么，“也觉得自己像立了功似的。”许多原士兵就是这样一方面为死难者感到可怜、一方面却莫名自豪的心理。
也有没有这种心里负担的人。原士兵冈崎茂（时年86岁）说：在南京，我砍了5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对死者的恐惧和屈辱完全没有感觉，这样的心理，对于某些原士兵来说一生如此。
也有想法独特的人。原士兵小川泰雄（时年88岁）说：我也见过那些一丝不挂、惨不忍睹的尸体，常常见到。看到尸体，我偶尔也会想，我们真是干了不得了的事情啊。对方已经死了，所以我就只装不知道。这样的“不得了”，想必自己也知道不是什么好事了。
对于暴行逐渐的习惯化，容忍化，甚至是全身心投入。即便有良知的原士兵，在厌恶反感的同时，也只能选择沉默或尽量不染指。当年的他们面对这些，以及现在谈论这些，同样是心情复杂的。
原士兵吉井光之助（时年88岁）说：说什么要尊重俘虏，这种话那时候我听都没听说过。听到的只有“杀”这道命令，自己干下了那样可恶的事，战争不管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都让人再也不敢去碰了。诸如此类的，有些原士兵不再为当年的“胜利”而兴奋，转而考虑别的问题，“我不愿让我的儿子参加这样的战争。”
但似乎有时候连这么想，都是不允许的，还要使自己去习惯。原士兵三木本一平（时年88岁）说：在句容时，晚上分队其他人都出去找姑娘，我认为“不能干那种愚蠢的事”，就没出去。突然，交叉着架起来的枪受什么震动倒了下来。听到这个声音，中队长就叫着“你这个东西”走了过来，因为我没去找，所以他很生气，当时我想，如果再说我就杀了你。
也许在句容，三木本还会这么想，那到了南京呢？“在南京，因为闲着没事干，就强暴了女孩子。”不需要别的理由，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不齿也就很快习以为常。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士兵田所耕太（时年84岁）说：进军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会变得粗暴……（强暴）干了50个人以上，现在想起来简直不是人干的事。自己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成了真正的畜生。上司们不会注意你的，因为自己也在干。
上行下效的刺激，生死一线天的战争经历，逐渐对地狱的习以为常，靠不住的民族优越感，以及自我心理的异常病变，似乎都成了原士兵们难以治愈的顽疾。
对于死者就是这样的心理，何况是对于那些幸存的活人。
原士兵佐藤五郎（时年87岁）说：去找姑娘，说一声“走吧”，我们就以这个为主要目的出发了，但我们绝不对日本女人这么干，因为是敌国女人，我们才那么干。也有人强暴老人，小女孩大概十五六岁，虽说是小女孩，可挺看得开的，也可能是害怕，老老实实的也没哭，可以在她们身上发泄。
原士兵坂田贞一（时年82岁）说：干活的是一般的苦力，补充兵和年纪大的人不能使用俘虏，没有上过前线的士兵也不能使用，因为对俘虏拳打脚踢是很随便的事，开枪打死的事对我们来说是干不了的。
对于受害者，仅仅是因为是“敌国人”，就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不止一个原士兵提到了这一点。相比于抢劫当地人的物资，以摧残侮辱代表所谓征服的性暴力则更加毫无理由，更加今人触目惊心。
在书中，有从事辎重运输的原士兵，他们或是运送弹药等直接关乎战斗物资的小行李，也有运送粮秣等不直接关乎战斗物资的大行李，以及照顾马匹的特务兵。
但是因为他们并非一线部队，因而地位地下，受步兵歧视，正如军中“辎重若是兵，蜻蜓蝴蝶变老鹰”说的那样，号称“征发”的掠夺、放火、强制劳动铺天盖地。
原士兵小寺忠雄（时年85岁）说：我们去当地中国人住的地方，强行把东西抢来，那里住着很多人。我们干的事的确很坏，“呼啦”一下进到一个大村庄，收集了很多东西，有猪、牛、食品，什么都抢，反正进去以后，好一点的东西全都抢，反抗就开枪，所以村里人也无法反抗。
的确是很坏，但是似乎并不影响是否考虑要停手，还是继续。
原士兵小岛三治（时年85岁）说：（我）也经常去征发，征发的东西嘛，有中国的食品，有饭有大米，还偷来鸡和猪宰了吃。因为日本兵经常偷，中国人就叫日本人“小偷”，但中国当时是战败中，我们也是为了生存，所以经常干这种事。
也许，极度轻视后勤补给，因而煽动士兵进攻国家首都以争取巨大的军功，在战斗结束后为了“生存”，而对自认为的“劣等人”进行掠夺补充，似乎还说得过去。
但是其他的行径就并不能就此一笔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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