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逻辑转换（下）(2)

四
有关通胀与通缩方法的优点，以及它们对偏爱表达方式的颂扬就到此为止。或许思考一下现代实证主义分析学派所钟情的“原子”命题的本质，会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这种命题是长期以来备受两大方法器重的命题之一。按说，它们可谓是逻辑这一高层建筑中的最低层，它们能有什么独特的属性？它们应该是根本的、不能再进一步简化了的、其他一切必须依靠的“知识基础”；因此，它们应该是简单的、明确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方式更能直接、无误地反映现实的本质；否则，它们会失去特权地位，不再是金条，否则其他可被理解的表达形式的主张就可获准成为哲学的法定货币。如此说来，如果它们要正视现实，那需要怎样的特征呢？
它们必须拥有的一个属性就是，能以被排除其非真实性的方式而为人所知；它们必须是绝对安全的。它们在日常说话中或许并不常见，而且一旦真被人说出口的时候还难免看起来，或听起来显得笨拙、粗野；它们可能被证明是十分肤浅并乏味无趣，它们还可能在正常交流过程中几乎派不上用场；但是，它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属性，也是其他表达类型所无法对人吹嘘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绝对的、不可再简化的；它们，而且也只有它们，可以完全接受任何理性人的考验，这在它们看来不过是一场娱乐，而且它们一定会是所有其他知识的基础——这当然是对它们甘于乏味和平凡的充分奖赏。
它最好去检查一下其中一个卑微而又必不可少的实体；让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例子，断言说“书在桌子上”。这不行；很明显，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按照有关要求，这个句子不是“安全的”，也不是“基本的”。它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或许被一个或几个感官所误导。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或许不是书，也没看到托着书的是一张桌子。按照由来已久的做法，若要使用经验哲学家们于二十五年前教给我们的严谨方法，我们开始“还原”过程，让这一过程引导我们发现什么将不能被进一步削减。我们不能说桌上有本书，我们必须说“有关书本的数据被有关桌子的数据包围着”——其余一切都是归纳的，是不确定的。但这还是行不通。我们说“有关书本的”，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说“有关桌子的”，又是什么意思？这些数据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现？会出现多久？
我们到底是对谁说这些话？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些话在传达我们想要它们传达的信息？为了完成这一计划，一切不确定的因素（即可能被证明为非真实的）都必须被无情地删掉，不管剩下来的多么贫乏；因为要求的不是内容丰富，而是真理，特别是准确无误。因此，我们继续这个削减的过程。
削着削着，我们就不得不说，当我们说“有关书本的”和“有关桌子的”，我们的意思是想说与这些词语所定义的标准模型足够接近的东西。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数据能够完全符合书或桌子的标准模型吗？我们要如何才能知道答案？难道我们必须要假设我们的记忆是准确无误的？难道这不会让我们要去做我们最想避免做的事？难道我们要提到过去、我们过去经验里存在过的实体？而那些实体“此时”又不在场，没有“在我们眼前”？可是基本句子之所以被造出来，就是为了要描述那些数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删减；我们的记忆可能会犯错，而那些所谓过去的数据也没有出现；如果我们要给“有关书本”和“有关桌子的”合适的意义，我们就必须不再求助于这些词语的标准模式，而是要相信，无论是对是错，这种数据确实曾经实实在在出现过。通过“有关书本的”和“有关桌子的”，我们要表达的不再是与标准书、标准桌子相似的外形，而是我们相信它们可以与之相似的数据。