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枫：日本的集体主义是如何炼成的?(3)

再有，“村寄合”的决议是具有强制力的，其权威性不容置疑，也不需要上一级政府机构的认可。这一点，极为重要，也是村落自治的根本所在。如果，“村寄合”的决议不能被执行，其权威性就难以体现;个体视集体的命令如废纸，各行其是随心所欲而不受约束的话，集体就不成为集体了;如果，其决议需要上一级机构的认可，其自治性也就不存在了。
特别是，上级机构一定是更有权势的组织，引入上级机构，必然会打破村落中村民“原子化”结构所形成的均势;而没有均势，就没有公正。中国的乡村自治，之所以难以成立，就在于劣绅“朝里有人好办事”，动不动就有人到城里搬救兵，借助皇家朝廷、京城六部、省里要员，干涉乡村事务。比如，曾国藩丁忧期间，其村其乡其县的事务，都要看他的脸色。要不是曾国藩公正，其家族必然横行乡里，无所顾忌。而明末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之劣迹，恰好为一反例。
传统中国的乡规民约，是不具有如此效力的。
清末，顺天府宝坻县衙的档案里，可看到许多这样的上报、请愿文书。某村在《会同閤庄人等公议断赌》中说：“虽然立有罚束，诚恐有不法之人，暗生網利之心、私行勾引賭銭、不遵公立罚束、势必滋生事端。”所以，村民向县官请求道：“身等因公起见，为此公恳，叩乞，仁明老太爷，恩准赏示，晓谕通知禁止赌博，俾居民各务正业，则钧感大恩于无既矣。”村落内部合议之后，只有得到县官老爷的晓谕通知才能有效。
第五，“村八分”等特殊的乡规，强化了村落的一致性。根据违反村规的程度不同，村民将接受不同的惩罚，如体罚、罚钱、罚粮、没收财物、拆房子、扒屋顶、课以劳务等，其中，最严重的是“村八分”——全村与其断绝外交关系的惩罚——除去火灾、丧事之外，其他八个方面：冠、婚、病、出生、死人周年、旅行、修房等，都得不到同村人的帮助。
如此，陷于“村八分”的家庭，等于被驱逐到了一个孤岛之上，被全社会所抛弃，只能自生自灭。其他家庭就再也不会与其通婚，这不等于是宣判了该家庭的死刑吗?因此，对日本人来说，“村八分”是最令人恐惧、最残酷的惩罚。由于村落空间有限，每人的一言一行，都在他人的视野之中。如果做了丢脸的事情，必然是无地自容。从众、合群、和大家保持一致，遂成为一种日本人不可动摇的行为规范。
“村八分”，是一把利剑，其巨大的威慑力，使得没有人敢于和众人对抗，没有人敢于和集体对抗，没有人敢于不遵从集体商议的村规。成人，可以忍受孤独，孩子则不然。一个没有伙伴、没有朋友、没有游戏的孩子，是不正常的，从孩子的未来考虑，也没有一个家长敢于和全村落对抗。
第四和第五，不能割裂。也可以说，是村落管理的“两把剑”——第四，是温柔之剑;第五，是冷酷之剑。凡事，先用“温柔之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绝不强求，一定要获得所有人的认可，方才形成具有强制力的集体共识。因为有了“温柔之剑”，才奠定了“冷酷之剑”的坚实基础。如果，你连自己认可的事情都不作，连自己认可的规则都不遵守，对你也就没必要客气了，只好动用杀威棒，矫正一下你的坏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